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有一家出版社收集刘征、沈鹏、周笃文先生的诗词作品，出版了一本《三贤集》。书里另外收录了几位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以示“传承和接力”之意。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习作，并在关于我的简介中，用了“师从三贤”这四个字。当时，我确实从沈先生的书法和诗艺中得到过诸多教益，但和沈先生的直接接触并不多，因而见到样书中的这四个字后，我心里很不安，担心给人造成“攀附名师”的误会。我的“担心”被友人转达给了沈先生，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见面时，先生很温暖地鼓励了我。随后我给沈先生寄去一幅自抄的习作，先生也回寄我一幅自作绝句的斗方墨宝。从此真的有幸，与先生结下一份特别的师生缘。

　　在和沈先生的接触中，我听他谈书法的时候较少，主要是谈诗。

　　沈先生15岁时就发起创办文学刊物《曙光》并任主编，文学底蕴非常深厚。沈先生认为，“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必须具备个性。人都偏爱自己的个性，也要学会尊重别人，互相评论而不独尊于一”。他提出的“宏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的艺术主张，我非常有共鸣，也由此进一步理解了先生个性独具的书学理念和诗学理念。

　　我们来看沈先生的一首《闲吟》：

　　坐井天庭远，观书雨露滋。

　　三餐唯嗜粥，一念不忘诗。

　　搜索枯肠涩，重温旧梦丝。

　　闲来耽异想，随处启新知。

　　虽然名曰闲吟，实则是郑重庄严的自白。其中“一念不忘诗”的倾诉，多么动人心弦。他在诗词上用功颇勤，用力颇深，用情颇重。他精通诗词格律，自持颇严，自律颇切。我记得多次接听沈先生的电话，大都是他想起了新作中的某个格律问题，亲自来给我讲述自己的推敲过程。有一次，沈先生写了一首《读某刊贪官榜》，初稿是这样的：

　　堂皇冠冕好贪同，革命功劳历数荣。

　　登台誓做守门犬，稳步飙升巨蠹虫。

　　贿行人托非关我，财色天然本自情。

　　法治缘何空一语，再从体制探其真。

　　这首诗是先生在一场重病之后写的。诗中的同、荣、虫、情、真分属于东、庚、真韵，不是一个韵部。后来先生发现这一问题之后，不顾大病初愈，又很仔细地修改了一遍，改稿如下：

　　堂皇冠冕锦衣程，劳苦功成榜挂名。

　　俯首谦恭怜百姓，升官使转善纵横。

　　贿行人托非关我，财色天然本性情。

　　法治缘何疏漏网，再从体制探分明。

　　改稿用庚韵，相当于又再次改写了一遍。考虑到先生已是年过九旬之人，又是在大病初愈之后，其严谨诗风，让我不由得在心中暗暗点赞。

　　虽然在诗词格律上如此自我严格要求，但是他又不是机械教条地完全死守格律。一篇诗词作品无论有着多么复杂的思想内涵、多么繁复的情感变化，但都在诗词格律的动态平衡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实现其多样性中的和谐统一。那种片面强调格律“严不可犯”理念，其实只是一种“机械的重现”，而不是“审美的重现”。今年3月24日，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一封短柬中提到格律问题，还专门赠来一首绝句：

　　滴答声中谈节奏，便将形式双面分。

　　文豪高氏发聋聩，人处应当大写人。

　　这里的高氏，指的是俄国作家高尔基，诗的第四句化用的是高尔基的名言。沈先生在这里特别提到“形式分内在形式与外部形式”的话题。“内在形式”，我理解是诗词的内在审美规律，“外部形式”，我理解是指诗词的平仄规则。平仄规则是显性遗传，审美规律则是血脉流继。诗词格律的历代承传和审美重现，不是简单的原样重复，而是不同情感需求与生命能量的重新积累与感发。沈先生讲授书法时，专门讲到“活”法。他比较了一番儿童画和儿童书法的教学之后，说道：“评选儿童书画时我常有这样的感慨：不少（不是全部，也不一定许多）儿童画还保留着天真的童趣，可是绝大多数儿童书法都是‘小大人’的面孔。教学者只知授人以‘死’法，而不懂得‘活’法。‘活’法才是真正从实践中得来并启发实践的，‘死’法，脱离实际却貌似艰深，可能连教学者本人也不见得能弄懂。”沈先生强调创作的“原创性”，力主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发挥潜在的创造能力，求新求变。讲的是书法，对诗词写作也很有启发意义。

　　诗重“活”法，贵天趣。张九龄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为什么用“生”字，却不用“升”字？“升”字是惯性思维、寻常手段，合于“法”而淡于味，这就是“死”法；“生”字则摇曳多姿、神采飞扬，赋予了大海、明月一种非同凡俗的鲜活和生动，是诗家眼光、诗性思维，异于“法”而浓于趣，这就是“活”法。我在给先生寄去的诗话中提到关于这两句诗的以上理解，沈先生帮我特别补充了一句话：“‘生’字更具有‘海’与‘明月’为一体的感觉，接下句更妙。”

　　下面例举一首我很喜欢的沈先生作品：

　　梅花岭史可法墓

　　我来梅花岭，梅花杳无影。

　　清气满园林，衣冠应未冷！

　　这首诗的前两句基本是古绝形式，口语化的句子非常朴素，但用在这里就非常妥帖顺畅，同时为后边的两个律句做了很自然的铺垫。沈先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美学发现，用的虽然是俗字俗语，却又空灵玄妙，生趣十足，这也可视作运用“活”法的一个成功例证。

　　没有“活”法的“格律溜”，就如同面黄肌瘦、苍白贫血的蜡像。尽管经过了精心打扮，却也终究比不上活蹦乱跳的、哪怕有缺陷的真实生命。这也正如沈先生所言：“原创意味着个性，意味着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提出个性化的要求，而且必须提出个性化的要求，否则，艺术的本质就失去了。”

　　沈先生特别重视诗中“言志”，认为“诗，还是要以言志为根本”。他说：“在相对的意义上，题材无论大小之分，‘志’有高低之别。以我个人来说，希望多读点情深意切、能与读者平等交流又提高读者精神境界的诗作，至于何种体裁并不重要。写真实，指客观现实的真，而首先是作者意识中的真挚、高远。硬要为某种统一意志服务，依附某种政治口号，违背了文艺的本体特征。”这一诗学观点，同样可以用来观照他本人的诗词理念和创作追求。此处不妨例举一首《吴为山君画余遇一长老》，沈先生在诗中风趣地进行了一番自我对话：

　　犹似佛禅犹似仙，偶逢歧路亦逢缘。

　　海天何处今宵宿？径陌前程几度迁。

　　汝也远离尘俗去，余兮羁绊网罗牵。

　　崎岖总有不平事，大道长留人世间。

　　他用朴素的语言把心中情志用疑问的形式和盘托出，真挚透明，温暖热烈。其中也出现了“歧路”“羁绊”“几度迁”之类书面语言，但没有任何板滞感觉，反而流利畅达，气韵流转，体现了高超的语感魅力。

　　沈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辣味十足的《索书》：

　　工具由人好支配，侈言“心画”不由心。

　　眼下纷纷求索者，惟追“福”“寿”抵黄金。

　　这首诗叙述的是先生书法创作时遇到的一些现实镜像。去年春节前夕，我曾和诗友一起去拜访沈先生。先生提到这首诗，笑谈如今某些人来索书，最时兴的是“福”“寿”二字。也就是说，一些人前来索求书法，往往不是注重内容，而是追求浮泛的福寿之类的吉祥话。沈先生自言一向不大喜欢书写“福”“寿”，又幽默地表示“为迎合‘需要’，不伤‘感情’……”沈先生认为书法以汉字为本，书法创作者由汉字的形美发挥为艺术，具美感和高尚的意境。书法本身不含功利目的。人活着实在远非为着“福”“寿”。他说：“尤其是面对损人利己、党同伐异、毁坏自然等等，还要想方设法谋个人福、寿，如何了得？”书法如此，作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记得我曾给沈先生看过一篇短文，题目叫《著一直语》，我在文中写道：“诗词之道易也，见所见、闻所闻、书所书而已。有的作品是嚷出来的，有的作品是想出来的，有的作品是仿出来的。脱口而出者妙合无垠，最为高超。”沈先生回函耐心指点，并特意亲笔在文中帮我加了这样一段话：“这里涉及创作的直觉性，也涉及评论的理性。此二者有区别，但从根本上说，也具有一致性。潜意识——显意识，二者均来自生活的感发和理念的积累，可以互相转化、相辅相成，而相较而言，潜意识更接近于艺术创作的本真本色之态，更注重妙手偶得之趣。”这一段话，或许可以为研究沈先生的诗词艺术补充一份直接的理解和感悟。先生自己的诗词作品，均是本真本色之作。而他关于潜意识和显意识的辩证分析，则给我带来更多的联翩浮想和美好收获。

　　今年5月17日，我还曾收到沈先生《暮春读旧时解放区民歌》的手稿照片，并和先生作过一些交流。后来几天，也曾收到先生亲自打来的电话，还特意相约不时来电继续交流。先生严谨包容的大家风范，总是让我想起“穆如清风”的古老诗句。我知道先生因病，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但因为常常能读到先生的新作，反而总感觉他会很快康复，就像前几次似的。但是没想到，8月21日下午，同事告诉我：“沈鹏先生逝世了。”忽觉万千悲凉，蓦然涌上心头。当天早晨有雨，我借雨抒怀，填了一阕《千秋岁》，表达心中的怀念：

　　雨沉珠坠，凌乱成悲泪。风翼远，弦声碎。鹏归河汉上，情出襟期内。仙客去，笔花万点藏云旆。 高义饶雄伟，奇境留沉醉。波旋碧，峰飞翠。骎骎兮所盛，飒飒兮其美。心永在，介居一爱绵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