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8月21日，“新南方写作：流动性与未来性”文学交流活动在广州花城文学院举行。活动达成了“立足今日南方以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南方故事”的共识。今天“花城”公众号推送到场评论家的精彩发言。

　　蒋述卓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新南方”这个话题自出现起已经过了两三年，目前学界存在着一些疑惑，认为这是一个理论先行的命题。对此我们首先要澄清，“新南方文学”这一命题是在文学作品涌现的过程，由陈培浩、杨庆祥和张燕玲等许多评论家敏锐地感觉到，并加以总结和提升而出现的。文学史的建构不仅需要作家写出作品，也需要理论界将其归纳、总结和提升。在文学史上整理和回顾粤派文学批评的谱系，我们会看到陈平原、温儒敏、洪子诚、杨毅等人的名字，甚至可以追溯到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如今《粤派评论丛书》已经出版了32种，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作品出现。

　　所谓“新南方写作”的未来性，我理解为“新南方”的愿景，一个是不断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日益联通的世界，这恰恰是“新南方”的未来。“新南方”的愿景并非一个固定的图式，而是在写作和评论的蓬勃生长和相互呼应中建构成型。

　　所谓流动性。长期以来，南方以南作为文化的边地，其边界和范围就是在流动当中形成的。黄遵宪如果没有去当外交官，也无法产生世界革命的思想；梁启超是在流亡日本、流亡美国的历程中塑造了小说观念，生成了小说革命的观念。南方的作家曾经向中原的文学看齐，向北京的文学看齐，向魔幻现实主义看齐，向先锋文学看齐，今天又回到南方以南。流动性造就了“新南方”容纳南北、容纳中外的品格。我想，“新南方写作”是超越地域的，它的核心在于革新求变，希望文学小说家、作家与评论界共同携手，创造“新南方写作”的佳绩。

　　贺绍俊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

　　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新南方写作”是这一两年反响最热烈的批评话题之一。说它是之一，而不是唯一，是因为我同时想到另一个热烈的话题，就是“新东北文学”。一个南，一个东北，仿佛遥相呼应，二者都是以地域为其识别标志的，但显然和我们过去所讨论的地域文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文学”完全超越了自然地理因素，而成为一种由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以及自然地理综合作用下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不仅是一个空间定位，也是一个时间定位。

　　当我们说“新南方写作”或者是“新东北文学”时，应该将“新”当成一个动词来理解，它是一种由旧到新的文化动作。“新东北文学”，就新在工人文化的崛起，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形成了强大的工人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活在工人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是工人通过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创造出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但也松动了原有的体制，让工人文化活跃于表层，被作家们在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

　　“新南方写作”是另外一种文化的结果。南方的气候不同于东北，吹拂着强劲的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暖风，有一种新的文化笼罩着大地。我把这种文化界定为自由贸易的精神，自由贸易是追求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它是一个多方向的概念，既属于国家与国际机构，又涉及国民经济和个人利益，要想实现自由贸易所达到的目标，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保持合理的市场和政策规范，以实现贸易和社会的可持续和平发展。

　　南方的土壤经过改良，越来越适应自由贸易的生长，也营造出一种体现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精神生态，悄悄改变着作家们观察世界的状态和方式，从而造就了“新南方写作”。

　　流动性和未来性，这两个词语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自由贸易精神的特征。流动性意味着“新南方写作”是一种正在生长中的、充满变动性的文学写作，它的“新”不是指作家们都呈现出同一种新面孔，做出同一种新表情，而是指他们总是在尝试新的动作，不断给读者带来新意。我去年读到了几部南方作者写作的作品，比如广东作家魏微的《烟霞里》、庞贝的《乌江引》，广西作家林白的《北流》等。几部作品各有心意。魏微将脸谱思维与日常性叙述有机融合，庞贝着力于历史叙事的文体之变，林白的创作始终是南方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表现出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北流》是她的世界观及文学观的集大成之作。

　　所谓未来性，我更愿意将其解读为一种指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是一对完美的组合，它保证了当下文学发展的文化平衡性。“新东北文学”是刚性的，“新南方写作”是柔性的，“新东北文学”有山的稳重，“新南方写作”有水的流动。但无论是“新东北文学”的工人文化还是“新南方写作”的自由贸易精神，二者都有着解构规训和抵抗改造的内涵。如果“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都能保留下文学的原初本质，那么它们都有精彩的未来。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想表达几点。

　　第一点，任何命名都是双刃剑。在文学史上看，没有一种命名是严谨的，也没有一种命名是完全想明白了才出现的。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这些命名都不是那么严谨，但是依然对于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依然很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承受“新南方”这个名字的漏洞和缺憾，而不必去过多纠结“新南方写作”字面上的边界和定义。

　　第二点，无论宏观的文化还是具体的写作，南北之分从来就有，不必回避或者模糊这一点。钱穆研究中西文化得出一个观点，文化会随着地理而变化。西方的文明传播是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从低海拔的地方到高海拔的地方，从暖的地方到冷的地方，最早是从今天的希腊、意大利，到今天的法国、英国、德国、北欧诸国等地。中国是相反的，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江浙、闽粤等地，我们是从大面积的地方到小面积的地方，从高寒到低暖。梁启超也有相似的论点。唐代以前，中国的名人基本出自北方，多数是军政人物；唐代除了张九龄跟慧能，广东是没有名人的；唐代以后，到清中叶以前，扬子江流域出现大量文化人物；鸦片战争以后，经济实业人物以珠江流域为中心大量涌现。这种区分看起来很粗俗，却有其道理。地理对文学、文化是有明确影响的，这一点不用回避。

　　第三点，最好的文学恐怕仍然是南北同体的，超地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往往南人写北，北人写南。南唐后主李煜最好的作品，是他被带到北宋的国都以后写出来的；鲁迅算是个南方人，但是他笔下的意象是北方的，他喜欢写枯草，一根根像铜丝一样，他写奇怪而高的天空，他笔下的花鸟虫鱼这些小动物都被北方的寒冷所压制；张爱玲更典型，她是典型的南方，但是灵魂的底色是北方的，所以我们说张爱玲是苍凉，而不是凄凉。以前讨论女性文学的时候，我们强调最好的灵魂是雌雄同体，最好的写作恐怕也是南北同体的。

　　朱燕玲

　　《花城》杂志原主编

　　前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给李敬泽做过专访，题目是《南方是流动的南方》。其中提到，景观的、空间的、抒情的南方在文学、影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中被反复的征用，直到这两年形成一种能够辨认的文化现象。在文学圈中，这个现象可能就是“新南方文学”。

　　对于南方，我个人有两次深刻的体验。一次是我八十年代刚刚到广东来的时候。当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那个时候，全中国人的目光是向南方注视的，第二次是近几年，南方文化在影视、音乐领域的繁盛。李敬泽说过，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地方性主要呈现在地方精英身上，比如修宪制，这是地方绅士的责任和权利。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量普通民众在表达地方性的体验记忆，从而形成了各种影视音乐作品。所谓的“新南方”，恐怕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认识：草根的视野、民众的经验。“新南方文学”如何被大众认同？这是我在观察的。

　　申霞艳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化的视野里，我们才能看到“新南方写作”的深远意义。因为“新南方文学”与当代的经济基础、文明转向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边界，沿线区域也成为游牧文明和乡土文明的交集地带，成为移风易俗、文化嬗变的区域，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就发生在这里。在那个时间段里，所有的南来作家都是被贬的，最有名的像韩愈、苏东坡，这些人到南方来都是非常不情愿，都是被朝廷体制所排斥的。到了改革开放后，南来才变成一个主动的行为。到了近几十年，我们是在跟西方打交道，南方的沿海地带成为了交锋和交融的第一线。漫长的中西的交流史为粤港澳大湾区赋予了历史意义，我想，也只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才能够识别“新南方”的意义。

　　过去，文化交融的主体是游牧文明和乡土文明，今天则是乡土文明和新兴的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凸显。

　　曾攀

　　《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前些天我和李敬泽老师聊天，很有收获。第一点，他认为“新南方写作”打破了以往我们在文学地理以及地方性书写方面的单一的区域性描述，并不是说广西写了什么东西，海南写了什么东西，而恰恰是流通、打通的。跨区域性决定了南方之“新”，不同于我们既往的对于地方的想象，也是“新南方”关键的立身之处。第二点，他提到“新南方写作”不应单单局限于文学，需要寻找更多跨学科、跨艺术门类的结合，如影视、音乐、摄影等等。之前和张燕玲老师在组织“新南方写作”话题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注重打通新的艺术门类。

　　经过这两年的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提出和理论创新似乎已经完成了。此刻，我们需要拿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说话。我们可以期待一种种跨时空、跨学科、跨语际的写作，如《流俗地》里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之间的碰撞以及《北流》中的方言书写。我非常认同谢有顺老师的说法，真正的“新南方”是打通南北的。我们从南方出发，走向无远弗届的世界中去，走向未来，走向新的空间和新的想象。

　　廖伟

　　《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社长

　　作为期刊编辑，我分享一下自己在文学的一线现场，看到的一些实际上尚未被关注到，但是应该被归集在“新南方写作”谱系中的作品。

　　第一是粤语写作。2020年，我们在《上海文学》的2019年最后一期杂志上发现了一篇很独特的小说，名叫《凼凼转》，引起了我们对粤语写作的关注。“凼凼转”是一句粤语，大意就是团团转。这篇小说的作者叫伍德摩，1993年出生在广州。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大量粤语口语经过书面改造进入了文本，呈现了粤语的活泼感。他在小说中深情地回望了90年代广州的一条小街，回溯在这个小街上发生的“康乐”事，几乎构成了广州的一小片历史。当时我们编辑部很看重这个作品，认为它改变了常见的那种四平八稳，甚至有些油滑的故事声腔，扩大了汉语写作的空间。在2020年年尾，我们又碰到了一部粤语入文与风俗文化描绘合一的优秀作品，就是葛亮的《飞发》，后来《飞发》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凼凼转》却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二是海洋性。从2022年到2023年，我们选载了孙频的三篇小说《海边魔术师》《落日珊瑚》和《海鸥骑士》，它们最后被冠以“海边三部曲”发表。我们注意到孙频写作的转向，一个北方作家开启了对海洋的写作。这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大陆最南端一个叫木瓜镇的地方，现代蛮荒、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交织碰撞的作品。我们之前选载的林森的《海里岸上》《唯水年轻》等作品，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海洋三部曲”。海洋开始逐步地进入到作家写作和关注的视野当中，我想这也是“新南方写作”所乐见的。

　　杨丹丹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南方写作”现在是公认的学术热点，而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样让这个热点变成经典，让这个抽象、重叠性的概念变成具象、独立的概念。

　　怎样使“新南方写作”从热点变成经典？一方面，它需要我们作家不断提供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新的审美，来支撑“新南方”的“新”。另一方面，“新南方”里面还有“南方”，也就是说作家们必然需要处理南方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传统和经验。例如，如何将我们一直在讲述的革命、政治、历史题材，置于“新南方”的语境内？前一段时间，邓一光老师出版了《人，或所有的士兵》。从地域身份来讲，邓一光老师属于深圳，属于南方。而实际上，《人，或所有的士兵》呈现的是一种自觉的人类意识，写的是人和历史，写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写的是历史内部的话语对峙以及人性复杂。

　　“新南方写作”有一个常被提及的重要特征，就是海洋性。“海洋”仅仅是一个日常的物理空间，还是能上升为一种特有的精神思维和行为方式？王威廉曾经提出过一个“海岸线叙事”的设想，这条线的一边是海洋，另一边是内陆，而且海岸线会无限地延伸，具有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

　　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和思考，如何用抽象的概念来诠释个体的文学差异？正如杨庆祥老师所说，“新南方”是流动的，是面向未来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概念，更需要“新南方”的作家、评论家们不断地完善这个概念。

　　谢刚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经有不少和“新”有关的命名，新文学、新诗、新感觉派、新时期文学、新写实主义等等。这些命名像隧道里醒目的标记，使文学史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不过，也有一些以“新”命名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效了，难有长久的效力。如果以“新”来冠名的概念只表明时间先后，而没有发现文学对象的某种切实而新颖的特性，不能打开理论与方法上的视野，就不能发挥多少阐释和建构的力量。

　　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说“新南方写作”存在统一的美学特征。但是，“新南方写作”依然是有效的。之所以有效，我认为是因为它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参照对象，即源远流长的江南写作。“南方以南”的说法指向有别于江南写作的南方写作的特性。华南、西南、南洋地区的环境、习俗、文化、语言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文学审美的独特性。我甚至认为，“新南方写作”的“新”不仅是指近年，也包含着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华南、西南、南洋地区写作主体性的追认。这种主体性在过去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话语中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或多或少在南方文学、现代汉语写作、华语文学之类的宽泛表述中被遮蔽和隐藏了。当然，谁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存在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新南方写作”，任何文学形态之间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严格界定和精确提炼“新南方写作”的本质显然做不到，也没有必要。

　　“新南方写作”概念既是对于已有的文学属性的点名和概括，也是在写作方法和写作价值层面发出的呼吁和召唤。“新”显然包含着当代感。明眼人会发现，当下的一些写作似乎只是在凭借一种惯性，在骨子里很旧，旧得让人恍若隔世，无法呼应当代人的内心。有理论认为，陌生化就是文学的生命，那么写出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尤其是蕴含其中的时代精神就是“新南方”成就陌生化的重要途径。

　　李德南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学者

　　首先，“新南方写作”在历史视野层面推动了文学人从民族国家史观到全球史观的扩展，这个视野的变化非常重要。以往作家们对地方的理解往往在国家与地方的框架当中展开的。近年来围绕着“新南方写作”的创作与评论，除了国家与地方的框架，也有世界视野或者是世界性元素的融入。认识框架的改变又会引发很多新变化，以往在历史研究或者是在文艺创作中的次要问题，现在可能变成主要问题；一些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又可能变得非常引人注目，比如宗教的传播问题，不同文化、艺术的融合和冲突的问题，跨国界的交往伦理问题等。在史学界，研究重点由国族史到全球史的扩展或者转变，来得更早一些。现在文学创作跟研究也跟进形成了新的热点，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新南方写作”在全球化的、全球史的语境中展开，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空间边界，但是目前被纳入其中的许多地方，确实存在着一座座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的文学富矿。比如泉州在宗教上的独特性。又比如近现代的岭南，是中国跟西方、跟东南亚国家跨文化交流的一线区域。这些历史经验在不断地对当下构成互文和对话。广州、澳门、香港、深圳等城市，因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许多方面的优势，所以往往能够得风气之先，产生新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在现在的大湾区先后出现了打工文学、新城市文学、科幻文学等现象，都是对中国最具有现代性的新经验的直接表达；同时，在这些写作当中有宽广的世界性的视野，是一种面向世界文学的写作，世界文学既是作家们阅读的对象，也是创作的参照系。

　　刘洪霞

　　深圳文化广电旅体育研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社会大环境，尤其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和发展是“新南方写作”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宏观因素，南方的文学写作呈现出在地性的新特点、新趋势。可以说，“新南方写作”是对新情况、新写作及时的命名、归纳和总结。同时，隐匿在时间褶皱里的历史细节也在被重新发现，这里包括民族史、战争史、革命史、改革史、生活史等。以新的视角来重构历史，提供新的历史认识，也是“新南方写作”的重要方向。例如深圳作家邓一光在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书写1942年香港保卫战，成为第一个将这段历史写进小说的作家；深圳作家厚圃的长篇小说《拖神》，是对潮汕地方历史的书写，呈现出与世界对话的勇气和力量；蔡东的《月光下》《外面下雨了吗？》《日光照亮北斗》三部作品，以月光、水、雨等自然风物来抵挡现代性的异化和焦虑，代表了一种极具个人辨识度和极其个人化的现代性写作；另一个深圳作家南兆旭，他的破圈之作——《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表面上在写深圳的自然，实际上写的是人与自然。深圳文学是“新南方写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深圳的现代性话题也包含在“新南方写作”的思考范围当中。

　　“新南方写作”从它生成之际起，所面向的就是世界和未来。同时，“新南方写作”也有明确的去中心化、追求异质性的意图，由此来凸显被遮蔽的文学经验。

　　贺江

　　深职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深圳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可以归入“新南方写作”的范畴，比如邓一光老师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蔡东的《日光照亮北斗》，南翔的《老桂家的鱼》，厚圃的《拖神》，毕亮的《在深圳》等。如果将邓一光2009年来深圳之后的创作和之前进行比较，会发现他小说中的南方因素在逐步增强。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森林、河流以及接连不断的台风，都被邓一光所涉及。光是将台风天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邓一光就写了不下10部，例如《深圳蓝》《台风停在关外》《风很大》等，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多变、驳杂、神秘的南方文学书写的空间。尤其是神秘性，比如《深圳在北纬22°27′—22°52′》里面的变形，《乘和谐好找牙》里面神秘消失的牙齿等。近几年，邓一光尝试在小说中加入粤方言。如果大家读他最近的小说就会发现，当突然有一种粤语的文本出现，本地方言的进入营造出一个复杂、迷人的南方强调。

　　深圳青年作家蔡东的写作也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质。南方充沛的雨水、阳光、月色、山景，多样的植物，都是蔡东笔下的南方意象，给蔡东的小说营造了浓烈的诗性气息。这种南方风景和物候，在被深圳作家不断发现。深圳是一座移民之城，大多数深圳作家都是南下的移民。蔡东有一篇谈论深圳的文章，讲到遭遇南方和发现南方的经历，讲的是上火，我们从北往南来到深圳这个地方之后常有的体验。她写道：“原来南方就是一个植物绿得饱满、绿得恣意、绿得水气淋漓的地方。伴着绿海而来的是热浪，空气湿哒哒地粘在身上，北方最热的日子也不会让人感觉这么不舒服。第二天，在满目碧色中，我上火了。多么直接准确的表达，确实是换了一方水土。”作家对南方的深切体验，那种反差和冲击感必然会反映在其创作中，这也是“新南方写作”研究的一个重要立论点。不管是“新南方写作”的未来和流变怎样，深圳文学作为南方写作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够被忽略的。

　　唐诗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今天关于“新南方写作”提出来的“流动性”和“未来性”两个概念，前者是空间性质，后者则是时间性质。“新南方写作”是一个站在未来看现在、看历史或者看整个南方以南地方的风景和人的问题。

　　我个人设想，对于”新南方“，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后人文主义的概念或者立场去思考，把科技、海洋、历史、革命等内容都纳入进来，做比较思想层面的研究。我们如果从未来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新南方”，可以把现在很多看来好像差异很大的一些写作都纳入到一个后人文主义的范畴中来。陈崇正、王威廉等南方作家，在写科幻时，思考的是已经被机器、科技支配的人的多元思考。例如陈崇正的《美人城手记》《悬浮术》，不是简单的以人为中心，而是写人在被科技化之后，怎么样去思考他的人性与情感问题“新南方”中的海洋写作也带来了对人的概念的重新理解。林森、蔡崇达等人的作品，其中的很多人物已经不是传统乡土那种以土地为根的生命观念，而是以海洋为根。我们既可以落土为根，也可以回到海洋里去，人的生命因此呈现多元的、开放性的维度；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则是从未来看岭南、南方以南近现代的历史，从人性未来应该怎么样发展的维度来重新审视近代岭南或者当时战争的背景下最初的风景。

　　陈培浩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花城文学院签约评论家

　　今天大家的发言主要是围绕为何“新南方”跟如何“新南方”两个问题来展开。

　　为何“新南方”？张燕玲老师首先对从“南方”到“新南方”的文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同时将《南方文坛》参与探讨的过程作了清晰的介绍。蒋述卓老师一开始就反驳了关于“新南方”的某种质疑，认为“新南方”的核心在革新在求变，也是对“新南方”意义的一种阐释。贺绍俊老师将“新”看作是一个文化从旧到新的动作，为“新南方”辩护。许多老师进一步分析了“新南方”何以产生的问题。朱燕玲老师认为这是青年作家对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申霞艳老师认为这是不同文明的交锋，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重新思考“新南方”的意义；杨庆祥老师认为，“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应激型的文化机制，它是发生在文化的紧急时刻的文学命名以及文学行动。

　　如何“新南方”？“新南方”作为一个已经产生的概念，我们如何把它推进下去，让它更有价值？谢有顺老师认为中国文化呈现顺流而下的特点，地理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变化，强调写作要汇通和合，从雌雄同体的概念引申出南北同体的写作，认为好的写作必然是南北同体的写作；曾攀老师强调跨界、跨媒介、跨语际，让写作变成新的行动；杨丹丹老师强调如何让“新南方”这个热点变成经典，如何让它从抽象变成具象；谢刚老师认为“新南方”不应该是一种本质性的概念，而且相信我们可以形成一种共识，在面向未来的召唤中展开的关于“新南方”的想象。廖伟老师结合期刊工作经历，刘洪霞老师、贺江老师结合邓一光、蔡东等作家来谈论如何“新南方”，而唐诗人老师则特别提出了一种后人类、后人文的视野。

　　我认为，今天的文化危机在于我们正在失去语言。我说的这个语言是象征意义上的语言，区别于我们今天无数的生活、技术、大众传媒、chatGPT或者其他形态各异的他者想要我们接受的“语言”。处在与无数他者争夺语言的处境中，“新南方”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面对心灵的危机、文化的危机，重建我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