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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建新 来源:  本站浏览:1674        发布时间:[2012-09-05]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摘自老子《道德经》

  2009年4月20日,天哭了。
  这天是谷雨,也许老天知道这注定是个悲伤的日子,从前一个夜晚开始,纷纷扬扬的雨便无止无休地洒,似乎特意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令希先生蓄足了眼泪。据统计,降雨量达69毫米,是大连历史上最多的一次春雨。
  尽管这一天对于大连理工大学的师生们来说,已有所准备。可这一天真的来了,他们依然承受不了事实的打击,他们不相信和他们相濡以沫的先生真的会离开他们,不相信再也看不到先生的音容笑貌了。自2008年8月,先生的脑瘤日益严重,卧入病榻以来,他们都期盼着奇迹能发生。
  然而,奇迹没有发生,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窗外淫雨菲菲之中,在这一天的10时01分,在一片寂静之中,先生走完了93年的生命历程,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整个一冬天,大连没有雨雪,先生辞世之时,却是一场甘霖。
  或许,这就是苍天为先生留下的一副无字挽联,敬佩先生穷尽一生,浇灌钟爱的力学事业。

                        一

  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93年前吧。
  出无锡东行20里,有个镇叫鸿声里。小镇沿啸傲泾北岸而筑,南岸是肥沃的良田。应了 “自古江南出才子”那句话,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啸傲泾北岸的钱氏家族中,孕育了出了6位院士。其中两位是钱伯圭的儿子,一位是金属物理学家钱临照,另一个就是力学家钱令希,兄弟二人在1955年双双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首届学部委员。
  1916年7月16日,古朴的钱家大院,人们忙碌着,迎接着又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个钱伯圭迟来的次子,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钱令希。
  钱家比较殷实,每当有生活困难的族内人前来借米,父亲都会说一声“不自量”,意思就是不用量了,可以随便去舀,多少自便,当然也就不用还了。小小的钱令希还没板凳高,就会领着族人去粮仓取米。由此,钱家在族内威望甚高。
  那时,钱令希还不是后来的名字,父亲赐名为临熹,他却偏偏写不好自己的名字。到是启蒙老师,他的舅舅有办法,给孩子改了名字,取其谐音,改为令希。这使喜欢简单的他格外欢喜。
  两年后,钱令希11岁那年,便轻松地考取了江苏省重点中学——省立苏州中学。
  一个乡村的孩子,初次来城市,什么都感到新鲜,对于天生好奇的钱令希来说,这么多名胜古迹,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又没有家庭的严厉管教,确实让他流连忘返。可是,一年之后,他却傻了眼,已经学了一年,英文26个字母还背不下来,历史考试也不及格。对于才子辈出的鸿声里,如此成绩,怎能回家见爹娘?
  他顿感事情的严重性,感觉对不起父亲和哥哥,自己把饭做夹生了,回锅也煮不熟了。此时,哥哥正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暑假回家,哥哥没有责备他,而是给他带来个好消息,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高中部要招生,不用学英文,他想,他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摆脱掉令他生畏的英语。哥哥的帮助下,他从头学起,跳过初中,直接去考高中。
  经过一百天的努力,1928年10月,钱令希一举考中,进入到了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高中部去学习。他汲取了教训,不再贪玩,一开始就潜心攻读。尽管高中一年级淘汰率很高,可他对法语,学得扎扎实实,烂熟于心。第一年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法文集中训练,以后的三年,虽然年年都是第一。到了大学阶段,第一年的功夫又是下得极深,微积分学得出奇的扎实,以后几年的学习颇受其益。
  半个世纪过后,每每思考求学时期的那段往事,先生总是感慨万千。先生的法文、俄文非常之好,与法、俄两国科学家无异,而英文呢,总是略逊一筹。因此,先生经常用此段经历作为体会,向同学们作介绍:“很后悔啊,至今英语都不好。但是这个挫折也是我的机遇,警醒我做事要慎于起步。学习就像在硬木头上钉螺丝钉,开头要搞正方向,用力锤几下,打牢基础后拧起来就容易了。如果开头没站稳,拧起来必然困难。”

  1936年9月,钱令希大学毕业了,成绩是土木工程科第一名,公费派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为期两年。
  在比利时修满了两年学业,便是1938年了,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二年,大片国土沦丧,使钱令希痛心不已。毕业证书刚一拿到手,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往法国的马赛港,买来了船票,满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立即乘船返回祖国。而比他晚回来一天的中国同学,却因所有的沿海港口被日军侵占,永远地留在了国外。这艘轮船最终取道越南海防,在那里登陆,然后乘坐滇越铁路,到达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云南昆明。
  在昆明,钱令希到刚刚成立的叙昆铁路工程局谋职,没想到,对方却说没有工作适合钱令希做,他诚恳地要求可以试用。刚好有人找局长要人,于是,这位局长就说,让“钱试用”去吧。当时,重庆是中国的临时首都,叙昆铁路就是为了打通四川到云南,再由云南打通滇缅铁路,这是中国争取外援的惟一通道了。
  就这样,22岁的“钱试用”和一位有经验的老工程师,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在人烟稀少的西南边陲,进行桥梁勘测。一路上,他看到所有的村庄都是满目疮痍,遇到的行人,大多是衣衫褡裢褴褛,饥寒交迫。国家破败,民不聊生到了这种程度,残酷的现实让钱令希触目惊心,像重锤一样,砸进了他的脑子里。虽然知道国家落后,但只是概念上的,从学校出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钱令希真正体会到了,国家会落后成这个样子,真是令他受教育呀,科学救国已经刻不容缓。
  经过麻疯病流行的地区,随时就有可能被感染上这种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时时刻刻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不敢吃那里的东西,不敢喝那里的水,可勘测又怎能回避开当地的人呢?他们二人只能扔掉这些畏惧,为打通这条抗战大通道,获得爱国华侨和国际社会的对华援助,即使生命有了不测,那也得在所不惜。
  那年冬天,他们硬是凭着两条腿,在86公里的线路上,为上百个大小桥梁、涵洞定位定型。
  抗战期间,物资奇缺,钢轨、水泥也是少得可怜。钱令希把1400多年前,建赵州桥时用的石拱桥的原理,和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在一起,用当地的红土当水泥,用当地的石头替代钢筋混凝土,设计了好多座涵洞和拱桥。战争越来越残酷,铁路修到了离昆明不远的曲靖,就被迫地停工了。然而,正是因为人生第一段的工作经历,确立了钱令希一生从事的研究,以及他所倡导的科学研究,那就是解决实际问题。
  后来,受熊庆来校长的邀请,钱令希到云南大学的土木系任教。从事教学的钱令希,如鱼得水,他把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讲法新鲜,实用性强,课堂上互动活泼,引起了一片轰动。25岁时精力充沛的钱令希便被聘为土木系的教授,一学期开了三门课程。
  1941年,钱令希邂逅了毕业于河南大学,同因爱国而赴云南大学任数学教师的倪晖,两人很快相识、相恋,1942年2月便结婚了。两个人没有举办婚礼,没有亲朋的祝福,没有任何家具,只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启事:钱令希与倪晖结婚了。
  新婚的家,没有一点新婚的味道,连盛饭的碗都没有,只有一口做饭的锅。每天做好了饭,总是丈夫捧着锅先吃,然后妻子再吃。尽管如此艰苦,钱令希却感到很幸福。年底,他们的爱情结晶就在昆明出生了,他为长子取名为钱昆明,以示纪念。
  1943年10月,内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向钱令希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虽然在茅以升这位举世闻名的桥梁专家麾下工作,他受益匪浅,但浙江大学素有“东方剑桥”之称,不仅名气大,更重要的是那里学术活跃,大师云集,有良好的学术环境,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能够充分地研究自己钟爱的力学。因此,他慨然而应。
  应该说,大山深处的遵义,本来就是个清苦的地方,又由于战争的原因,遵义的物质更为贫乏,住的是简陋民房,吃的粗茶淡饭,用的是残损桌椅。但钱令希并不在乎,因为在浙江大学,他见到了一批他敬仰的学者,他享用了从未享用过的精神大餐,交流到了从未交流过的学术思想,他感到快乐无比。
  浙江大学毕竟是内迁过来租借来的学校,学校的环境是相当艰苦的,就算能有上课的地方。好在老师都是国家的学术精英,学生又都是满腔爱国热情的才子。好在天上没有日军的飞机,地上没有兵匪添乱,在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这里就算是天堂了。
  居住的地方简单而脏乱,人气到是旺得很。钱令希家的对面就是个杀猪坊,猪的惨叫声成天不绝于耳,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是此起彼伏。这地方似乎与学问无缘,然而,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嘈杂的环境中,钱令希让人惊奇地完成了他平生第一篇比较有份量的论文——《悬索桥的近似分析》。
  那段艰苦而又快乐的日子里,钱令希很感激的一个人物就是校长竺可桢,是校长倡导了“求是”的学风,熏陶了整个浙大,让他有机会广了交学术朋友,拜会了许多老师。
  每天早晨,钱令希总是约出几位同事,穿着竹布长衫,拄着根棍子,有时连袜子也不穿,一块儿到江边散步,边走边探索着一些学术问题。到了晚上,他们逃避了住所嘈杂的环境,依然来到江边,交流做学问的经验和体会,有时兴致盎然而起,竟聊到深夜。
  浙大的家属们呢,干脆都打破了家的概念,谁家有了好吃了,把大家都请去,哪个孩子饿了,随便进一家就可以吃饭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浙大的生活方式接近于“共产主义”的雏形了。
  热闹的交流过后,夜已经深了。钱令希静下心来,在桐油盏下埋头钻研力学,潜心撰写论文,直至东方欲晓。入境时,猪的惨叫、商贩的叫卖,完全从他的耳旁滑过,他的心里只剩下了力学。
  1948年,经当时内迁重庆的北平图书馆推荐,钱令希《悬索桥的近似分析》这篇论文在美国《土木工程学报》发表,引起大洋彼岸力学界震动,从而,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青年科学家,便得到了全世界力学界的公认。
  大概由于这篇论文有点出人意料的深入浅出,又具有很强的面向工程的风格,三年后,也就是1951年,获得了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结构力学的莫采夫(Moiseff)奖。尽管朝鲜战争正酣,尽管中美两国关系交恶,可正常的学术交流并没有被完全制止,钱令希完全有理由赴美国领奖。可是,他却写信,拒绝了领奖,他用自己声音抗议美国出兵朝鲜。
  半个世纪过后,钱先生回忆起那段往事,诙谐地一笑,如果那一次禁受不住名誉的诱惑,我就逃不过文革这一劫了。
  远离战火,偏隅一安的遵义,让钱令希有机会完全沉浸在学术之中,他拼命地吸吮着各类知识,为突破未知的力学领域,做了大量的储备。1946年,当浙大迁回杭州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收获,也开始走进生命中的黄金期。
  在力学领域,德国学者恩格赛于1889年提出了“余能理论”,很长时间,没人能够给予证明。钱令希从中发现了奥秘,论证了余能的变分不仅可以表达结构的变形协调,并且不受物体虎克定律的限制。
  1950年,这篇论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这一突破性的成果立刻在引发了中国力学界对变分原理的研究兴趣,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
除了这一得意的“作品”,钱令希还收获了两个得意的“作品”,那就是他的弟子胡海昌和潘家铮,这是他早年带出的最早的学生。
  胡海昌得到钱令希精心指导,开始钻研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特别是提前看到了“余能原理”的初稿,胡海昌喜爱得不得了,不久钱令希将其刻印出来,装订成了油印的小册子,馈赠给了学生,激励胡海昌以能量理论为核心,专心研究弹性力学。
  得到了老师的特殊重视的胡海昌,从此以后常把自己比拟为水稻插秧,以此自勉、勉人,果真大有成就。毕业几年后,提出的三类变量变分原理(国际上称为“胡鹫津原理”)奠定了力学界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原理,胡氏亦成为国际力学界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
  后来,这两位学生都成了两院的院士。

  应该说,钱令希在浙大如日中天,他在这里畅快自由,年纪轻轻就倍受关注,科研与教学成就令人瞩目,同事们更是亲如一家。每逢晚饭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人喊:钱先生,倪老师,别做饭了,过来一块儿吃吧。
  倪晖不善做饭,钱令希的思绪完全在他的力学领域,也做不好饭,做饭成了他们家最大的问题,于是,他们经常走东家串西家,一方面省去了做饭的麻烦,另一方面吃饭的时候,还多了层交流,孩子们呢,更是欢喜得不得了,有许多玩伴在一起,野得有些“乐不思蜀”了,一听说在家吃饭,嘴噘得多高。
  这么好的学术与人文环境,就连钱令希自己也想不到,他会离开这里。
  那是1951年的盛夏,土木系里来了个客人。客人来自于大连工学院。客人的名字叫屈伯川,是一位博士大连不熟悉,这座大学成立仅仅两年,是伴随着东北解放成立的我党第一所正规大学。
  几天过后,钱令希家就来了“不速之客”,客人就是白天的他交流得十分融洽的屈院长。尽管屈伯川是饱学之士,但也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多硬的仗没打过,他有信心拿走钱令希。就这样,屈院长当起了三国时的刘备,虔诚地来到了钱令希的家。
  一番说服没起作用,屈伯川便用起了兵法,那就是知己知彼,寻找钱令希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那就是爱国主义的情感。那时候,钱令希还无法料到朝鲜战争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结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与强大的美国对抗,必将是艰苦卓绝,大连作为抗美援朝的前线,更迫切地需要人才。他终于被屈伯川求贤若渴的真诚感动了,心思也活动了,没有彻底拒绝。
  等到屈伯川“三顾茅庐”以诚相邀的时候,钱令希侃侃而谈地论起了在大连工学院发展力学的思路,那副样子,几乎是“未出茅庐,已三分天下了”只差没像隆中的“卧龙先生”那样,与“刘备”策马同行了。因为浙大的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完,他为人做事的风格又是从来不留尾巴。
  在屈伯川的翘首期盼中, 1952年的1月,钱令希风尘仆仆地来了。尽管钱令希把妻儿早早地送来,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对于求贤若渴的屈伯川来说,那也是度日如年,恐怕中途生变。
  从此,这位学者从满头乌发到银发皓首,同这所大学同呼息、共命运,一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整个五十年代,钱令希忙成了一只陀螺,他把时间也换算成了“最佳力学结构”,一分一秒都优化到工作中去了,分身有术地做着一件又件关乎“大工”未来的事情。高强度的工作,和一时难以适应的北方生活,和严重的神经衰弱,压迫得钱令希喘不上来气,他经常成夜地失眠。时间剥蚕抽丝一样,在抽掉钱令希的体重,直到一病不起,被迫送到疗养院疗养时,只剩下了刚刚九十斤。即使如此,他依然闲不住,并没有像个病人一样,整天躺在病床上,而是组织了一群疗养院里的伙伴,排演话剧,给自己找了许多高兴的事情去做,让身心放松下来,疗养结束时,病也就痊愈了。

  时间到了六十年代,钱令希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家,携手钟万勰的这段美谈,成为“大工”盛传不衰的佳话。
  反右开始时,钟万勰就遇到了麻烦,他 “站错了队伍”,称钱伟长的右派不够右,对钱伟长所谓的“反党”“没有看出来”,因而,他被开除了团籍,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
  正当别人对钟万勰避之不及,恐怕惹火烧身的时候,钱令希伸出一只温暖的手,把钟万勰拉到自己的身边,他也坦诚地对劝阻他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一头钻进科研里了,对党能有什么坏心眼儿?”
  钱令希回到大连,迫不及待地向屈伯川院长提出把钟万勰调进来。对于求贤若渴的屈伯川来说,这也是天降下来的喜讯,“大工”就要群贤毕至,就是要把每一位学者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否则,屈伯川院长不可能“三顾茅庐”地去请钱令希,也不可能把“大工”右派的人数压得微乎其微。
  屈伯川很快就签下了调令。
  1962年9月的一天清晨,从北京开出的火车到达了大连。
  车上下来了一个年轻人,他深深地吸了几口大连的空气,感到格外的清新。这种清新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大连的天然气候,另一方面来自于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他终于摆脱掉了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可以轻装上阵了。
  钟万勰本想乘坐公交车去“大工”报到,出站口却站着一个翘首以待的人,当看到钟万勰时满脸都是春风,热切地迎了上来,那人便就是钟万勰敬仰着的先生 ——钱令希。他没有想到,钱先生会大清早地离开远在郊区的家,跑到车站亲自来接他,一路上的孤独与寂寞在一瞬间全部被情感融化了,只剩下感激的泪水在眼眶中盈动,他见到亲人了。
  正像钱令希期待的那样,这棵好苗子果然茁壮地成长了起来。就是在这种宽松条件下钏万勰和钱先生密切合作,撰写了“极限分析一般变分原理”的论文,于 1963年在《力学学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在力学界影响颇大。从那时起,钟万勰不断超越,不断进步,路子越走越宽,成绩越来越显著。
  三十年之后,钟万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钱先生培养的第三位院士。每每谈到钟万勰,钱先生总是动情地说:“多好啊,钟万勰的路子宽,干劲大,跑到我前面很远了。”

                        二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几乎所有建树的专家学者都在劫难逃,就连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屈伯川院长也不能幸免。钱令希被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脖子上挂着个牌子,名字上被打了个红红的×,正在被红卫兵批斗,经常被叫到展览馆当解说员,解说自己的“罪孽深重”。
  钱先生怕自己的学生们吃亏,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尖刻,别当刺头,忍一忍海阔天高。
  庙岭生产大队队长金孝发看到这一幕幕情景,心里打起了激灵,尽管那时他和钱先生并不认识,也不知道自己将要保护的人是名扬国内外的力学大师,凭着他朴素的情感,认定这个挨批斗的老师,一定是个能人,我不能让他受罪。
  于是,年仅三十岁的金孝发,涌上来一股虎劲儿,愣是把钱先生从造反派手中要了下来,带到庙岭村去,“不仅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钱先生呢,顺势循“识时务者为俊杰”之古训,到庙岭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事实上,金孝发用这种方式,把钱先生弄到村上保护了起来。
  有一天,老金陪着钱先生散步,看到村里的社员差不多全部出去了,挑着担子,从山下的井中或小河沟里往山上挑水,浇灌那些果树。1967年的夏天也和这时候的人们一样,燥热不安,山上出现了少见的伏旱。于是,他们的眼前便呈现出了抗旱的大军。
  这时,老金对钱先生说:“您能帮我干点活儿吗?”
  钱先生问:“什么活儿?”
  老金说:“我知道您是力学家,我看到‘大工’那么多用过的生活用水,白白地流到海里了,多可惜,您帮我设计一个工程,把水引到山上来,我们利用一下浇果树。”
  钱先生对面前的干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钱先生设计了一项水利工程,他利用校园里排放的污水来灌溉果树。由于校园里埋设的污水管道经过学校南门,他在南门附近设计了一个水池,截住排往海里的污水,并在这个水池旁安放变压器和一台水泵。同时,他在庙岭小南山顶上也设计了大水池,在两个水池间埋设管道,用水泵从校园内的水池一次性提水到山上的水池。这样,需要时只要打开山上的筏门,水就会往山下流淌,浇灌小南山上的5千乔多棵果树。

  时隔不久,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是陈右铭建议启用钱令希,又一次使他逃出了文革的旋涡。当时,核潜艇的研究遇到了壳体的强度、开孔和稳定性等技术难关,这是核潜艇的关键技术,能否突破,直接影响到潜艇能否在水底承受压力而不变形。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是结构力学家在大连被关进“牛棚”里的钱令希。60年代初,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艰难时期,钱先生和他的助手承担起了“潜艇结构锥、柱结合壳在静水压力下的稳定分析”任务,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陈右铭汇报了核潜艇的设计的进展情况,以及陆上模拟堆试验时,周总理问,请有关部门的专家参加试验没有?国防科工委一位领导说,想请,怕人批评是专家路线。周总理说,什么专家路线,难道无产阶级就不需要专家了?你们不要怕,该请的就要请,第一重要的是工程质量。
  陈右铭借此机会,请示总理,让钱令希教授参与核潜艇的结构设计审定。
  对于钱令希,周恩来有所了解的,还报出了他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听说钱令希也被打成“反动权威”了,周总理的眉头皱在了一起,虽然身居高位,有些事情却是讳莫如深的,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可以请他参加工作,但不要调他,留在学校,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就这样,陈右铭带着“尚方宝剑”于1967年的7月,来到了大连。
  见到了钱令希,陈右铭不禁潸然泪下。钱先生已经明显地消瘦和苍老了,才五十出头,高高的身材就已经驼背了,脸上还出现了老年黑斑,一双眼睛是红的,可见受过了多少磨难。
  陈右铭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不如早一点见总理,早一点把钱令希保护起来,免得遭受这么多罪。
  钱令希紧紧握着陈右铭的手,久久地凝视着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个节骨眼上,自己的处境险恶,竟然有人不怕连累,拜访他这个“反动权威”来了。
  看着钱先生彷徨而又犹豫的目光,陈右铭感到很意外,忙问:“钱教授,难道你不认识我了?”
  钱令希摇摇头,如梦初醒般觉出了自己冷淡,他忙解释:“哎呀,陈主任,你怎么来敢找我呀,你没看到满校园的大字报吗?快回去吧。”
  陈右铭把钱令希的手握得更紧了,他说:“别怕,是周总理叫我来找你的。”
  一声周总理,钱令希真是喜从悲出,感慨万千,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于是,陈右铭便把周总理同意他参加研究绝秘工程核潜艇的事情告诉了钱令希。
  钱令希异常激动,核潜艇是保卫祖国的重要装备,是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筹码,能参与这项秘密研究,也是喜从天降啊,不管眼下的处境有多难,也要挺起腰杆,攻下难关。
  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啼笑皆非。这里刚刚领下绝密的任务,那里却要开批斗会,勒令钱令希到图书馆去当调解员,继续现身说法地批判自己。
  陈右铭一听就急了,转身去找学校的军管会。他对军管会主任说:“今天下午,不能再批斗钱令希了,他要为国家的一项绝密工程开展工作。”
  军管会主任从陈右铭要上级的红头文件或者是书信为凭证。
  陈右铭说:“来得匆忙,没来得及开具证明,我是这项绝密工程的负责人,你可把周总理的指示内容向群众传达,也可以告诉群众,钱令希正在从事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绝密工程,错了我负责。”
  军管会主任又拿出造反派说事儿,在造反有理的时代,造反派那是绝对的权威。他说:“如果造反派不相信怎么办?”
  陈右铭火了:“可以让他们直接把电话打到总理办公室,这是总理特别交待的,同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你立刻这样做。”
  军管会主任无奈,只得同意了。
  于是,钱令希获得了初步的解放,他便趁热打铁,把钟万勰等有“问题”的青年教师捞了出来。
  也算是苍天佑人吧。造反派突然从校园杀向社会,到大连市内搞武斗。校园立刻安静了下来,钱先生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带着钟万勰、林家浩两名助手,乘机占领了办公室,杀回了实验室,摊开图纸,一张一张地细读起来。
  可是,事情总是磕磕绊绊,正当攻关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的时候,政治风浪还是把他们给裹挟进来。作为研究主力的钟万勰又一次被关进“牛棚”,研究小组面临着解散的危险,可恶劣的环境仍阻挡不了他们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的意志。
  整个夏天,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马不停蹄,挥汗奋战,在没有任何参考书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他们硬是凭着脑子中记下的公式,捡人家不要的废纸,进行公式推倒。就连关在“牛棚”里的钟万勰,完全沉浸解决潜艇问题的思绪中,他以写思想汇报为由,钻进昏暗的小屋里,趁着看管不严之际,捡起用过的废纸,凭借小时候下围棋“复盘”练就的极好记忆功夫,前期推导的公式在脑中再现,用废纸的背面终于计算出潜艇结构的强度计算规则,掌握了这类壳体的有利和不利形式,并给出相应的理论和算法。完成了题为《腰鼓形壳体的稳定性问题》的论文。
  那天,钟万勰从牛棚出来放风,他瞅准机会,迅速跑向钱令希,利用从钱先生身边擦身而过的一瞬间,趁机把两张纸条塞进先生的衣兜里,简单交待几句便匆忙离开。毋须多言,彼此心照不宣。钱令希回去后,展开纸条,细心阅读,他大喜过望,核心难题已经被钟万勰攻破了。钱先生几乎热泪盈眶了,处境如此艰难,钟万勰却依然能心无旁骛,还有什么困难能够压倒他们?钱先生以最快的速度,分析整理出一套结论性研究报告,为我国自行建造核潜艇计算出了潜艇结构的强度计算规则,研究出这类壳体的有利和不利形式,并给出相应的理论和算法。这些科技成果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并被纳入国家设计规范。
  可是,这些绝密级的技术文件放在哪里可确保安全呢?办公室肯定不行,所谓的保险柜也无险可保。钱先生发愁了,助手们也发愁了。虽然他们有周总理的“尚方宝剑”,可总理的指示在当时也不能完全约束造反派,他们有中央文革小组做后台,什么事情他们不敢干?
  钱令希果断地做出决定,寄出去,寄到北京,寄给北京核潜艇工程有关单位!
  1967年8月23日的下午,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连的街巷,钱令希背着十几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研究报告,汗流浃背地出现在邮局,他要用挂号的方式投寄。业务员没把这一堆厚厚的信件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也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装着的图纸和资料涉及到国家的安危,散漫地办理着业务。从邮局出来,钱先生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是完成了一桩大事情的空落,另一方面来自于担心的空落,恐怕路途中给邮丢了。
  真是万幸,就在那些学术报告寄出去的第二天,大连市的武斗升级了,街上森严壁垒,巷战不断,造反派杀回学校,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再想搞科学研究,门都没有。钱先生长长叹息一声:“此乃天意助我!”

  峰回路转,1972年,被“批倒批臭”的钱令希,渐渐地香了起来了,一度被人遗忘的“钱先生”这一称谓,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没有人再叫他大毒草了。这阶段,就是所谓的回潮,也是文革中的一个小阳春。
  “计算力学”是钱令希钟情已久的研究方向。谈起计算力学,还得归功于钱学森对他的启发,17年前,钱学森从美国回到祖国刚刚一个月,就来到了东北考察,特意与钱令希谈论计算与力学的关系。钱学森预言,电子计算机将使科学工作从计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如果把它运用到力学工作中,我们过去所视为畏途的计算困难将不在话下了。
  可是,真的把想法付诸实施,却也是困难重重啊。文化大革命把大家搞怕了,大学教师上班时几乎不敢看专业书;“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则是司空见惯。
  钱先生从太极拳上得到了启发,想实现目标,有些时候就得学会打太极,学会以柔克刚。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为研究计算力学寻找到了一个最适宜发展的避风港,把那些骨干送出去,到外边厉兵秣马。而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无疑是一次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移,我国的计算力学正是借此契机而逐渐赶上了世界的发展步伐的。在“文革”期间,不能不说是奇迹。
  钱先生又给身在逆境中的钟万勰寻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影响,把钟万勰派到上海去探路了。
  对于钟万勰来说,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可是,整座上海,只有徐家汇的上海市计算中心有两台储存量分别为192KB和48KB的计算机,主要供军工项目之用。小分队一到上海,就受阻了,他们这批“远方的客人”根本没有机会碰到计算机,更别说争取到上机的时间了。他们曾提出,无偿地给你们提供一些程序,可人家根本置之不理。
怎么办?直截了当地去争取,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当务之急就是设法在当地找到有影响的协作单位,通过他们争取到上计算机的机会。但是,要说服工程界和小分队合作开展计算机的研究和应用却并非易事,即使在全国一流的建筑设计院,他们得到的回应是:“我们用卡尼法手算几十年了,设计的房子不也没有倒吗?何必一定要用计算机呢?”
  是啊,计算力学,在国外最发达的国家,才开始有人运用,国内的人别说是运用,就是听都没听说过,很容易产生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小分队没有办法了,给远在大连的钱令希打电话的腔调都变了。
  “钱先生啊,人家不理我们,该怎么办啊?”
  钱先生起身赶往到了上海,带着小分队成员,奔赴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和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钱先生非常客气地拜访了两个设计院的领导,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应用计算机的优点和前景。正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先被打动的是那些对新事物饱含热情的年轻工程师,他们终于明白了计算机应用于力学会产生这么奇妙的效果,又帮钱先生说服了领导。于是,小分队以两个设计院的身份,争取到了上机操作的机会。

  然而仅仅一个钟万勰人才还远远不够,钱先生需要的是一个梯队。恰好1973年邓小平复出,提出要为著名专家学者配助手。对于爱才如命的钱先生,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他绝不会错过的,立刻提出要把程耿东、林家浩调回“大工”,当他的助手。
  程耿东和林家浩都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被下放了。钱先生对他们俩总是牵肠挂肚,隔一两个月不写一封信,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他害怕两个人心灰意懒,总是给打气,让他们不要荒废了研究,要抓紧时间学习电子计算机知识。
  当然,调动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钱先生一直找上去,找到了一位在省里担当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反复介绍两位同志独特的才华,诚恳说明,这是工作的特殊需要。这位被打倒过,刚刚老中青“三结合”结合进来的老领导,本来就心有余悸,原本不同意调人,被钱先生求贤若渴,锲而不舍的执着感动了,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说服了方方面面,才让钱先生的心愿得已实现。
  两个人刚刚到“大工”报到,钱先生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送到了上海小分队,让他俩到小分队中里锻炼。
  1972年,国庆节就要到了,作为向国庆献礼的重要礼物,上海市准备在市中心矗立起一座高达156米的电视塔。焊接完成了,如何完成整体吊装却成了难题,这么重大的吊装,在上海建设史上还未曾有过。能不能将电视塔竖起来,吊装的过程中间会不会断裂,没有人敢给出答案。有关人员找到了“大工”的上海小分队,求钟万勰帮助解决这一难题。钟万勰“借助群论工具”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画出了流程图,并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了非常精确的分析,解决了这个难题。
  电视塔吊装那天,现场上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是怀着好奇心来的,这么大的庞然大物,怎么才能竖起来?可是,人海中的钟万勰思观看却是安装的过程是否和他的计算吻合。
  从早晨到下午两点,上海电视塔按照计算的程序,吊装完毕,巨大的铁塔巍然耸立,直插云端,现场如潮的人群顿时欢呼雀跃。
  钟万勰在解决这一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了科学理论,写出了《群论在结构力学中的应用》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小分队在上海引起了轰动,上海科学会堂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讲座,由钟万勰主讲。每次讲课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数百人参加,座无虚席。
  小分队打响了中国计算力学的第一炮。
  正当小分队在上海的工作日益有起色,影响开始遍及全国之时,1974年末,学校来了命令:小分队立即全体撤回大连!大家都莫名其妙,做得好好的,怎么让他们回去呀?可命令如山倒,无可奈何,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回学校。后来,他们才知道小分队已经成了“借抓生产之名压革命”的典型,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
  小分队离开上海时,上海方面深知今后的计算机的用途会越来越广泛,他们投资了一百多万,又买了计算机,足足占据了好几间房子。

                        三

  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国家把港口选定在了大连鲇鱼湾,作为大连新港。然而,我国经济状况极为困难,不仅原材料奇缺,资金又严重不足,即想少花钱,又想多办事,还要赶工期,怎么办?只能求助科学家,借科学家的头脑解决问题了。
  1974年11月,钱先生领到了这一任务,沉思了良久,他深知,这个既让马儿跑,又少给马吃草的设计方案,着实让人头疼。
  钱先生带着五名青年教师组成的课题小组,一遍又一遍地赶往,远离大连市区百余里的鲇鱼湾。不管怎么勘测,从岸上到达能够停泊将近二十万吨巨轮的深水处,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动用大土方,填埋,另一个方案就是修海上栈桥。显然,移山填海地造出港口,根本不现实,惟一的选择就是修建海上栈桥。
  钱先生带领着课题小组的青年教师,没日没夜地设计着最佳方案。然而,一条又一条方案都被否定了。想节省材料,就无法达到所规定的荷载,想达到了荷载,又要消耗掉更多的钢材。那时,钱先生已经开始了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方案,把所有的青年教师都惊呆了。
  钱先生的方案是建一座“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
  也就是说,这个设计方案主是将用于承载通油通水的管道和一个车道,将陆地与1公里外的油码头沟通起来。这样,海里只需要九个桥礅,每个桥礅间距100 米,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减少降低了在大海中施工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只有这个设计方案,才能用最节省材料,才能缩短工期。
  大家都不赞成这种设计方案,因为他们知道,上世纪30年代,曾在比利时阿尔培运河上有过几座。但是,那几座桥屡有事故发生,还酿成过灾祸,于是,政府下令拆除了,从此,这种设计方案不再流行,尤其是建造跨度较大的桥梁时,更没人敢冒这个风险了。
  钱先生在比利时留学时,曾见过那几座桥,那几座桥确实漂亮,从力学上分析,从建筑  美学上欣赏,确实是无可挑剔。全世界的力学家都知道,那桥有问题,却谁也没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只是轻率地下了结论。
  当钱先生决定采用“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方案时,有些劝他:“几十年没人采用这种设计方案了,何必去冒这个风险!”更何况,钱先生设计的桥还是30年代断裂桥2倍的跨度,等于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
  可是,除了这个办法,既能够达到施工快、材料省的要求,又能符合受力合理、美观大方的高标准,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最终确定下来的设计方案,就是颇有争议的“百米跨度抛物线上弦的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在这个方案中,钱先生把结构力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桥跨结构的全焊、百米、拱型、空腹桁架这四大特点,他都是深思熟虑并胸有成竹的。以静载荷为主时,这种桥型就是最优化的结构,因此也是最轻型的结构,既节省钢材又美观大方。
  然而,这毕竟是具体的工程,不仅仅是理论与数据,设计的理念与现实不能有任何差距,比如钢材的材质、焊接的材料、施工人员的素质,每一个细微之处,每一个环节的连结,都不能有丝毫差池,这一切的一切,都决定着设计的成败。为此,钱先生跑遍了大连10余家大型工厂,寻找到了所有的扬长避短的因素。
  本来,这些工作都可以由助手们完成,钱先生之所以亲自去跑,是因为这个海上栈桥所有的施工难题,以及焊接中的技术要领,他可以直截了当地找到第一线的每一位具体工人,他要把每一个工人的智慧都调动出来,与他共同完成海上栈桥这一前所未有的工程,他相信,大连的焊接工人是最好的。是啊,从1950年到大连,二十几年了,每每工厂里遇到一些涉及到工程力学方面的技术难题,首先想到的是找钱先生解决。而钱先生就像个高明的医生,总能手到擒来地找到病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大连造船厂,机车车辆厂,起重机厂,重型机器厂,五二三厂等等,钱先生是他们的常客,许多工人、劳模、工程师他都非常熟悉,什么劳模呀,工程师呀,什么“焊接大王”,“校正大王”啊,还有一些技术工人,一见面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还能一一地把他们的技术特点说出来。

  设计方案经过6次大的修改,最终敲定下来,上至中央下至省里,下了死命令,动员大连市一切力量,把栈桥码头建成,靠自己的力量建“争气港”。
  钱先生把跑了十多个工厂号来的那些优秀焊接技工、技术工人和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都集中了起来,开始了严格的培训,亲自给那些焊接工人讲解焊接方法,把复杂的力学原理由浅入深地讲解出来。
  建港大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鲇鱼湾了,这使原本供应条件很差的小渔村民用物品顿显奇缺。淡水要到20公里外的金州去拉,而且仅够吃饭和饮用,洗脸水都特紧张,更别说洗澡了。蔬菜呢,翻山越岭地要到50公里外的大连市内去采购,而且还是限量供应。伙食定量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吃上一碗饺子,就像过年一样。住的呢,是无法保暖的帐篷,而且是拥挤不堪,只能共用一个被窝,倒班施工,轮流睡觉。
  上万人的施工队伍,即使给钱先生一些特殊的待遇,可环境如此艰苦,再好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儿去。何况钱先生还离不开一线的焊接工人,他也就把自己视为工人了,与他们共同吃几分钱的咸菜,节约着喝每一杯水,住在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夏天蚊虫滋生的工棚。
  有人劝他:“钱先生啊,您是南方人,吃不惯东北的粗粮,细粮还是留给您吃吧。”
  钱先生风趣地说:“我早就是东北人了,吃不惯细粮。”
  那些工人们见到他们尊敬的科学家如此的简朴,如此的平易近人,似乎天然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心中敬意油然而生,仿佛钱先生就是自己的父亲,有些心里话找他去说,心里有难解的疙瘩,求他给解。
  尽管钱先生对每一名焊工都十分放心,可他依然坚持着责任到人,每一道焊缝都记录下了焊工的名字。有时,工人在焊接的过程中对焊法有所改进,能起到更好的受力作用,达到更结实的牢固程度,钱先生便高兴得像个孩子,闪亮的眼睛盯着那名工人,虚心地听工人讲解,然后,向整个工地的焊工推广。
  第一组钢桥终于制造出来了,但怎样实验,怎样计算钢桥的荷载能力,却是个难题,这么长这么高,怎么检验?小问题难倒了大科学家。还是工人有实践经验,建议钱先生用水箱装水负载,便能解决这个问题。
  钱先生笑了,是啊,这么简单的问题,古时候曹冲称象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何不把这个原理重新运用一次呢。
  于是,大家忙碌着调动着水泵,找来了测试仪器,负载上水箱,开始注水加压。最后测试的结果每一跨的总荷载为840吨,再察看钢桥的钢度和强度,已经超过了设计的要求。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即将诞生了。
  建桥总指挥部高兴得不得了,马上举行了庆功宴会,宴请了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体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其中也包括交通部和大连市的领导,他们对钱先生深深地折服了,中国人终于敢在全世界人面前再竖立起一个第一了。

  实验成功了,马不停蹄地准备吊装。
  那一天是1975年8月5日,虽然钱先生已经把海上整体吊装的架桥方案制定得很详尽了,但安装这样的庞然大物,毕竟是第一次,大家心里依然没有底,因为这样的工程谁也没做过,根本没有经验而言。
  第一次组装,大家都很紧张,就连钱先生也不例外。吊装的前几天,钱先生和设计组在一起,趴在图板上反复地画图示范,吊装的头一天晚上,钱先生一宿未眠,蹲在工地上整整一个晚上都与工人在一起做准备工作。而在此之前,他已经病了,组装前这20几天,没日没夜地在工地折腾,每天要解决数不清的问题,别说是花甲老人,就是年轻人也是吃不消啊,不生病才怪了呢。可是,吊装是栈桥建设中的最重要的环节,如果吊装失败,整个建港的大会战,就会前功尽弃。既使钱先生的心再宽,也不能不着急。
  按照事先的潮汐预测,吊装这一天的上午,正赶上天文大潮,趁着这个高潮位,能减少很多组装的麻烦。第一座吊装的钢桥选择在了第四跨上,钱先生之所以做出如此决策,因为第四跨在中间位置,能够为以后的组装总结出更全面的经验。
  这天早上,钱先生怀着和大家同样的心情守候在海边。然而,老天不遂人愿,天亮以后,海里刮起了大风,已经悬在吊装船上浮吊上的钢桥在大风中左右摇摆,就是不听使唤。大家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儿,恐怕出现问题。
  可是,问题还是出现了,一根承担吊装的辅助钢柱“喀嚓”地一下子,齐崭崭地折断了,吊装立刻暂停下来。好在那根钢柱与钢梁的受力无关,可是如此庞然大物,在风中如此摇摆,稍不小心,就会撞到桥墩上。刚才那根断了的钢柱只是个小问题,如果撞坏桥墩,麻烦可就大了,整个工程就要停工了。
  怎么才能让钢桥在空中不再摇摆,钱先生不耻下问,向工人求教,工人成天工作在生产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有经验,有智慧。工人们想出了百试不爽的笨办法,实行人海战术,在钢梁上拴无数根绳子,靠人力稳住钢梁,再让浮吊将钢梁落在桥墩之上。
  于是,就在这人海战术中,钢梁一点一点地移到了桥墩之上,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才稳稳地落实。
  第二个钢梁安装在第三跨上,时间已经推迟到9月4日了。此前,钱先生设计了四个小板凳,焊接在钢梁之下,每只小板凳拉出四根钢丝,固定在不同方位,以减少遇到海风时的摇摆,他又在钢梁上加了8个斜拉杆来增强稳定性。这些安装附属物,本来没有给钢梁增加过多的荷载,可细心的钱先生还是拿出计算尺,左拉右拉着,计算出了结果,才肯组织施工。
  本来,已经万无一失了,安装有前一天晚上,钱先生还是不放心,他推测出后焊接上的斜拉杆很可能和浮吊上的钢丝绳碰上,时间久了,撞断了就产生新的麻烦了。为了防患于未然,那一晚,钱先生又没睡,和工人们一道,给那几根斜拉杆缠上了胶皮垫。
  第二天的安装,顺利得毫无悬念。
  一个月之后,九跨钢桥全部吊装完成,栈桥码头水上主体工程告捷。
  这是一个国内尚无先例的成功的工程设计,整个工程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它节省材料、受力合理、使用方便、美观大方。栈桥建成之日,那全长近1公里的9跨拱形钢结构长桥飞架在蓝天碧海之间,气势甚是雄伟壮观,赢得了中外工程界的称赞。

  现在,栈桥已在海上服务34年了,依然完好如初,至今还是大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连新港工程投产后,仅三年半的时间就收回了建港的全部投资,它每年出口原油占全国总出口量的90%以上。这项工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70年代优秀设计奖。设计小组编写的《全焊空腹桁架钢桥》一书于1982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有一年,油码头因为意外,突然燃起了一把大火,要知道,如果秧及到原油管线,或者是储存着原油的地方,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整个码头就完全被毁了。栈桥仅仅8米宽,设计通过车辆的载重是8吨,可是,要想灭掉大火,仅仅一辆消防车是远远不够的。迫不得已,两辆消防车一同开进了栈桥,载重已经超过了16 吨。直至大火被扑灭了,栈桥毫发未损。
  
                        四

  1978年3月18日,是钱先生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中华大地经历了万马齐喑的十年“文革”之后,终天迎来了科技的春天。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钱先生作为大会的代表和受奖者坐在台下,认真地聆听着邓小平的讲话。
  在这次大会上,还有一件惊喜让钱先生兴奋不已,那就是大连工学院受到大会嘉奖的四项力学成果中,钟万勰在三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颁奖那天晚上,又是钱先生的一个不眠之夜,他奋笔疾书,连夜向学校党委写信报捷,介绍在科学大会上钟万勰的获奖情况。
  从北京开完全国科学大会,回到“大工”,钱先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给自己减去了十岁,要把过去没有做成的一切统统追回来。
  全国科学大学结束不久,召开了全国力学规划会,钱先生前瞻性的阐释说服和感动了大家,计算力学这才作为力学发展方向之一,列入国家规划。更重要的是,大家通过大型组合程序JIGFEX,明晰地看到了计算力学给土木建筑、桥梁、造船、航天、机械制造等各个领域,带来本质性的飞跃。
  时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满眼看去,城市高楼林立,原野桥梁跨跃,江河大坝横拦,还有标志着我们大国地位的潜艇入海、飞船上天,哪一项不是计算力学为科技发展安上了腾飞的翅膀?
  钱先生深知,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众多学科的支撑。因此,他需要自己的团队,是一个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触类旁通、兼收并蓄的团队。
  为此,钱先生将一批又一批人才,公派到国外学习。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科技人员的待遇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是天壤之别,公派留学的,回国率很低。
  然而,钱先生派出去的留学人员,几乎没有留在国外的,全都回到了“大工”,回到了他的身边。有人弄不明白,为什么钱先生派出去的,都能回来,难道国外就没有人拿高额利益诱惑他们?笔者也曾带着这个疑问采访过一些老师。
  他们的回答让笔者感到震惊,他们的表情告诉了我,这不应该是个疑问,他们告诉我,他们从离开祖国的那天起,从来就没想过留在国外,他们的心里装满了钱先生的嘱托。因为每个人的留学去向,都是钱先生思考了好久才定下来的,留学的名额太有限了,想让每个人在短暂的国外学习期间得到最大的收获,钱先生确实是煞费苦心。公派出去学什么?到哪个地方去学?拜哪所大学的学者为师?还有哪些需要突破?钱先生早就在心中想好了,不待大家说出口,他已经替大家说出来了。
  难怪大家说,钱先生懂得他的学生,超过他们的父母。
  是啊,他们留学国外的日子里,有的学生收到钱先生的信,比他们的父母多。他们留学在国外,钱先生把他们的父母和家属当成自己的亲人待。谁家有什么难题,钱先生一手帮助解决。他只图他们在国外学到真本事。
  钱先生的人格力量,钱先生对事业的执着,钱先生的大师风范,深深感染着他们。他们仿佛自己就像是钱先生放飞的风筝,恐怕断了线,迷失了方向。钱先生已经成了他们的根,无论他们在那里,那些弟子们谁也不想离开这位像他们父亲一样的钱先生。

  当历史的时针迈进上世纪八十年代,钱先生又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一样,昼夜不停地忙碌着,工作时间自然不必说了,每逢夜晚来临的时候,他们家的客厅便成了会议室,天天高朋满座。学生、同事、社会贤达以及工人、农民等等,钱先生各个时期的朋友,纷至沓来,或叙旧或讨教或求先生办事,抑或就想看一眼钱先生,坐在一角当旁听生,凝视钱先生的举手投足,倾听钱先生的侃侃而谈,便心满意足了。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钱先生有一个别人无法相信的“顽疾”,他家的门二十四小时不上锁,只要肯推门,谁想进他家,随时都可以。
  子夜时分,“曲终人散”,钱先生却伏案疾笔,将所有的思路与想法记录下来,或者将新的发现向更深的领域探索。写累了,伏窗向外瞭望,发现谁家的窗子还亮着灯,钱先生还心疼地给人家打过电话,劝人家别太累了,要注意休息,注意身体。
  这就是我们的钱先生,对自己的家,常常是大甩手,对别人呢,却是“爱操心”。
  那几年,钱先生虽然很忙、很累,他却很充实,很快乐。

  公元1981年至1985年,钱先生接替屈伯川,担任了大连工学院的第二任院长,忙碌得更是不可开交。可钱先生利用统筹法,“大工”的大事小情,他处理得妥妥当当,各方面的业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手里头的科研课题一刻也没有耽撂。反倒因为他在国际力学界的影响,增强了“大工”与世界的交流,让 “大工”与世界接轨。
  那期间,钱先生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取自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诗句“为有源头活水来”。传达出了他的办学理念: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不开展科学研究,教学便就是静水,活不起来,活不起来。科学研究要注意在理论和实际结合上找动力和方向,切实面向经济建设,面向现代化建设。
  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钱先生的教学、科学研究、学校管理、工程服务,几项大事齐头并进,忙得是不可开交。
  既是如此忙碌,又成了“大工”的一把手,休息成了一种奢侈,钱先生也该闭门谢客了。可钱先生依然故我,不肯改掉“顽疾”,屋门不锁,大门洞开,门槛喜迎八方客,沙发落坐四面友,家里客厅依旧天天人满为患,先生不知疲倦,依旧谈笑生风,每天要送走一拔又一拔客人。
  每天的话题都是那么多,可所有的话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两点:一个是人才,另一个是科技。钱先生继承了“大工”首任院长屈伯川求贤若渴的劲头,甚至比屈院长还要“狠”。科教兴国是立国之策,“大工”要发展,没有人才怎能行,他要把人才和科技牢牢地焊接在一起,让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1984年春,林安西当上“大工”副院长的头一天,钱先生就把他派出去,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让他把著名数学家、吉林大学徐利治的工作关系办过来。尽管事先钱先生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林安西还是费尽了一番周折,才将徐利治调到“大工”。就像三十年前钱先生来“大工”一样,徐利治来校后,在他的身边又形成了一个数学圈子,聚集了一批人才,使应用数学系得到长足发展,为今天数学科学学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齐康院士是国内著名的建筑家,钱先生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会见了齐康院士,并邀请他来校工作。齐康院士很敬仰钱先生的学识,也很钦佩钱先生的人格,欣然接受。钱先生惟恐生变,让陪同他来北京的林安西副院长,立刻落实。齐康院士到校后,组建了“大工”建筑系,培养了一批博士生,今天建筑与艺术学院的诞生与齐康院士来校后密不可分。获得鲁班奖的学校标志性建筑伯川图书馆和大连市有名的贝壳博物馆的设计都是齐康院士的杰作。

  虽然角色变了,但钱先生向计算力学更高的台级迈进的步伐一丝没有减缓,反倒因为职务的变化,凝聚了更多的力量,发挥了更多人的作用。
  1981年,钱先生开始领导开发《多单元、多工况、多约束的结构优化设计》,简称DDDU系统。它把力学概念同数学规划方法相结合,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传统难点,被土木、道桥、水利、机械、船舶、汽车、火车、航空、航天、通讯、海洋、核工业等的广泛应用,能把科学技术直接转换为生产力。1985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由于钱先生倡导计算力学,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更由于他在科技界崇高的道德风尚和治学精神,在1982年召开的中国力学学会大会上,经过原理事长钱学森的推荐,大家一致选举他担任第二届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作推荐时说:“钱令希教授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知识,走到了前面。我表示十分钦佩!”
  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钱先生在“大工”已经带出了三代享誉海内外的力学家: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钟万勰为领军的第一代力学家、七十年代以程耿东为领军的第二代力学家,以及八十年代后期以顾元宪为领军的新生代力学家。

  时光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钱先生已经做了“大工”顾问好几年了,也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他从繁冗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按理说,他早已年逾古稀了,应该安享晚年了,可是,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力学的发展、高教的走势和人才的成长。
  可以说,从古稀之年走向耄耋之年的这十年间,钱先生如同灿烂的晚霞,生命的价值显得更加成熟悉、更加睿智、更加辉煌。
  “大工”年轻的教授岳前进在回忆中说。他从事海冰研究十余年了,若说略有所成,实得益于钱先生的精心培养。从开始的研究方向,到后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以及后来的项目执行,处处都留有钱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施浒立,一个特殊型的人才,本科读的是机械工程,硕士研究的是电子工程,而读博士的时候,慕名而来,偏要跟着钱先生学计算力学。从年幼入学,到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双科博士。经历了漫漫40年,这需要何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的毅力。是钱先生的理念支撑着他,“终身努力,便成天才”。现在,施浒立是国家天文台天文导航首席研究员。
  吴承伟,从机械专业转向力学,有些摸不清方向,在钱先生的点拨下,他把力学与机械结合,做交叉研究。1994年底,吴承伟的爱人带着孩子准备去美国探望正在留学的他,临行前,母女二人去看望钱先生。钱先生看到孩子的肩上挂了个“两道杠”,关切地说,孩子出国不能带这个,以免进关时出麻烦。还一再叮嘱在孩子内衣上系上一个卡片,写明在美国亲人的联系电话地址和中国亲人的联系电话和地址,以防孩子走失。这件事吴承伟和他的爱人一生难以忘怀。三年过后,吴承伟决定返回祖国,美国的项目老板非常吃惊,以为嫌待遇低,一味往上加薪,企图留住他。吴承伟以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为名,回到了钱先生的身边。

  耄耋之年的钱先生,从没认为自己是个老年人了,他身体的中的青春之火还在旺盛地燃烧着,他依然让自己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意义。他知道,在知识爆炸的年代,自己的学生们已经跑到他的前边去了,可是,在工程实践上,他还有饱满的余热,有别人无法匹敌的实践经验,还可以解决工程中的具体困难。
  北良集团的总工程师浦历生,是上世纪七十年修建鲇鱼湾码头跨海栈桥时与钱先生建立下的友谊。三十几年来,只要涉及到港口的工程问题,不论多忙,钱先生是每求必应。1999年,钱先生已经是八十有三了,浦历生又一次找到了钱先生。“北良大型国家储备粮库筒仓结构加固工程”的施工出现了问题,钱先生并不满足于图纸的审阅与工程师的介绍,陡峭的临时扶梯,一步一步地爬上50多米高的仓顶,仔细察看着,拿出了最佳改进方案。
  在粮食的装仓过程中,又有一个难题难住的浦历生。粮食从50米高空落下,总会有一部分被摔碎,便又去请教钱先生。即使是八十几岁了,钱先生的头脑依然像年轻人一样聪慧和敏捷,他利用力学原理,提出了一个消能的方法,即在筒仓中设置一些遮板,缓冲粮食在装仓过程中的碰撞。钱先生的思路,让浦历生茅塞顿开。
  钱先生的儿子钱昆明回忆道:有一次出差,听到了上铺的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议论自己的父亲。原来他们都是“大工”的老师,但他们之间却互不认识。他们正在绘声绘色讲,钱先生路过一个工地,看着那里有个起重机,觉得不对劲,突然停下来,找到一个负责人,说对人家说,你们用的那个塔吊设计不合理,应该改进一下,随后,便一一指出问题。负责人这才恍然大悟,在钱先生的指导下,将毛病一一解决掉了,塔吊运用得更加灵便了。

  一般来说,科学家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严谨和刻板,而钱先生则不然,思考问题时,他严谨认真,日常生活中,他却机智开朗,活泼幽默。
  女儿不喜欢看钱先生的长眼皮,耷拉得已经影响视线了,多少次都建议父亲作个美容,割掉算了。钱先生则用力地瞭起眼皮,露出了明亮的眼神,说,这才是本真的我呢。再劝,钱先生依然摇头不允,偶尔幽默地告诉女儿,他喜欢闭着眼睛思考问题。
  钱先生很少到街上买东西,即使去买东西去,他到了地方就买,买的都是最贵的。有时,女儿就责备他,爸,你让人家骗了。钱先生老是否定,说是一分钱一分货吗。许多年前电视机刚刚流行,钱先生到了家具市场,进门就掏钱,买下一个电视柜就走。女儿说,爸,这又是最差的。钱先生却说,电视装进去,能看就行了,我买的是功能。
  是啊,钱先生喜欢简单,他说,生活要简单,思想要丰富。喜欢简单他,把自己的名字和一双儿女的名字都简单化了,简单得一看名字,就知道在哪儿出生的。
  乐观是钱先生一贯的生活态度,有人询问钱先生健康长寿的秘诀,钱先生编写了《四乐歌》,经常送给来探望他的人,他说:“工作奉献求乐、处事助人为乐、生活知足常乐、闲暇自得其乐”。
  钱先生能够长寿,还有一个秘笈,那就是“基本吃素、坚持走路”。钱先生喜欢体育运动,每天早晨上班,从家里出发,他故意绕到学校院内的花果山,走上一圈儿,再爬上教学楼,即使是九十高龄,仍然健步如飞。即使是过了“米”字大寿(八十八岁),有朋友来探望,他握住对方的手,问对方感没感觉到力量。
  这就是钱先生,乐观而又童心不泯,即使是患病住进了医院。

                        五

  法国著名哲学家蒙田说过:人生最大的哲学就是学会死。
  人生自古谁无死,虽然这是一个让人忌讳的话题,又是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2004年4月,沙尘暴袭击了大连,钱先生在沙尘暴中艰难地行走着,忽然间,他不自主地要向右偏过去,幸好被同行者抱住。站了一会儿,钱先生恢复了过来,又可以往前走了。走到实验室时,仰头看墙上高处的资料,忽然站立不住,又要向右转,这一次又被人抱住,原地停顿了一会儿,就没有事了。
  钱先生感了奇怪,自己怎么总是这样反反复复不由自主又无法自控地向右旋转?应该到医院检查一下了。于是,钱先生去了大连中国医科大学老年病院体检,做了脑部CT检查,报告的结果说三年前钱先生说脑子里的小白点有较大发展,有患有胶质瘤的可能。这只是医生的推断,要想得到准确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进一步的检查就是使用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出人意外,不仅确诊了钱先生确实患上了脑胶质瘤,而且时刻威胁着大脑的功能。钱先生之所以经常向右偏转,就是受病灶的影响。
  那一段日子里,钱先生上网查资料,搜集治病的方案与注意事项,询问相关医生,一直在积极寻找治疗方法,并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平静下。他指着自己的头问医生:“这种手术,会不会让他糊涂?”这是钱先生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头脑是用来思考的,一旦不能思考,留下生命还有何意义。
  手术之前,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钱先生没有把自己当成患者,而是治疗的积极参与者,与医生一块研究治疗方案,一块打败潜伏在他脑袋里的病魔。
  人们关心他,看望他,他反倒安慰别人说:“人的一生,风风雨雨,什么事情都能遇到,要坚持以积极向上的追求精神和愉快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坚持过好每一天。”
  经过科学的对照与权衡,钱先生做出了选择,决定去北京作手术。
  有许多人不同意钱先生做手术,主张保守疗法,他们担心钱先生这么大年龄了,承受不了手术,万一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即使手术成功了,术后康复也是个大问题。
  尽管钱先生很明白所面临着的风险,可他不怕,他需要清晰的头脑、健康的身体,这种风险值得一冒。更重要的是,对妻子倪晖,钱先生实在是放心不下,妻子的糖尿病已经到了晚期,神志不清瘫痪在床三年多了,每天需要他和保姆不断地给她翻身,别生了褥疮,需要钱先生一口一口地喂饭,维持身体所需。妻子服侍他一辈子,现在已病入膏肓,他要陪好老伴最后一程。钱先生害怕自己成为老年痴呆,或者是走到老伴的前边去,他要趁着有生之年,多还一些欠下老伴的债,多尽一些丈夫的责任。
  临行前,钱先生手写了一份日程计划,让秘书武金瑛打印出来,他们人手一份,一块按计划消灭敌人。日程表上这样写着:11月22日出发赴京治疗,11月23日完成各项检查,11月24日进行手术,11月28日钱令希等一行人胜利返回大连。
  也许是钱先生有预感,也许是钱先生总会用科学的办法安排一切。到北京治疗期间,差不多一切都是按照钱先生的日程表进行着,只是手术的日子延迟了一天,因此,出院的日子也顺延了一天。手术采用的是内放疗与外放疗微创手术,术后情况良好。
  钱先生之所以如此精确地计算着每一天,那是因为他时刻惦记着卧病在床的老伴呀,他期盼着早一点儿回来,帮老伴翻身,喂老伴吃饭,陪老伴说话,推老伴出来晒太阳。
  出院回大连的途中,钱先生高兴得像个孩子了,手术没有留下后遗症,他恢复得很好,又是从前那个很健康的老头儿了。
  终于回到了大连,回到了老伴的身旁,尽管老伴没有多少反应,钱先生依然很高兴,向老伴倾诉着自己的治疗过程。第二天一早,钱先生便给海军总医院写出了一封感谢信:我自11月29日出院后,身体感觉很好!现在虽走路略有困难,但饮食正常,思维清晰,心情愉快,不久既可恢复健康。现我单位领导满意,家人高兴,天伦之乐亦将伴我。念及此,心里尤为感谢海军医院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然而,钱先生没有想到,回到大连还不到一个月,老伴的病情急转直下。
  2004年12月27日下午3时,陪伴着钱先生走过了63年风风雨雨的倪晖老师,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撒手离开了钱先生。尽管钱先生知道这是人生必然的规律,可他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钱先生什么都能够面对,可他无法面对亲人的离去。
  本来,病人去世后,遗体马上就应该运到天平间,钱先生却死活不肯同意,直至第二天,钱先生才勉强同意,为的是再多陪一会儿爱妻。
  因为年龄原因,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大家不让钱先生参加老伴的遗体告别仪式。当载着老伴骨灰的灵车缓缓启动的时候,钱先生死死拉着车门,泣不成声,说什么也不肯让灵车走。他不相信他的倪晖会抛下他,独自到另一个世界去。
  妻子下葬后,钱先生为爱妻守灵七七四十九天,他身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正当钱先生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之时,又一个痛苦的打击接踵而至,一个消息晴天霹雳般砸向了钱先生。5月30日,他的最钟爱的学生、晚年的弟子、“大工”工程力学系主任顾元宪,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第6届国际结构与多学科优化学术大会时心脏病突发,因公殉职,年仅51岁。
  对于钱先生来说,顾元宪的辞世,不啻于老年丧子。早在1982年,钱先生就发现了顾元宪这棵好苗子,带着他读完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便把他留校任教。仅仅十几年,顾元宪就成了力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成为了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首批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他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计划”、“863计划”项目、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等一批科研课题。他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选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过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他以对科学近乎神圣的膜拜,不断追求优化的人生,并以自己的成果和献身科学的壮举优化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灵。
  6月4日,国际结构与多学科优化学术大会的闭幕式上,破例奏响了雄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这位英年早逝的科学家顾元宪致以最高的敬意。
  钱先生惊闻噩耗,难掩心中悲痛。在病房里,许久不曾写毛笔字的钱先生让秘书武金瑛摆好笔墨纸砚,老人泪洒衣襟,为爱徒的离去写了一幅字:“冲锋陷阵,创新立业,尊称一代领军人物。”也许是因为生病,也许是因为过度的悲伤,钱先生握笔的手颤抖着,他很生气地写了扔掉,再写,再扔……
  从此以后,钱先生再也不提毛笔了,这幅字,也就成了钱先生的绝笔。从此以后,钱先生元气大伤,在人们的视线中,他眼中多了几分忧郁,少了几分爽朗。

  经历过两次生死离别,钱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脑水肿恶魔一般如影随行,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了,从家里到医院,从医院到家里,反反复复,往往是从医院出来已经能够如飞的行走了,可没过几天,又因为不由自主的旋转与眩晕,又住进了医院。
  秘书武金瑛就这样跟随着钱先生家里医院不停地往返。有一次,钱先生又住院了,武金瑛去看望他。进了门,钱先生就问:“你是谁啊?”武金瑛吓了一跳,以为先生病得连人都不认识了,连忙说,“我是小武啊,您不认识我了吗?”
  钱先生佯装认真地说:“你不是小五,你是小六。”
  说完,钱先生便哈哈大笑,武金瑛这才放下心来,原来先生是开玩笑。
  是啊,先生天天躺在病床上,肯定会特别烦躁的,他是用幽默风趣的乐观对抗病魔,感染别人呢。
  钟万勰院士来了,来医院看望钱先生。钱先生用期待的眼光看着钟万勰:“不知我的《余能理论》在今天能否站得住脚?”钟万勰明白,钱先生是在考虑自己能为后人留下点儿什么。
  程耿东院士来了,来医院看望钱先生。钱先生只说一句话:“我还能做点什么?”说这话时,钱先生的眼神中充满着渴望,一方面,先生面对病痛的折磨表现出了无奈和痛苦,另一方面,先生还在用他的坚强述说,即使明天死了,我今天还要活得有意义。

  爱因斯坦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学校给他丰厚的年薪,爱因斯坦却诚心诚意地请求校方:能否少给些?面对人们疑惑的目光,他解释说,科学探索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动机。越是简单的生活越有利于科学研究,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会成为生活的包袱。
  钱先生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精神财富是钱先生留下的最重要的财富,它是那样的丰富和广博 。
  1993年,钱先生倡导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钱令希力学奖励基金会”。钱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留下相当一笔金额,赠予基金会。
  钱先生去世后,先生的子女将先生珍藏的书籍、笔记,包括珍贵的英文文献等,以及证书、来往信件、收藏的字画、奖章证书等珍贵的资料,作为文化遗产,全部赠送给学校的档案馆。他们说,先生不只是我们家的,而是祖国的。
  对于长年照顾钱先生的两位保姆,他没有忘记。在他的遗嘱中叮嘱,从遗产中专门拿出一部分赠予她们,以示对她们的付出表示感谢。
  2007年,钱先生的病情加重,走路都变得困难了
  2008年10月,钱先生被送进危重病房,从此便经常陷入在昏迷中。
  2009年4月20日10时01分,钱先生在安详中溘然长逝,享年93岁。
  雁过不留声,风过水无痕。钱先生用自己的博大与宽容,仁爱与睿智,走完了自己坎坷而又安静的一生。
  四年前,钱先生已经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简单得只有一行字:钱令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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