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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充闾 来源:  本站浏览:1302        发布时间:[2012-08-22]

  说到承德避暑山庄,它的旖旎风光,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叹为观止;而其灿烂、丰厚的文化蕴涵,尤其令世人倾倒。可以说,这里浓缩了一部多姿多彩的清代历史,而且,随处都能感受到当日创建者的深谋远虑,良苦用心。
  徜徉其间,人们首先会想到康熙大帝。当时,处于内忧外患频仍之时,特别是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触角已经伸向了黑龙江地区,这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警觉和深重的忧虑。于是,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及时地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北方,着手策划反击沙俄的侵略和统一厄鲁特部蒙古。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整军经武,弘扬民族的尚武传统,保持八旗军固有的勇悍的战斗力。为此,他坚持了由顺治皇帝始创的北出口外,围场射猎的制度,并圈建了总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以身作则,倡导娴习骑射,演练兵马。
  与开辟木兰围场相结合,康熙四十二年,又在靠近围场的承德武烈河畔始建避暑山庄。这里“左通辽沈,右引回部,北压蒙古,南制天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沟通中原与东北,直达黑龙江、尼布楚,接连内、外蒙古的必经通道。而且,此间离京师不过二百公里,驿差驰马传递文书,往返只需两天时间;如果用“五百里加急”方式传送皇帝诏谕,甚至可以朝发夕至,确实是个理想的所在。
  纵观历代园林之营造,一般都着眼于创造理想的栖居环境。尤其是皇家园林,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为皇帝提供游幸、憩居、享乐、赏玩的生活空间。而康熙帝营造避暑山庄,则有意突破这一局限,除了夏日避暑,更多的还是出于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考虑,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结果,这里成了以弘扬民族尚武传统、安抚和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为指归的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在康熙皇帝心目中,此处之山水园林,实际上是表达与寄托着帝王政治思想与治国抱负的特殊场所。诚如他的孙子、后来的乾隆帝所言:“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西方哲人黑格尔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从避暑山庄这座园林诸多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从“周围那些规格高贵的寺庙”,看出了“亚洲大皇帝的用心”。这种政治考量,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分明注意到了,他们在山庄接受觐见后,就说:此乃“天子身自备边也”;具见“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者,特讳之也”。
  这从康熙皇帝在山庄题写的两首“望月”七绝中,也可以充分地看出:

  荒塞天低夜有霜,一轮明月照苍凉。
  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遐陬理外疆。

  桂树清光挂碧天,云开万里塞无烟。
  远人向背由敷政,惟在筹边与任贤。

  前一首,通过述志抒怀,表达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的志趣:不贪恋九重丹陛、玉宇琼楼的荣华、尊贵,而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置身遐荒塞外,处理安边固本的大事。后一首,由绘景抒怀进入理性思考,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面对着蟾桂高悬、云开万里的碧空清景和边烽不举、紫塞无烟的升平气象,他想到了政策与策略关系着人心向背、国脉兴衰这一千古至理,要想“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一在筹边,即实施恰当的民族政策,同时,整军经武,建立牢固的国防;一在选贤任能,治理内政。
  康熙大帝深深懂得,历代边关不宁,多在北方,祸患往往起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为此,他把维护国家统一、笼络北方民族、实现民族团结作为营造避暑山庄的落脚点。为了接待蒙古王公,在山庄周围敕建了溥仁寺、溥善寺等豪华的寺庙,营造一种浓重的神秘的宗教气氛,用以象征边疆各民族心向朝廷,如众星之拱月。以后又应其他各族之需,修筑了十多座寺庙,笼括了藏传佛教、中土佛教、各地民俗多神信仰、伊斯兰教和尊孔崇儒等多方面供奉的内涵,以及各具特色的建筑格局,形制华美、壮观,格调威严、肃穆,成为北部、西北部和西南边疆各个民族礼佛、朝觐向往之所在。其用意是既深且远的。
  当然,更实际、也是更深层的考虑,还是通过辟建围场,开展名为“木兰秋狝”的习武、射猎活动(实质上即是古代形式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保持与发扬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满族原本是一个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成长起来,以骑射宰制天下的勇猛精进的民族;可是,自从八旗军进关之后,数十年间,承平日久,渐远干戈,昔日那种勇武剽悍的传统已日渐式微。表现在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斗中,许多当关的将帅已无攻城拔寨之志,而个别久战沙场的名将,一听说要提兵打仗,竟然托病请求免征,有的甚至丢开队伍,临阵脱逃。这一危险的兆头,使康熙帝深感忧虑。
  于是,下决心要对八旗将士严加整饬,首先由皇子皇孙、宗室子弟带头,先行严格训练。规定从康熙二十年开始,每年都要定期北巡,组织骑兵、射手去木兰围场习武射猎。前后达四十八次之多,每次二十天左右。他把这里看做训练军队的战场,磨炼皇子皇孙意志和体力的熔炉。那个时期的围猎活动,要求与实地作战一样,非常严格,非常艰苦。康熙帝有言:木兰秋狝,“往来沙塞,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可以让那些公子哥儿,“博犀兕以作气,冒风雪以习劳”。用意是十分鲜明的。
  就是说,康熙帝创建避暑山庄的初衷,原本是弘扬祖上尚武传统和中华大一统精神,开展多种有利于巩固边疆的活动;而几十年过后,到了他的孙子乾隆帝手里,这里的主要功用,便逐渐转化为赏赐封爵,召见各民族首领,开展各种外事活动。一以迎宾宴集,歌舞承欢;一以笼络各方,强化统治;一以宣扬大清王朝的天威。当时,正处在清代的鼎盛时期,又兼乾隆帝本人极爱也极善于表现自己,所以,整个山庄便成了他借以示富、示威、示盛、示恩的理想场所。即以木兰秋狝来说,名称没有改变,但内容实质已发生了变化,遵照蒙古习俗,在这里举行所谓“塞宴四事”:赛马、什榜(演奏活动)、相扑(摔跤)、教駣(驯马表演)。从山庄中满布着一些赏景、饮宴与观戏之设施,即可以充分地看到由实战性向娱乐性的转变。
  继位的第六年,乾隆帝首次以君王身份驻跸山庄,曾即兴赋两首七绝:

  香风摇荡绿波涵,花正芳时伏暑三,
  词客《关山月》休怨,来看塞北有江南。

  菱花菱实满池塘,谷口风来拂棹香。
  何必江南罗绮月,请看塞北水云乡。

  《关山月》,汉乐府横吹曲名,出自文人笔下,内容多写边塞士兵久戍不归伤离怨别的情景。唐人王昌龄《从军行》有“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之句。乾隆之诗翻用了这层诗意。两首七绝的主旨,都是说山庄就是“塞北江南”。正因为塞北也有江南,所以,告诫词人不要再谱写怨别伤离的《关山月》曲了。他写的也是塞外,而且也写到了月华,我们不妨拿它同康熙帝的两首“塞外望月”诗对照一下,研究研究他们祖孙在立意方面的差异。
  乾隆的诗没有多少味道,但应该承认,他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漫步在芝径云堤上,与如意州、冷香阁隔水相望,确实有一种置身江南的感觉。想象中,一列文臣雅士在风流皇帝带领之下,衣冠雍容,神情潇洒,凭栏远目,赏景吟诗,实在很难把他们同那个轻骑射猎,骁勇顽强的民族联系起来。心中不由得涌出了一句话: “真个是:江南妩媚,雌了男儿!”
  乾隆皇帝的寿辰为农历八月十三,当时称为“万寿节”,正处于山庄避暑季节。因此,除个别时候要返回京师庆贺,平时每年的祝寿活动都要在山庄内举行。在他的七十寿诞那天,所有部院大臣和全国各地的督府、大员都赶到避暑山庄来向皇帝送厚礼,结果在古北口外,当时运送礼品的大车就有三万多辆。同康熙时代“落日照大旗”、“沙场秋点兵”的寒光闪烁、刀剑争辉的场景相对应,此际的笙歌彻夜、舞影蹁跹的承平气象,成了山庄的另一类风景线。
  举行于山庄万树园等处的“草原盛宴”是另一类的典型。乾隆年间,先后经历了对厄鲁特蒙古两个部落的战争,对回部布拉尼敦、霍集占的战争,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从而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对这一煌煌胜绩,乾隆颇引以自豪。因此,每当回部、厄鲁特部、哈萨克部首领入朝进贡时,他都要在避暑山庄设宴款待,设置多处大黄幄宝殿,可容纳上千人,宗室王公、贝勒和各少数民族首领都要与会,俗称“大蒙古包宴”。银花火树,万盏齐明,亮同白昼。乾隆帝曾咏诗以纪其盛:

  西陲平定已多年,宴赍频施毕后先。
  孰意新归额济勒,山庄重看设灯筵。

  乾隆帝在山庄的生活,可说是穷奢极侈。这里只说一件事:他听说泉水分量越轻,水的质量便越好,于是便把全国各地的名泉统统收集起来进行比较,其中有无锡的惠山泉、杭州的虎跑泉、济南的趵突泉、北京的玉泉山水,经过用戥子分别称量,认定北京玉泉山的水最好。可是,这时又有专家说了,泉水不仅要 “轻”,还必须“清”。那么,比玉泉山水更清的是什么呢?唯有荷花上面的露珠了。这样,他就要喝露水,要用露珠来烧水泡茶。结果,避暑山庄里每天都要出动很多人划着船去荷塘中收集露珠。他所享用的水果也必须是最新鲜的,要用驿站快马不分昼夜地从福建运送鲜荔枝过来,像当年的杨贵妃那样:“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到了晚年,乾隆皇帝对于这种奢侈无度的生活,也曾有所悔悟。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他写道:

  若图己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膻芗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终不可不言,故书之,既以自戒,仍警告我后人。若后人忘予此言,则与国休戚相关之大臣,以及骨鲠忠直之言官,执予此言以谏之可也。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已矣。

  尽管这种悔悟为时已晚,但其恳挚的态度、沉痛的话语,仍然发人深省,令后世感怀无限。当然,即使他逐渐形成了忧患意识,但也没有觉察到,实际上,这个天朝帝国已经危机四伏,种种盛极而衰的气象已经显露出来。听听外方人士的说法,也许要较为清醒与客观一些。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下旬,由马戛尔尼率领的多达六百人的英国外交使团,经海道至天津大沽口岸,然后赴承德避暑山庄,以为皇帝祝寿名义,被恩准觐见乾隆皇帝。在接受了一大笔十分贵重、当时比较罕见的祝寿礼品之后,大清皇帝给予使团以很高的接待规格,招待费每天为银币五千两,但对使团所提出的通商、建交及一些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无理要求一一加以回绝。最后,为了显示天朝的富庶与强大,安排他们纵穿中国本土,一路南下,取道海上回归。然而,这一切恰恰给予马戛尔尼广泛接触社会、客观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他没有为豪华的排场、纷繁的表象所迷惑,当乾隆皇帝大肆夸耀其“十全武功”,沉醉在盛世狂欢中的时候,他却敏锐地发现: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将永远不能修复”。 马戛尔尼对清王朝的印象,遂成为英国制定以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依据。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大清王朝这一艘“躯壳巨大”的航船,终于更换了掌舵者。继康熙、乾隆帝这对祖孙之后,紧接着,山庄又迎来了嘉庆、咸丰帝这一对祖孙。
  嘉庆帝的才华不及他的父亲乾隆皇帝,但素质差强人意。他不像乃父那样爱炫耀,尚虚荣,喜奉承,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登极以后,在修身、用人、节用、奖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封建社会的末日和清王朝的没落,两者重叠在一起,实实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注定了他难以有所作为,只能以悲剧收场。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确是没有一天宁静过。
  乾隆朝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滋长,灾患频仍。嘉庆帝一登上龙墩,就赶上了湖北、四川的白莲教徒武装起义;接着,又遇到东南沿海所谓“海贼”的骚动和几乎酿成大乱子的接连三次发生在陕西宁陕、西乡和四川绥定的兵变;尔后,便是直隶、河南、山东的天理教徒起义;并且在十年间,先后发生了刺客闯劫御轿和农民起义军冲进紫禁城的险情,使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时官贪,兵疲,民乱,河决,财困,整个社会千疮百孔。在位二十五年,他曾跑到避暑山庄来十七八次,主要目的已经不同于先祖的尚武、筹边,甚至连乾隆时期那种歌舞升平、强化统治、宣扬国威的气象也不见了。虽然也曾举行过秋猎活动,但已经不具备往昔那种浩荡的气派和声势了。结果,就在这次“秋狩”中病倒了,回到避暑山庄后,即“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最后于烟波致爽殿“龙驭宾天”。其死因,可能是年逾花甲,身体肥胖,天气暑热,旅途劳顿,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
  四十年后,他的嫡孙咸丰皇帝遭遇到比他更为惨淡的结局。他在位十一年,虽然也有锐意图治之举,但其自身纵情声色,宴安怠惰之行愈益发展。同他的祖父一样,咸丰朝同样一直处于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如影随形。内忧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遍布几十个州的捻军,以“按三尺剑以开基,重见汉高事业;着一戎衣而戡乱,依然周武功勋”为号召的杜文秀率领的云南回民等反清势力。贪官污吏的勒索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些造反队伍。外患是,英国人占广州,英法联军占京城,俄国人占伊犁和黑龙江流域大片地区,举凡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焚,《北京条约》的签订,都给他以沉重的打击。
  自从《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咸丰帝就整天忧思抑郁,更加寄情文酒,贪恋女色。鉴于宫中行止有节,诸多不便,因而“尤喜园居”。整天蜗居在圆明园里,又是制曲,又是排戏,有时还去如意洲看戏,恣意享乐。直到英法联军北犯通州,他就再也稳不住神了,当即打算逃遁到热河行宫躲起来,一时京城上下惶恐万分,纷纷迁徙。清军八里桥败退之后,他更是丧魂落魄,紧急任命奕䜣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自己则于次日凌晨,带上皇后钮祜禄氏、宠妃叶赫那拉氏等十三名妃嫔及五岁的小皇子载淳逃往避暑山庄,变“避暑”为“避难”。由于没有足够的准备,一路上,又饥又渴,又惊又累。出发不久,就紧急发谕,让奕䜣等留京官员设法牵制英法联军,防止他们再向热河进逼。
  尽管奕䜣等多次请求圣驾回銮,但咸丰帝由于害怕回京后遭到外国侵略者的挟制,硬是在山庄里躲避了十一个月,这是他以皇帝身份“北巡” 山庄的第一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清朝最后一位走进山庄大门的最高统治者。这样,北京城则完全处于失去任何抵抗的状态。很快,英法侵略军就闯进了圆明园,先是抢劫园内珍宝,最后放火焚烧,使中国珍宝荟萃的皇家宫苑化为灰烬。而他则躲在烟波致爽殿里,整天贪恋女色、美酒、丝竹皮黄、过万寿庆典,赏 “有功”群臣;再就是屈辱含愤地“御批”几个丧权失地的卖国条约,其他没有任何堪足载记的修为,最后也是在这里黯然辞世。
  比起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乾隆帝已经差逊一筹,但这对祖孙毕竟还是有所作为的。而嘉庆、咸丰帝这一对祖孙,就只剩下丧权辱国、窝囊晦气了。除了称之为“龙头鼠尾”、一代不如一代,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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