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不仅仅是个念想

　　父亲去世前把我叫到炕边告诉我，他的石匠工具放在深井村的油坊里，让我记得拿回来。安葬完父亲我立即去了深井村，找到油坊的大师傅要石匠工具。大师傅告诉我，人没了，要那些家当有什么用。他连找都没找，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便空着手回来。父亲交给我最后的念想，就这样没了。

　　父亲的工具是一把木把锤子、几片錾子和几根钎子，装在一个用牛皮、羊皮、破帆布补过多处的帆布包里。这是父亲展示自己手艺的全部家当，也是我们一家吃饭的家当。

　　锤子把不知是什么木料的，已被父亲用手磨得亮黄亮黄的，因为使用多年，锤把底部已被他在地上磕得裂了一道缝，父亲用铁丝在锤把底部箍了个圈。锤子头和十五岁的我的拳头大小差不多，用熟铁特制，像是削去四角的梯形铁疙瘩，大的一头是平日里见到的锤面，小的一头中间开有一道卡槽，以便在石磨上凿制不同的纹路时，可以卡入并更换不同规格的铁錾子。錾子的样子更是简单，几个錾钢或夹钢的铁片，火柴盒大小，薄厚不等，卡在锤子的卡槽里用。钎子约拇指般粗，有的一尺来长，有的只有巴掌来长，原本都有一尺多长，多年来在锤子和石磨的洗礼下，钎头披上了卷发，如同戴了顶圆帽，钎子尖在生活的磨砺中一次次地被磨去铅华。

　　父亲的工作对象是石磨，上下两合都带有齿牙，对称、平整。石磨经过无数次的旋转研磨后，磨秃了自己的齿牙，父亲便用手中的锤子、钎子、錾子再把齿牙开凿出来，如同牙医一般修补石磨的牙齿。

　　锻造石磨是一门技术活，需要拜师学艺。可我一直没有弄清父亲石匠手艺的来历，他好像没有师承，又好像师承多家。父亲原本是西安一家字号的伙计，1936年因送一封信件从西安挑着担子到了定边，被安排在盐马古道旁的搭伙店粮草站，专门给南下西峰的运盐队提供粮草。抗日战争后期，运盐队少了，父亲又在大山深处开了一家油坊，明开油坊，暗传情报。

　　父亲是油坊的掌柜，榨油的大师傅，按理不应再干石匠，可在那黄上峻岭中，磨齿秃了常常会因一时找不到锻磨的匠人而误事，父亲在摸索中学会了石匠的手艺。

　　艺多人不穷。父亲学会的手艺很多，榨油、建油坊、酿酒、酿醋、做豆腐、熬糖。重重的一身手艺，几乎压断了他的脊梁骨，却没能改变他贫穷的人生。

　　搭伙店的油坊建在狭窄的一道沟中，父亲在这道沟里坎坷地度过青年时代。公私合营之后，他以地下情报员的身份当上了合作社职员，随后又以一身的手艺调进县城，担任糖酒粉厂的厂长，把他酿酒、熬糖、做豆腐的手艺全用在了厂里。

　　一个人的命运常常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在随后的日子里，糖酒粉厂下马了，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也被精简回家。父亲是甘肃庆阳人，无家可回，住在小县城里，贩过香烟，种过农田，在他年近五十之时，又重新操起锤子。

　　中国人做事讲究的是心平、气和、稳重，锻磨也是一样，磨要稳，面要平，齿要直。这是粗糙中含有精细的技术活，锻磨时一手握稳钎子，一手持锤子敲击。锻磨掌握的是力道，用力过大会敲破齿牙，用力过小不出活儿。还要在不同的位置把握好不同的力道。铁锤敲击着铁钎，在坚硬的齿牙上一道一道地划过，不时溅起一束束火花。开凿到磨芯细小的齿牙时，必须一锤紧贴一锤地凿，力度要一致，其严格的程度到了在同一个地方容不下两锤的击打。

　　开盘新磨则不同，先要凿圆磨盘，然后在大小不同的石盘上，经过计算分割，才能把磨齿均匀地分布在磨盘上，这技艺没有一定的数学计算能力是很难完成的。父亲是文盲，别说数学，就连十以上的算数恐怕都需要扳着手指才能算出。可每开一盘新磨，父亲蹲在磨前，手拿一根小木棍，沾上用锅底灰和成的“墨水”，用只有自己才会使用的数学规则，计算每一道齿牙的长、宽、高。每算好一个点，用沾有锅底灰墨的水点一个点。不一会儿，新凿平的磨盘上被他点了无数个小黑点，他用镶在锤子上的錾子把小黑点连接起来，形成数十条长短不等的线条。因是用錾子画在石头上的线条，断断续续不很清楚，外人根本看不明白，可父亲不论磨盘大小，他都能算得严丝合缝。

　　开槽时也是极小心的，一点一点地凿击，锤子、錾子、石磨交替的撞击声在空灵的油坊里隐隐飘出，父亲的头上沁出的汗水也伴着敲击声，一点一点地滴下，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从父亲的指缝里流出。

　　父亲的计算没有公式，没有法则，一切都在心中。开磨的诀窍，是父亲技艺的精华，是他几十年历练的结果。锤子敲击着钎子和錾子，顽石在父亲的敲击下逐渐被赋予了生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是方圆几百里地有名的石匠。不仅锻磨，还要帮各生产队建油坊。父亲建油坊也是不用尺子，他跨步一约，用手里拿的锹头在地上踏个坑，再用脚靸条线，不一会儿，油坊房墙、油梁、炒锅、料仓的位置就从父亲的靸痕里显出。几年下来，定边、盐池、环县的几十家油坊就是这样被父亲用鞋底靸出来的。

　　父亲当了半辈子石匠，那些锤子、錾子跟了他半辈子。他的一生犹如他手中的锤子一般，在敲击人生时，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了伤害，渐渐地在生活的磨砺下累了、倦了。锤子不能像钎子、錾子那样，尖子磨秃，刃子磨老，可以放在炉火中锻造，炼得通红，用锤子敲击几下，淬把火，放在铁砧上敲出新的尖角，再磨砺再敲打，便能恢复往日的精神。锤子只能承受一再磨损、无法复原的过程。

　　手拿锤子，在锻造钎子、錾子的同时，也锻造了父亲一生。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父亲落下了遍体伤痕。他六十一岁那年，带着诸多遗憾去世了。

　　我曾听过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的讲座：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关于锤子发展的历史。他用柏拉图的哲学理念讲述，锤子不在于它的外部特征，每一把具体的、感性的锤子，是对锤子理念的分析和模仿。王教授讲的是哲学，是一种思维的理念。他的锤子只是一种物象，不是生活中的实物。

　　无刃为锤，有刃为斧，锤子和斧子对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创贡献不凡。

　　盘古手持大斧劈开混沌，斧正了我们的世界。先祖抱石为锤，用以击打猎物，采摘果实。黄帝大战蚩尤，锤子又被作为武器，抗击来敌，拯救自己的部落，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历史上的战争频频发生，生活却存在于历史瞬间的每时每刻。

　　不论锤子还是斧子，从诞生之日起，虽具有征战护卫的作用，但更多的则是斧正世界，维持生活。就如父亲手中的锤子一样，锤头带刃，具有锤子和斧子的二重性，担负的是一家人最基本的维持生存的重任。

　　父亲的锤子是这样，先祖们的锤子也是这样。

　　父亲在世时，石磨已渐渐地被机械加工所代替，父亲称之为钢磨，传统的油坊处于变革之中，锤子的作用也逐渐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它们如同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工具一样，经历了自然时代、打制时代、磨制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在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后，消亡于机械和电子时代。

　　父亲算是最后一代石匠，他走了，锤子失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远去了。

　　代替它的是新型的工业化生产，油坊的建造已完全交给了建筑工人，再也不需要父亲用脚去靸线，油坊里的石磨换成了铁嘴铜牙的钢磨，飘荡在油坊上空的锤子、錾子、石磨的撞击声也越飘越远，飘逝成人们童年情感的记忆、对故乡的眷恋、一代人的乡愁。

　　留在深井村的锤子、钎子、錾子对我来说只做念想而没有实用价值，也渐渐地留在了记忆的深处，不触景已生不了情，留下的记忆也缥缈无迹。

　　一个铁匠的寂寞

　　大哥是小城里最后的铁匠。说他是最后，因已到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的时代，他仍顽固地保留着一个传统的铁匠炉，偶尔会偷偷摸摸地抡几下锤子。

　　大哥的铁匠铺被我归纳为家庭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遗产不单指他那个偷偷摸摸藏在楼宇间的小炉子，也包括他的手艺。

　　大哥的手艺不是官方认定最棒的，大哥的棒，棒在老百姓的口中。

　　“我家砍刀锛了个豁口，找谁给修一下？”“北门上找苏铁匠，两榔头的事儿。”

　　苏铁匠就是我大哥苏国庆，他那个铁匠炉就是为那些铡了个豁口的锹，锛了个豁口的刀留的，两榔头修补齐，再溅点钢水，豁刀豁锹又像新的一样了。

　　七十多岁的大哥红光满面，两只手粗壮有力，抡起大锤劲道十足，这大概与他抡了大半辈子大锤有关。

　　按民俗的说法，大哥和我是隔山弟兄，也就是异父同母。母亲在十三岁那年嫁给一个比她大一轮多的山东汉子，这汉子为了生计1930年左右在山东当兵，跟着马鸿逵的部队一路来到宁夏。由于他读书识字，没有什么战功就从士兵升到连长。母亲嫁给他时，他是马鸿逵警卫营的连长，陪着马鸿逵住在银川城。母亲的家离西马营（今中山公园）不远，没事时就看看猴。不久，马鸿逵要移住到王泰堡的西公馆，大哥的父亲领着母亲在西公馆东边的李家湾子（后为西河七队），在惠农渠边买了十一亩地雇人耕种。

　　中国农民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手里有一块地，心里就踏实了。有了妻子，有了十一亩水地，大哥的父亲想辞职退役本本分分地做个农民，可马鸿逵政府哪能对他放手。他耍赖不去部队，被捆绑起来强行送上了战场。1947年11月，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马鸿逵在傅作义的游说下派兵驰援，大哥的父亲也被派去，他的部队在榆林城外的袁大滩一枪未放，就跟着二少爷马敦静败了回来。

　　就在这一年，大哥出生。苏家有了接班人，大哥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去当兵了。他的长官也许看他跟着马鸿逵跑了近二十年的缘故，也许是因他属于参加袁大滩援榆战役中的立功人员，就在大哥出生几个月时，准许他脱掉军装换上了便服，在李家湾子侍弄那十一亩水地。

　　一个家庭的命运也是和这个社会的发展相伴的，大哥一家的命运也是这样。他父亲因旧军人的身份在李家湾子领受了许多白眼。1959年冬，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修西干渠时，大哥的父亲耐着饥寒参加了这次修渠施工。在人们饿了就勒紧腰带的年月里，大哥父亲的裤带勒得再紧也终究扛不过饥饿和寒冷，1960年初春，还没有等到春草发芽就撒手人寰。

　　一个家庭的支柱倒了，一家人立即陷入了绝望。

　　十八岁的大姐刚刚出嫁，十六岁的二姐只能顶半个劳力，而大哥在这一年才上小学三年级，他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缺少劳动力，无人挣工分，一家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吃饭问题。

　　经历和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此时，生存高于一切。而缺少劳动力，没有掌事人的家庭，生存直接关系的是生命。

　　李记湾子是一个杂姓村，没有族长，也缺乏互助，每个人考虑的都是自己。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算是外来的浮萍，没有根，也缺少依靠。万般无奈，她只能带着孩子远嫁盐池，和我的父亲成家。在离开李家湾子时，外婆心疼女儿，她抚着母亲只有九岁的三女儿说：“把桂琴留给我，我给你养活。”而就是外婆的这几句，令母亲因没能亲手抚养三女儿而痛心了四十多年。

　　十三岁的大哥在李记湾子是三年级的学生，来到盐池原本升四年级了，无奈学校有学校的规定，他又在三年级蹲了一级。我的父亲是一个有着浑身能耐的手艺人，他在盐池县糖酒粉厂领着一帮人熬糖、酿酒、淋醋、压豆腐，辛辛苦苦一个月也挣不下几个工资，一家六口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我父亲一辈子有一条黑色的尾巴，1947年他在盐池县麻黄山打虎店子情报站中，因伪乡长张世科的告密，被捕入狱，营救时组织上让被俘人员签名自首保全力量。父亲签名后重新回到打虎店子，而那份自首书上的签名就像黑色的影子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父亲和母亲刚结婚时，父亲还有固定的收入，但生活异常艰难。大哥初小毕业后，一个人拉着一家人过日子的父亲，疲惫地把大哥送到盐池县铁业社当学徒。十四岁的大哥由于营养不良长得骨瘦如柴，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面对和他个头差不多的风箱，他使足全身的力气也拉不动风箱杆。

　　“去去去，你连风箱都拉不动，还能抡起个大锤。”大哥被铁业社的老师傅屈万河使了回来，又在北关小学读了两年书。两年后，父亲因他“黑色的尾巴”被糖酒粉厂精简，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大哥刚能拉动风箱的时候，又踏进了铁业社。

　　铁匠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之一，曾经有着无上光荣的历史。自春秋至今，两千多年来，铁匠锻造兵器、农具、生活用品，几乎每一次淬火就能使中国的历史向前发展一步。唐代诗人李白出关铸剑时，看到铁匠铺里的匠人们，遂赋诗一首：“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一把锤子抡天下。铁匠确实是七十二行中能挣钱而又快乐潇洒的行当。俗话说：“铁炉一冒烟，木匠砍三天。”拉动风箱冒股烟工夫赚的钱，木匠就得干三天。在社会上闯荡几十年的父亲大概看到铁匠是个能赚钱的行当。那时，在盐池街头有铁匠、木匠、鞋匠、绳匠、篾匠、皮匠、毡匠、地毯匠等大大小小几十个合作社中，他选准了铁业社。

　　十五岁的大哥进铁业社时比风箱高不了多少，不是大哥太矮，是那个风箱太高太大了，每一次拉风箱，他都要和师兄一起用力才能扯动风箱杆。

　　干了几年，大哥知道了干铁匠的好处，也学会了民间俗语：“黑铁匠，铁匠黑，值五十要一百，一把锄头一斗麦。”不过，赚下的钱到不了他们手里。铁业社是新中国最初集体经济合作的形式，把几个手工作坊聚合在一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几年后经过改造的铁业社逐渐走向企业化，改制成盐池县东方红农具厂，厂子里有了会计、出纳和厂长，工作中有了分工，打锄的打锄，打镰的打镰，焊接、维修、铸造分成了若干个车间，大哥从拉风箱到抡大锤，经过了几年的改造历练过程。

　　盐池最早的铁匠是城里姓张的秀才，本来，张秀才读书考中秀才就把家搬出了城，想凭着读书识字的本事吃饭，可现实很残酷，张秀才出城后根本找不上合适的活计，跟着一个外乡来的师傅学会了铁匠手艺。一般来说，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学业无成改行后学的都是阴阳，张秀才却抡起了大锤。他死后，把手艺传给了三个儿子张进礼、张进智和张进信。弟兄三个当中只有张进信，把手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张云。张家人老几辈守着铁匠铺过活，从北门外搬进城内在大十字街口盖了七间小屋，一半住人一半开店，维持和传承着盐池最早的铁匠手艺。

　　民国初的盐池县城，做生意的几乎都是外地人，满街跑的不是山西人就是陕西人。当时盐池流行一句话：“山东侉子直隶贼，河南全是溜光锤。”手工艺人大多是从河北、河南过来的。河南铁匠李建芳，和哥哥一起带着手艺逃荒来到盐池，哥俩在街中心赁了一间房子、盘了一台铁匠炉就开张了。打铁这活儿不是一个人干的，一盘铁炉三个帮。师傅拿着小锤捉钳，徒弟拉风箱、抡大锤。李师傅招了高尚俭、屈万河两个徒弟，两徒弟一个拉风箱、一个抡大锤，在忽忽闪闪的炉火中，一大一小两只锤轮流敲击放在砧子上的铁器。

　　盐池人大都是外地移民。李建芳从河南移到盐池，娶了屈万河他姐，便成了盐池人。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思想积极的他，担任盐池县工商联的副主席，和张进智两家的铁匠炉包揽了盐池驻军、机关和百姓所有骡马的修掌、钉掌，又为大生产运动中挖甘草的军队打制了几百张铁锹。

　　20世纪50年代初，李铁匠已经老了，他的两个徒弟都已出师。在街心、北瓮城内和北门三眼井旁形成了张云、高尚俭、屈万河三家铁匠铺。

　　1955年10月，盐池县成立铁器生产合作社（简称铁业社）。张云、高尚俭、屈万河带着各自的徒弟从个体聚成集体，成了盐池县最早的集体企业。

　　大哥参加工作进了铁业社后，他的师傅是屈万河。比风箱高不了多少的大哥在责骂中学到了李建芳师傅的精华，尤其是夹钢和淬火。屈师傅看后，心里高兴地骂他：“这个山东小侉子，就是灵性。”

　　夏日的铁匠炉上燃起熊熊烈火，大哥赤裸着上身，肩头搭着一条乌黑的毛巾，一身汗渍地拉动风箱。风助火势，炉膛中吐出长长的火舌，房屋里弥漫着如雾烟尘，他的脸上除了眨巴的眼睛全是黑色的尘灰。大哥的大锤砸在砧子上的铁器，溅起了一束束希望的火花。

　　世界上的铁匠都是从打犁铧开始学艺的，打铁为了个人的生存，打犁铧更代表国家的进步。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历史往前迈了一大步；从石臿木耧到铁犁铁镰，社会进步了一大截。大哥学到的精华就是打制犁铧、镰刀、铡刀、菜刀、砍刀，经他打制的刀具锋利不钝，即使钝了，在磨刀石下或是缸沿上磨几下，就立刻恢复了功力。

　　二十年前，企业改制后，大哥的厂子没了。大哥在自家门口支了个铁匠炉，立在街边，烟火直冲蓝天。大哥的铁匠炉没有个名牌，凭的是手艺和信誉。路过的乡亲拿来一块铁，或是布满豁口的破刀随手扔在炉子旁：“老苏打把砍刀。”“老苏，蘸点钢水。”“老苏淬把火。”大哥不说价，常来的都知道价格，用不着交代得那么清楚。

　　社会在发展，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铁匠的活计越来越少，大哥的铁匠炉因影响市容被拆除后，改建到了楼宇间。依然是没有招牌，没有门面，锁在楼宇间的铁匠炉只是大哥心中的寂寞。

　　打刀、淬火的人几个月都无人上门。从十五岁学徒到如今已过了六十个春秋，大哥老了，再也抡不动大锤了。他的炉子静静地卧在楼宇间，他偶尔会打开楼宇间铁匠铺的房门把阳光放进去照一会儿。他慢慢走近炉子，转一转，看一看，摸一摸。有时候会捡起手锤在空荡荡的砧子上敲几下，寂寞的敲击声从炉边飘向远方。

　　六十年了，昔日熊熊的炉火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渐渐熄灭，而那种饱含了几千年的铁匠工艺，和无数代匠人总结的铁艺文化的传承在匠人们的心中永远不息。

　　一把锛子的价值

　　提起锛子，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把它和木匠联系在一起。这件平木器具，和锯子、刨子、凿子一样，唯木匠独有。

　　我认识的第一个木匠是我大姐夫叶祥，他比我大很多，整整相差了一代人。我出生时，大姐夫已经融入我们家，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人。可在家人中，我和大姐夫见面最少，交流得最少。

　　大姐十五岁那年，外婆就张罗着给找对象。有一天大姐夫到外婆家的村子做木活，外婆一眼看上了木匠手艺。“推子一推，票子成堆。”外婆信这个，瞒着母亲把大姐许给了他。那时大姐还在读书，母亲听了死活不愿意。母亲喜欢读书人，想让大姐读书，找个有点文化的女婿，她在她母亲前哭闹说：“我女儿还小，你不要瞎操心。”

　　外婆知道母亲任性，把她的话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反在我舅舅跟前说：“你小姐越活越傻了，读书有个屁用。‘家有万石米，赶不上个烂手艺。’错过这桩婚姻，让她哭都没处找去。”第二年的社会形势断了母亲的梦想，大姐中断学业和几个同学一起到石炭井炼钢。大姐从校门走进社会，给外婆的计划带来了机会，在外婆的许可下，小木匠亲自上门提亲。大姐的父亲见到长得又黑又瘦的小木匠一言不发，小木匠离开后，大姐的父亲沉着脸说：“桂玲是个苦命，这是个一辈子不着家的男人。”

　　1959年底是母亲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唯一的支柱父亲病倒了。外婆以减轻母亲负担、给病人冲喜为由，自作主张地把大姐匆匆嫁了出去。

　　小木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一家人租种本村何姓地主家的几亩薄田，交罢租子剩不下多少，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十来岁时还光着屁股。他十五岁那年，他父亲觉得学个手艺至少不会饿死，就把他送给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小木匠也是个灵性人，1955年宋澄堡维修戏台子，木栏上的雕花没人能刻，小木匠主动挑了这副担子。戏台修好，木栏上的雕花也让小木匠一雕成名，“这个小尕子，灵性得很，雕得比师傅都强。”

　　这句夸赞小木匠的话，让他的师傅很不受用，阴沉着脸送给小木匠一把锛子，把他送出师门。

　　锛子是木匠工具的代表，形状如头一般，一棵树木会生出许多枝杈，每一个枝杈就有一个疤结。疤结的木质坚硬，锯子、刨子都难以去掉，只能用锛子一锛一锛地砍掉，去结取直，锛掉不成材的东西。

　　一个小木匠开始独自闯荡江湖。然而闯荡了五年，在他二十三岁结婚时，还是没给媳妇挣回一身嫁衣。大姐出嫁那天，母亲含泪把原本自己陪嫁的一身衣服穿在大姐身上，大姐的父亲流着眼泪对母亲说：“你把女儿填进了坑里。”

　　贫穷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改变贫穷，有没有改变贫穷的办法和能力。母亲把大姐一生的幸福全押在大姐夫行走不离的锛子上了。

　　一个社会的进步要看社会分工的粗细。春秋战国时期编写的《考工记》，把社会阶层分为六等，木匠属于百工，是整治金、木、皮、玉、土五种原材料的匠人。攻木之匠有七种，分别是轮人、舆人、车人、弓人、庐人、匠人、梓人等，其中梓人就是造犁、造耧、建房、榫卯的木匠，干的是百家活，吃的是百家饭。

　　大姐夫属于半个梓人，他不会建房造楼，能干的是从祖师爷那里传承的修犁造耧、打制箱箱柜柜、做棺材的“粗活”。这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凡手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手艺人也不是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的。农村常用的犁、耧、臿、锄、镰、扇车、耙、耰、锨，做新的修旧的，哪一件都离不了木器，哪一件也离不开木匠。

　　结婚之后的大姐夫的确像他岳父所说的那样，一辈子不着家，也像我母亲所想的那样，起早贪黑地挥舞着自己的那把锛。他用自己苦挣苦攒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车子的后座架上搭着一条用帆布缝制的捎裢，刨子、凿子、斧子、尺子都搁在捎裢的两个插口里，锯子、锛子、木钻都捆在捎裢上的座架上，自行车把上挂一只熬胶的锅子，一路走过咣咣当当的，他一出去就是半年多。

　　大姐夫那时候跑哪儿了？好像谁也不知道。生产队不知道，大姐也不知道。1962年的一天，大姐夫骑着自行车捎着木匠家当来到了盐池。他一生只登过两次丈母娘家门，一次是提亲，一次就是这趟，说是走亲戚看丈母娘，一到盐池就四处打听着找活儿，我同学他父母结婚的家具就是我大姐夫给做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次生产队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吓得他跑到盐池躲了半个多月，回去后他告诉大姐：“我去盐池了，你妈那里的日子还不如我们叶家庄子呢。”

　　叶家庄子属宁夏川的宋澄堡，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在这里把汉延渠水引出一道罗璇渠（后叫罗记渠、罗渠），这渠弯弯曲曲地穿行在宁夏平原中部，与唐徕渠、汉延渠形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沟渠灌溉系统，滋养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引黄灌区。明万历年间宋澄带着百姓扎根于此，灌溉耕种，把这里整治成一片沃田，打造得犹如江南水乡一般。时光荏苒，不知道宋澄堡是否还住有宋澄的后人，但叶家庄子的人大多姓叶，那些和大姐夫年龄相仿的人大多都是他的哥们，可哥们是哥们，原则不能变，大姐夫外出做木匠活，他的哥们多次到银川找他要“割他的尾巴”，甚至翻箱倒柜地寻找罪证。直到生产队成立了副业组，有着抡锛手艺的大姐夫成为副业组的一员，揣着生产队出具的黑字红印的介绍信，才能理直气壮走出去。

　　凛冽的风，大姐夫顶着；倾盆的雨，大姐夫淋着。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姐夫，手中的锛从没有停歇过。有着木匠手艺的大姐夫在周边生产队很吃香，他把挣钱包裹好上交给生产队里换工分，却没能改变生活的拮据，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部扛在大姐瘦弱的肩上。

　　清晨，天刚麻麻亮，生产队队长的哨音就响了，大姐一骨碌爬起来连头发都顾不上捋几下就上工了。夏天下工回家的路上，在田埂上拔几把苦苦菜，洗都不洗就烫在锅里；冬天捞一把酸菜，从温罐里舀瓢水摆几下，就是下饭菜。在我的记忆里，大姐家那时候几乎顿顿吃的都是比米汤稠不了多少的白米稀饭，缺菜少盐甜兮兮的。那时候我不懂事，曾拉着母亲的衣袖嘟囔：“大姐太抠，连点肉都没有。”母亲瞪着眼睛斥责：“什么肉不肉，炕上溜到地上的都是肉。”大姐家从炕上溜到地上的肉有四个，一个比一个大不了多少，吃饭时，四个孩子捧着碗坐在炕沿边，摆成一溜。上工后，四个孩子中大的照看小的，小的跟着大的。

　　木匠手艺令大姐夫在外获得自尊，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尊称他一声“叶师傅”。他是文盲，不懂得“师傅”一词的深刻含义，但他知道这是人们对他的尊敬，对他手艺的认可。男人在人生中，可以忍辱，可以负重，但不能没有面子。一句“师傅”为大姐夫脸上增加了许多光辉，但更让他赚足面子的是他的自行车。在那个人们手无余钱的时代，大姐夫能骑着自行车干活，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只要有时间，他就把那辆伤痕累累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擦拭得锃光瓦亮。

　　大姐夫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极为重视，每一分钱都舍不得花。他一辈子不吸烟不喝酒，不买新衣服，从不乱花钱，除了罩衣，里面的衣服全是补丁。母亲说他的钱长在肋巴缝里，连儿女们买本子、买铅笔需要的零花钱他都是从一沓毛票里捻出来的。70年代初期，结婚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全社会都紧缺地用票券购买自行车时，我大姐夫就买了一辆崭新的二八型凤凰自行车。每当他不出工时，便用破布子把车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吊在仓房梁上，而他儿子到增岗上初中，每天要步行十五公里。

　　勤劳、节约甚至抠门的的大姐夫，最终没能用手中的锛子使家庭走出贫穷。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后，在外跑了多年的大姐夫已经跑野了，强耐着性子在家里蹲了几年，和大姐一起照看家里的一亩三分地。随着宋澄大队变成宋澄行政村，全社会都在提倡自主创业发展经济时，当年的小木匠已成了老木匠的大姐夫，想趁着自己还有一把力气给儿子挣几个娶媳妇的钱，可干着干着木犁、木耧没了，小推车没了。想转行做家具，面对着一个个从浙江、江苏北上的木匠，用轻巧的三合板、五合板顶替了锛出来的木板时，大姐夫知道自己已经过时了。怀才不遇的老木匠最后在银川郊区找到70年代曾偷偷摸摸做过木柜、板箱的人家，给那些渐活渐老的老朋友做起了棺材。

　　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老朋友，年近花甲的大姐夫，再也举不动沉重的锛了。90年代初的一年春天，看着儿子把家里的一对耕牛卖掉后，五十多岁的大姐夫失落地蹲在墙根，望着挂在屋檐下的锯子和锛，心里堵得连气都上不来。

　　几天后，一辈子很少着家的大姐夫，背着简易的铺盖，骑上他在房梁上挂了几十年的凤凰自行车走上打工之路。

　　他的锛子，连同他的手艺，挂在家中那几间残破的屋檐下。

　　杵臼彰显的历史与文明

　　春节前，妻子的一个朋友送来几个米面圈圈，黄澄澄的，手镯一般，张着嘴富有喜感。米面圈圈是一种油馍，有没有学名，我不知道，只知道香甜、好吃。

　　米面圈圈的材质是黍，系我国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黍与红豆一样，也是多情之物。《诗经·王风·黍离》名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黍的学名是糜子，黄土坡上常见之物。我不知道作者缘何看见行行黍稷就会忧伤，不过，能令人触景生情，必然不是闲物。“不读《诗经》，不知万物有灵。读过《诗经》，方解万种风情。”黄土高原的风轻拂原野，一株翠苗在风中摇曳，历夏至秋，摇曳出一把沉甸甸的穗子。那穗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时地随风点头，感谢给它注入生命的土地、阳光和雨露，感谢人们对它的恩惠和珍爱。

　　一黍一曳，一生知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糜子的灵性，在于其奉献。糜子耐旱，不择土地，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没有精耕细作，没有施肥，随便撒上也会有所收获。黄土高原干旱少雨，在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人们，能挺过十年九旱的艰难，糜子的奉献不可小觑。

　　糜子的脱胎也极为简单，新收的糜穗在场院里晒干，经碌碡碾压脱穗成籽。糜子的色泽红润金亮，但食用必须脱去其鲜艳的外衣。脱粒糜子最原始的工具是杵臼，《周易·系辞传下》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按照《周易·系辞传下》的记载，脱粒时在地上挖坑成臼，臼中放置谷物，用木棍捣碓，脱壳成米。这一加工方式极为原始，很久以前已经弃之不用。自我记事起，加工糜子多在碾盘上用碾碌碡碾压，脱去糜壳成米。新收的黍米，金灿灿、亮晶晶的，称作黄米，是黄土高原人家一日三餐的主食。

　　黄米质糙，大铁锅捞蒸的黄米饭，煮熟后笑口张开，粒粒清爽，因其口感粗糙，吞咽时显出糙气，被称作黄米干饭。早年，盐池人吃黄米饭时，大多把米饭泡在羊奶中，去掉了粗糙的口感，增加了油腻的奶香，味道十分醇美，亦不失为一种美食。

　　黍在分类中按照籽粒的糯性与粳性分为黍和稷，《诗经·王风·黍离》中所描写的黍和稷，实际上就是糯性黍与粳性黍，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软黄米和粳黄米。一种黍的两种习性，给聪明的黄土高原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食材，人们利用它们的特性，开发出米和面两种不同的吃法，并将糯性软黄米面用蒸、煮、炸等不同的食用方法制作出无数种美食。软黄米，性情柔和，黏性大，可酿米酒，做面食，磨成粉状米面，可炸油糕，炸油馍、蒸米面馍馍，以其柔的一面来调剂生活。

　　凡用面蒸、炸、烙出的美食，盐池人都归属于馍类，米面最常见的吃法是蒸米面馍馍。做米面馍馍盐池婆姨可谓是民间高手。粳黄米面糙，糯黄米面柔，做米面馍馍要充分利用二者的不同性情，将它们融合起来。

　　一笼黄米面馍馍好吃与否，全凭心灵手巧的婆姨们的配料手艺。功夫不到常常是事倍功半，一样蒸出的馍馍，却是两样味道。

　　做米面馍馍前需要把糯黄米面和粳黄米面分别放进锅里炒热，以三比一的比例将糯黄米面和粳黄米面混合起来，制作出形状入笼，蒸出的黄米面馍馍出笼开口，金黄暄腾，味道沙甜软糯、绵软香醇，每一个馍犹如开口大笑的憨豆先生，显得可爱有趣。

　　若粳黄米面过多，则黏合力差，散沙一般和不到一起，强行蒸出的馍馍未等拿到手中就已散落一地。若糯黄米面过多，则黏得脱不了手，放到哪儿都如稀泥一般瘫软，蒸出的馍馍，初食黏软，放置两天，则如顽石一般坚硬。

　　朋友送的米面圈圈也是糯黄米面和粳黄米面混合起来发面制作的，不过不是蒸，是把揉好的面绾成一个圆圈进行油炸。金黄油亮，柔软黏沙，趁热吃有股糯香，不用撒糖就能品出米面的甜润，即使放冷后也有股酥脆和沙甜的味道。

　　蒸馍馍和炸油圈圈都离不开酵面或酵母，这种酸碱中和合乎古代哲学的中庸之道，也是近代化学的混合物电离解析的原理。酵母粉的使用，更是考验盐池婆姨的一道难题，这些婆姨们大都没有多少化学知识，更不知道酸碱中和的原理，只是凭着多年的经验，按照心中的比例投放酵母，不能黏软发酸，也不能口感僵硬。

　　碾磨米面也是极有讲究的，最好是用杵臼舂出来的，其次是用石磨磨合碾碎的，现代机械磨面机磨面时因磨齿发热破坏了糜子的原味，做出的馍馍影响口感。

　　民间使用的杵多为断木，臼多为石器，凿空腹部，把糜子盛入臼中，用杵上下捣舂，用碓压的方式脱离糜子的表皮，再用簸箕簸去糠皮，可得黄米。用杵臼脱离，费时费力，但应用力柔和，所获黄米颗粒完整，蒸煮的米饭色正味纯。米面则是糜子二次加工所获，若要保证其原味，原始的杵臼捣舂是最好选择。

　　杵臼系人工捣舂，石与木的撞击，激发出植物的原始醇香。然而，随着科技进步，费时费力的原始器具早已被社会淘汰，别说杵臼捣舂，就连石磨磨合都已没了踪影。

　　我有一姨姐是母亲的远亲，已出五服，按现在年轻人的叫法，属于断亲类的亲戚。她婚嫁时，正值国民经济的困难期，永宁县粮食减产生活困难，姨姐在媒人的说合下，从永宁嫁到盐池县地处三省交界的小村子。女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时间不长，姨姐就适应了三省交界处的生活，操着一口三省区交界的方言，吃的是三省区交界处种植的五谷杂粮。因在盐池举目无亲，姨姐便把母亲当作亲人，每年都要到我家住几天。

　　那时候，走她们村子十分不便，没有公路，也没有班车，姨姐每次过来都是赶着毛驴车，车上拉着毛毡、被子、孩子，半是坐车半是步行，穿过毛乌素沙漠边缘那一缕缕明沙。她和母亲的交流中常常提到日子的艰辛和捣糕的辛苦。对于过日子的辛苦，母亲能理解，每每说到捣糕，母亲听得似懂非懂，不明白捣糕究竟如何。姨姐每次到我家总是带来一些捣糕，母亲按照姨姐教的做法把糕蒸软，包上糖油煎成糕角角。糕角角黏软好吃，即使不包糖蒸软后也是甜甜的、软软的。

　　吃着捣糕，我一直在想，这糕究竟是怎么捣出来的。直到有一天我随母亲到了姨姐家，姨姐要给我们捣糕时，我第一次见到中国最传统的饮食加工方式。

　　姨姐她们村子东靠陕西定边县，北抵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是一块三面被黄沙围困的黄土梁，适合种植糜子、谷子、荞麦等小杂粮。姨姐捣糕用的糯黄米就是自己种的，因种植的面积小，收获不多，吃的时候一边加工一边食用，每一次吃的捣糕都是新鲜黍加工的新鲜米捣成的新鲜糕。

　　姨姐家的臼大约用了有几十年，一块大青石头被石匠錾得碌碡一般，只是没有碌碡粗，也没有碌碡高，中间凿出二三十厘米的坑窝。姨姐夫端来一簸箕早已准备好的糯糜子倒在碾盘上，因为数量少不值得套牲畜碾米，他就用力推动碾碌碡碾压。十几分钟后，用簸箕簸去糠皮，留下的便是黄澄澄的糯黄米。去壳后的糯黄米，放在盆中浸水清洗后用笊篱舀出沥干，再浸泡在水中。第二天早上，把浸泡了一夜的糯黄米从水中捞出沥干水分，再倒入事先清洗好的石臼里，又拿来一根碗口粗的木杵，姨姐夫抱着木杵上下捣碓。杵米是一项苦差事，抱着十多斤重的木杵上下捣杵，不一会儿姨姐夫额角上的汗水随着身体一上一下地晃动，一颗一颗甩在地上。汗水往往就是劳动成果的催化剂，石臼里的糯黄米经过木杵无数次锤击逐渐变得柔软，激发出骨子里的柔韧，已成面状，胶状般粘在木杵上。姨姐夫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将黏软的米面从石臼中取出，再杵捣在黏状的米面中。

　　钢的淬火，需要千锤百炼；糕的柔韧，也需千杵锤击。经过无数次的锤击，柔韧的糕面已不再黏木杵。姨姐把捣成糊状的米面加入适量的水拌匀放入笼屉蒸，蒸熟的糯黄米面得到水的滋润后，又恢复了黏性，手一碰便沾在了手上，揪不净，甩不掉，也搓不下来。从永宁嫁过来的姨姐，经过盐池风沙的洗礼已经完全熟知了糯黄米面的性能，趁糯黄米面的热乎和黏劲，她用沾有清油的手把米面团捏成圆圆的面张，把糖或枣泥包进去，捏成半月状，就是我们常说的糕角角。糕角角原本是蒸过的熟物，包的时候要皮薄馅多，以便油炸。油炸的目的是将包在里面的糖馅融化，使糖或枣的味道浸入糕中。油炸后，裹着一层薄薄的油皮，油亮亮的金黄，咬一口，一种由表皮到内在叠加的酥、脆、软、甜的味道冲击味觉。嚼到嘴里绵软香醇，流出糖汁，让人从舌尖到口腔都能享受到食用这道美食的欢愉。

　　时光荏苒，几十年之后，母亲早已百年，姨姐夫妻也已离世，那种沁着汗滴的捣糕再也吃不到了。盐池有一家餐厅也销售糕角角，看着油亮，吃到嘴里总觉得不如在姨姐家吃的捣糕角角黏软。有人在街头专门出售蒸好的糕面，有几次我都想买点，站在摊点眼馋地看看，也因那色泽、那柔性比不上姨姐家的捣糕，便打消了购买的念头。

　　如今看着朋友送来的米面圈圈，让我又联想起姨姐家温暖、绵软的捣糕，联想起曾传承千百年的杵与臼。

　　杵臼杵谷，是中国最古老的生产方式，小巧与便捷使其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了千年的席位。杵臼杵谷，能得以传承，也因其杵的是生活，传的是文化。

　　【作者简介：刘国君，笔名溪流。1964年生，宁夏盐池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出版散文集《一路走过》、人物传记《民国宁夏县长录》、长篇小说《五座塬》。获第十八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奖、宁夏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宁夏第九届文学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