2024年03月01日 星期五
远行帖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作者:汗漫  时间: 2022-11-29

  

  1

  每每读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这一句,就回想起我的青春。

  二十岁大学毕业,我在中原西南角的邓州小城,生活五年。小城有一条“三贤路”,纪念与此地存在关联的范仲淹、韩愈、寇准三位前贤。他们曾居庙堂之高,又因奏文与谏言而罹祸,贬放江湖,路过邓州(韩愈)或者任职于邓州(寇准、范仲淹)。三贤路上,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灯,像他们的手,为一个后生指出怎样的前途?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绿灯肯定,红灯否定,肯定与否定之间,是黄灯闪烁其词、犹疑不定。

  庆历六年,亦即1046年,范仲淹因庆历新政失败贬放邓州,建花洲书院,兴学启蒙,赈灾济贫。旧日同僚滕子京,于庆历四年(1044)春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邀范仲淹写文章以志纪念。凭一卷寄来的山水画《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朝思暮想,终于有《岳阳楼记》问世,共计三百六十八字,如鼓振雷动。从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座右铭,也成为邓州在报纸、电视、广告中推介自我的警句。

  前一年,范仲淹尚在汴京,读到三十九岁的欧阳修贬放滁州后的新作《醉翁亭记》,击掌赞叹:“后生可畏!”反复吟诵其中两个关键句:“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天下忧乐观”,与《醉翁亭记》中“乐其乐”的感喟,贯通一致。岳阳楼,醉翁亭,各选择一个正大士子,与其彼此映照、共臻不朽。

  我没有范仲淹、欧阳修那样耀眼的才华,也没有一个好知州的情怀和醉意。在邓州,一间单身职工宿舍内,双人床靠墙一侧堆放着聂鲁达、里尔克、奥登、布罗茨基们的诗集。书桌右侧,是一叠《星星诗刊》《诗歌报》。脚边有废纸篓,像郁闷的胸口,吞下废弃的诗稿和幻想。既出入于各种脸色构成的现实,又沉湎于分行的诗歌写作——这两者间,似乎存在一种“古老的敌意”,我站在哪一边?迷茫。自我冲突,像没有红绿灯、事故频发的十字路口。头发蓄长,衣服邋遢,惹上司叹息:“诗人气质啊……”那大约是一种危险、不及物、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气质?

  范仲淹的灵魂,大约在邓州街头与我屡屡相遇,但不会满意一个后生的情状。他摒弃小我情绪,无论得意与失意,不管少年与中年,始终以辽阔地平线作为大我的边境线。邓州三年间,他率民众引水修渠,抗旱除涝。五谷丰登时节,与宾客歌舞庆祝。“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他此时写下四十余首农事诗、田园诗,对米酒的赞美,占据一大半比例。那些米酒,通过诗句将美名流传后世:“邓酝”“千日醇”。

  一条湍河,湍急地流过小城。河水清澈,曲醇厚,这是酿制邓酝和千日醇的秘诀,范仲淹在诗文中给我留下如此信息。我在邓州若干酒坊与酒楼晃荡,没看到这两种牌子的美酒。湍河略显得失意,在小城西边徘徊出一个大弯后,向南注入汉水,与自西而来、流经岳阳楼的长江融汇为一,抵达下游的入海口。许多年后,我客居于入海口处的上海,大局已定,像一条溪流,终将消失于苍茫汪洋般的晚年。

  写作《岳阳楼记》那一年,范仲淹五十七岁。此后,别邓州,赴杭州任职,日益远离汴京这一政治中心。1052年,六十三岁,死于北归赴任途中,葬于洛阳东南的万安山——那里是他母亲提前入睡等待儿子的地方。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2

  2020年12月,我去汨罗江,参加“屈原国际诗歌节”。

  正是屈原,在汨罗江边,为汉语贡献“流亡”一词。于是有了庾信、杜甫、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等一代又一代的著名流亡者。

  这是一次由五月推迟到岁末的诗会。汨罗江上不见龙舟,街头巷尾自然也没有艾叶与粽子。诗人相聚,眉目间,忧郁多于欢快。我们居住、开会的宾馆,每天清晨处于大雾围困中。一派茫然。

  屈子祠内,微雨中,乌桕树叶落一地,像破碎的金子。不同国籍的诗人,列队站在一尊冷峻的塑像前。烛火高大,迎风含泪。编钟声里,十多位当地老人组成的合唱队,用楚语吟诵楚辞,我听不懂。抬眼看电子屏幕,屈原的句子波浪般滚滚而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这一瞬间,我想起范仲淹,遂确认其“天下忧乐观”、欧阳修的“乐其乐”,乃至一切中国士子精神的源头,在屈原,在汨罗江。

  768年,杜甫携带妻儿乘小舟,顺长江而下,出夔门,过江陵。兵荒马乱,穷愁潦倒,寻找返回中原的契机而不得,反复离岸上岸。登岳阳楼,眺望苍茫北方,泪流满面。下楼,复乘舟,来到汨罗江、屈子祠,也从这一尊塑像、满庭乌桕树,获得一丝慰藉。770年,死于岳阳境内的平江。遗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抒发家国忧思之情,短句蕴长恨:“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十七岁的儿子杜宗武,拿着这首诗,向县衙求助。

  屈原诗歌节结束后,我去平江小田村,祭杜甫,同样是惨岁阴云天气。

  杜宗武在父母去世后,一直将两具遗骸暂存于小田村,以待将来抚棺还乡。然而战火持续数十年,资费匮乏,“便下襄阳向洛阳”之遗愿未能实现。杜宗武离世时,人间仍纷乱不息,其子杜嗣业只得建设墓地,让祖父、祖母、父亲在异乡入土为安。墓丘巨大,呈一体两耳状,杜甫居中,杜甫妻、杜宗武居于两侧。三人并肩长眠,像仍然依偎在长江上一叶小舟里。墓地后,兀立十几棵松柏,苍苍郁郁。

  别杜甫墓,登岳阳楼。楼外有告示:“凡能完整背诵《岳阳楼记》者,可免门票登楼。”我的记忆力已不复少年时,尝试背诵,向范仲淹致敬。然而至“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一句,走神了,想起杜甫。背不下去了。在邓州,范仲淹运笔至此,大约也想起杜甫。尤其是《登岳阳楼》中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像一克镭,在范仲淹心身中点燃,引爆出对于这座名楼及周边壮景的磅礴想象力。

  一代代中国文章,其忧思与欢乐贯通无碍,使后世的书写者、阅读者,得以缓解孤穷、抚慰一生。

  3

  伟大的《岳阳楼记》,非一颗即兴发射的导弹,在雷达完全无反应的情况下破空而至、击中人心。在其问世之前,已有众多名句声动四方,显现出范仲淹流芳千古的征兆。

  “阳合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1021年,三十二岁的范仲淹,在东海边缘的盐城西溪,任盐仓监,为国积蓄财力。海啸时时侵袭百姓家园,范仲淹督导建成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海堤,被百姓名之为“范公堤”。一道堤,像一个长句,为《岳阳楼记》而埋下伏笔。前任盐仓监晏殊,在西溪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等名句,回汴京就任高位后,重用范仲淹,为一个寡淡时代,提供盐分和力量。“肩扛起真实,在盐库中守着波涛的回忆。”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这行诗,似可作为晏殊、范仲淹的肖像。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1040年,范仲淹领兵赴西北,抵御西夏势力威胁。戍边三年间,整顿军队,建设边城,迫使西夏俯首称臣。“一杯浊酒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某年,在延安宝塔山下,我仰望岩壁上八个擘窠大字“泰山北斗一韩一范”。“韩”即韩琦,“范”即范仲淹。两颗恒星,高悬于中国西北和史册。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用一篇《灵乌赋》,回答好友梅尧臣“不要做啄木鸟、乌鸦,免惹祸端和围攻”的善意劝勉。胡适认为,这八字,堪比美国人所言的“不自由,毋宁死”,且提早七百多年。范仲淹数度被贬出政治中心,皆由于“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君”,革除时弊,惹怒政敌。他宁愿做乌鸦鸣声惨淡,为时代预警,也拒绝做喜鹊或夜莺一类人物,去对宋仁宗唱赞美诗、奏小夜曲。即便屡屡吃闭门羹,仍屡屡闯入深宫,叩击金扉,高喊:“皇上啊,有危急之事相告啊!”沉浸于美人怀抱的宋仁宗,从鸳鸯戏水的意境中一惊而起,对门外这个不识时务者的嘶哑喊叫,很头疼。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与友人欢宴共醉,范仲淹却低声吟诵这首《江上渔者》,煞风景,场面一时冷寂下来。税赋沉重、渔民悲苦之情状,在范仲淹内心汹涌,故对汴梁城奢靡风尚深恶痛绝,力推“庆历新政”,终以失败、遭贬而告终。

  ……

  “诗言志,歌咏言。”“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以道志。”中国早期思想者,在先秦前后,就已经确立诗与“志”亦即“士子之心”的关系。范仲淹的诗和文章,就是其浩荡心志,就是他的汴梁、泰州、兴化、苏州、润州、越州、耀州、庆州、邠州、邓州、杭州、青州,一路路寒暑风雪,就是一次次的兴观群怨、起承转合。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说:“要改变你的语言,必须改变你的命运。”伟大的语言,生成于不平凡的命运。平庸、平淡、平铺直叙如我,写作生涯寂寞无成,完全不必耿耿于怀。一个在天花板下过小日子、打小算盘的人,与那些在天空下疼痛远行的人,怎会有相同的感染力、生命力?

  “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生行之。”范仲淹如是说,像是在对我耳提面命、细细安抚。他一生践行“不欺”二字,故真气弥漫。而他这一座右铭,源自唐代贾岛的《不欺》: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

  知心两如此,然后何所陈。

  食鱼味在鲜,食蓼味在辛。

  掘井须到流,结交须到头。

  此语诚不谬,敌君三万秋。

  4

  我时常自上海去苏州游荡。出高铁站,广场上迎面耸立一个石头质地的人,俯瞰无数过客。走近才知道,他是范仲淹——雕像下,一行表达“天下忧乐观”的名句,如同认证一个人的条形码、指纹、面孔。

  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张旭、唐伯虎、文徵明、沈寿、顾颉刚、贝聿铭……自古至今,无数俊彦英才,次第闪现于吴地春风,留下众多传奇、悲歌、辞章、美名。在这些杰出者构成的漫长序列里,选择范仲淹作为城市象征,显现出苏州的智慧和深情。

  一个姓名为“朱说”的人,在二十二岁才偶然得知:自己祖籍苏州,父早逝,母亲只得远远改嫁于山东朱家,以谋生育子。如雷轰顶,羞愤交加,他急急归往苏州认祖归宗,却被同族冷漠以待,疑其为索求家产而来。承诺不取一分一毫后,得以进入族谱,更名为“范仲淹”。自此,他把母亲从山东带出,一路敬奉,不管仕途上风雨交加还是彩虹高张。

  这一早期经历,造就范仲淹性情:敏感,自尊,发愤,悲悯于一切孤立无援的人们。

  在绍兴亦即从前的越州,流传着“孤儿寡母船”的故事。范仲淹任越州知州时,一个名叫孙居中的异乡人去世,其家人陷入困顿。范仲淹拿出俸禄相赠,雇船送孙居中妻与子还乡,并写一首诗给船夫:“途中若有人盘查、刁难,拿出来给他们看。”那一首诗是:“十口相依走河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不必问姓名,此时孤儿寡母船。”在这孤儿寡母身上,范仲淹一定看见了从前的自己和母亲。越州船,盐城范公堤,这一系列情节联合起来,足证范仲淹数年后在邓州作《岳阳楼记》、形成“天下忧乐观”,绝非一时灵感袭来,实乃久蓄而勃发。

  范仲淹四十七岁时衣锦还乡,任苏州知州。一年间,在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修水利、建义庄,赢得敬重。为母亲与家人购买一所宅第存身,又拟开办学堂,母亲赞同:“寒门出俊才,就有望了……”遂有苏州郡学建立,成为如今苏州中学之前身,英才辈出。

  在寒山寺附近的一条深巷里,范仲淹觅一院落栖身。侧耳,可听寺钟隐隐如心跳,范仲淹时时吟诵:“夜半钟声到客船啊……”帆樯、沧海与深渊,浮现眼前心头。

  5

  2018年,故宫博物院举行宋代书画珍品展。迈进重重宫门,我初次目睹范仲淹手札《远行帖》,展开于一个玻璃柜中。行书,十一列,九十字,庄严清劲,可推想书写者的面容、手势与心境:

  仲淹再拜,运使学士四兄:两次捧教,不早修答,牵仍故也。吴亲郎中经过,有失款待,乞多谢。吾兄远行,瞻恋增极。万万善爱,以慰贫交。苏酝五瓶,道中下药。金山盐豉五器。别无好物,希不责。不宣。仲淹再拜。景山学士四哥。座前。八月五日。

  展柜中亮着一盏小射灯,像一轮北宋的日月,照亮前朝远行人。

  此帖中的“学士四兄”“吴亲郎中”“景山学士四哥”,是比范仲淹大四岁的张昷之,字景山。他是范仲淹的同乡、姻亲,更是政治同道。

  庆历新政失败,韩琦、富弼、杜衍、苏舜钦、张昷之等人,因属于范党阵营而被罗织罪名,一一遭罢官或贬谪。其中,苏舜钦被逐出汴京后,隐身于苏州沧浪亭,“以舒所怀”。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把此地作为精神桃花源,“安于冲旷,不与世驱”,并作《沧浪亭记》以志。欧阳修读罢,激赏:“丈夫身在岂长弃,新诗美酒聊穷年。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如今,沧浪亭成为著名旅游景点,来访者如云涌动。

  张昷之贬往虢州,时在庆历四年(1044)八月,秋风初起。临行前,获得范仲淹这一手札。两个人都没有预感到,它会成为名帖,流传后世。手札大意如下:“景山四哥,两次接到来信,未及时回复。您路过我这里,也未能款待。四哥远行,我极其留恋,切望珍重。送上五瓶苏酝、五罐金山盐豉,也没啥别的好东西,请不要责备。”苏酝与盐豉,滋味甚美,陪伴菜肴与饭食,均能激励味蕾、振作口腔。借故乡佳酿美食,向一个被连累的同僚表达歉意和挂念,缓解口舌肠胃因政治纷争带来的乏味、隐痛,范仲淹有深情眷眷在焉。

  年轻时,范仲淹爱上一女子,赠送胭脂和诗句:“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他懂得风情和美感。若向佳人赠送苏酝与盐豉,就不太合适。那江南美人收到胭脂和诗,心动了,迢迢而至,伴随范仲淹走完枯荣交加的余途。

  “别后长相忆”,不论小别或永别,唯有“长相忆”,能使美好颜色得以存续,这大约也是读书、写作乃至一切艺术创造之意义所在吧。

  给景山四哥送罢苏酝与盐豉,两年后,范仲淹就离开汴京,奔赴邓州。

  6

  关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宋仁宗始于信任、支持,终结于疑虑、否定。其根源,在于宋仁宗对范仲淹一派政治力量,深感不安。

  宋仁宗曾询问范仲淹和欧阳修:“自古小人爱结朋党,难道君子也要结朋党吗?”范仲淹答:“臣在边境,见勇士结党以进取,懦夫结党以避战。朝廷里也是一样,一心为善的君子结为朋党,对社稷江山有何不利?”坦然承认范党的存在。宋仁宗大怒。比范仲淹小十七岁的欧阳修,作《朋党论》为其辩解:“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真朋。”宋仁宗读罢,愈加警觉。再加上敌对阵营一次次构陷,欧阳修、苏舜卿、张昷之等等范党成员,终被一网打尽。

  范仲淹前后共计三次遭贬,故获得“三光”美誉。

  第一次,众同僚备酒送行:“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第二次,送行者寥寥,在汴京郊外揖手而叹:“范君此行,愈觉光耀!”第三次,只有一人举杯相赞:“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自屈原始,古士子大抵上都是在远行或者说流亡中迸发光芒,从人格,到修辞。范仲淹也是这样,其卓越辞章,一概生发于远离话语中心的地方。比如,在杭州,他留下佳句多多:“最爱湖山清绝处,晚来云破雨初停”“落叶信流水,归云识旧峰”“长风方破浪,一气自横秋”……

  边缘即中心——夜色的边缘,就是清晨光辉的中心。

  为范仲淹书写墓碑的人,却是宋仁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通过《岳阳楼记》,皇帝终于听懂一个士子的心声,遂追赐范仲淹以兵部尚书之名。哀荣,实乃荣哀,一种虚荣的悲哀,当事人对此大约浑然不觉,致力于转化为花木稼穑中的清苦气息。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被后世称为“黄金时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北宋,以诗词歌赋、书法、音乐、经济总量、木器工艺、美食、人口规模等等,名扬世界,且守住一道底线:不杀文人。

  但北宋终将成为南宋,难以为宋。那一完全看不懂《岳阳楼记》的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位异议者,列为“元祐奸党”,并用其发明的瘦金体书风,到处刻立《元祐党人碑》,以羞辱震慑一切异端,随招致异族马蹄刀戈而来。皇帝、妃子、官僚、工匠、画家等,成为押往北方的囚徒,或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到中国历史的正文、小标题、脚注里去,或成为那字迹周围无褒无贬的余白。

  7

  某年五月,我去洛阳看罢牡丹,拜谒范仲淹墓地“范园”。

  在中原,多见诗人墓地。洛阳,另有一诗人墓地“白园”,白居易长眠其中。孟州,有韩愈陵园。荥阳,有刘禹锡墓。郏县,有三苏坟,葬有苏洵、苏轼、苏辙……黄河两岸无数诗人的墓地,像镇纸、压舱石、星辰,为这动荡离乱中的大地,提供定力、信心和梦想。

  范园内,两列石马,是范仲淹骑过、检阅过的边塞马队?野草里,露出石头马脚,被染出微弱的暗绿。马背光滑,是被一代代游园少年爬上爬下用小臀部摩擦而成的结果。少年们长大成人,去骑真正的马或者驴、摩托、汽车。建功立业就想想范仲淹,志得意满;碌碌无为也想想范仲淹,失眠或醉酒。欧阳修用两年时间为范仲淹撰写的碑文,立于墓前。两千余字,赞其“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慨然有志于天下”。字迹端正如志士,力透石碑。

  欧阳修墓地也位于中原的新郑,距范园很近,两个伟大的亡灵相互访问比较方便。生前,在汴京,范与欧密集互访,闭门喝酒发牢骚,写同题诗,嘲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两个入世求索的士子,难得显出几分道家的消极,多了几分可亲。酒醒了,一场风起,庭院里落满梨花或雪花,不许仆人清扫。推门而出,理正衣襟,继续走庄重修远的儒家一途。

  我见过一块欧阳修小石像,英挺昂藏之气象,与其门牙突出、个子矮小的本来面目,反差极大,不知刻石者是谁。这一表达真实否?真实。石刻像,就是刻石者心象。用一颗真诚的心,在这石头上映现出的线条,真实不伪。石刻像旁有四句赞语:“论道议事,追韩继陆,归田集古,学问淹博。”其中,“韩”即韩愈,“陆”即陆机。陆机《文赋》,关于写作的技艺,有“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之感叹。陆机就是韩愈的斧子,韩愈就是范仲淹的斧子,范仲淹就是欧阳修的斧子——榜样在前,可以为后人所操持、伐木,但如何习得其中的“随手之变”,则难乎其难矣。

  他们的文章笔法,都是我的斧子。揣摩其“随手之变”,实乃领悟他们如何辨世立人。

  不久前,我回了一次邓州,像回到青春遗址。晚霞与灯火间,走着新时代的陌生人,没有谁认出我、喊出我的名字。范仲淹站在花洲书院外一块青铜中,看着我,喊不出我的名字。游客纷纷来,不见读书少年郎,他表情显得惆怅。花洲书院,曾与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齐名。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门生张载,在此求学悟道。后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完全是《岳阳楼记》的回声与伴唱。书院内,春风堂上,置一松木古琴,范仲淹常在此弹奏《履霜曲》。故,范仲淹被呼为“范履霜”。在时代的茫茫霜降里,一个、若干个孤行己见者,留下履痕与传奇。真好。大多数人喜欢走在鸟语花香里,冬至后,守火炉喝酒、猜谜、调情。也好。这世俗烟火景象的好,正是履霜远行者们上下求索的人间大道。

  走进湍河边一餐馆,吃牛肉拉面,喝米酒。窗外河水湍急,犹如一个人湍急的青春期。月色下,在从前就职的单位附近站立片刻,想起一些人和事。入旅馆,醉醺醺沉沉大睡。我没有打扰任何人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打破平静的能力。“我没有什么可拿出去的,/但可将就着过日子。/我吃得很小心,我活得很慢,/我喜欢平淡。”布莱希特这些诗句,是衰老者之歌?我喜欢。但仍需要“保持清新和结实”,不辜负一系列遗址、文章和墓园。

  每一个人的天下与忧乐,各自不同,这尘世才多元、丰富、迷人。我的天下与忧乐,是狭小的,也是幽深的,由所爱、所怨、所景仰的若干面孔组成,越百载而历千秋——

  “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