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买过一本《黄道周书法精选》，对明末学者黄道周的行草过目难忘。连绵的数行，许多字的右上角执拗地耸起，流露出倔强的意味。点、画、撇、捺，迅疾爽利，不屑于各种装饰性的枝蔓。明代科举考试的“台阁体”是有名的，横平竖直之间循规蹈矩，温润雅致，主考官看得顺眼，心中默念“孺子可教也”，考生才有希望；若试卷字迹铺张扬厉，咄咄逼人，硌得主考官跳起来，考生会有好成绩吗？可“台阁体”小心翼翼，千人一面，这种书写展示不出书写者胸中涌动的勃然生气。所以，后来的傅山不惜冒犯正统，声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大约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一批不甘平庸的书法家按捺不住跳了出来。他们的笔墨一扫柔媚之态，挺拔刚硬，纵情张扬。徐渭的年龄稍长一些，张瑞图比徐渭晚50年左右，黄道周又比张瑞图小15岁。黄道周与王铎、倪元璐可能被视为同辈人，因为他们是同科进士，不过，黄道周比王铎大7岁、比倪元璐大9岁。一些人坚信这批人中黄道周的字最好，另一些人或许有保留意见，譬如，王铎会逊色吗？还是抛开这个由观点产生的争议吧，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得像跑步竞赛那样决出名次。

　　古人热衷于召唤种种自然意象来比拟书法，譬如坠石、危崖、枯木、老藤、春笋、夏云等。这么说来，黄道周的行草隐含的是岩石的品质，那岩石不是浑厚质朴的巨石，而是尖利的巉岩峭壁。黄道周老家在闽南的东山县，一个土地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的海岛。海岛边缘有许多嶙峋的岩石。亿万斯年，无数巨大的海浪扑上来，摔成一阵白沫之后颓然而返，而岩石始终直立不退，面目刚毅。黄道周行草的笔意也是如此：高耸低伏，错杂嵯岈。黄道周号“石斋”，他的内心肯定对岩石的品质有所向往。岩石不仅刚硬峭拔，而且会在摇曳之中生出奇险的姿态，譬如东山海边那块著名的“风动石”。黄道周老宅离“风动石”不远，现今还能看到这个围墙斑驳的院落。“风动石”是一块花岗岩，长、宽、高均在4米至5米之间，其状如蟠桃，斜斜地搁在另一块外倾的巨大岩石之上，两者接触面仅数寸。一阵风过，悬空的花岗岩摇摇欲坠——始终没有坠下。黄道周少年时代常到“风动石”旁读书，不知他的手书“铜山风动石”是什么时候镌刻上去的。据说黄道周母亲陈氏梦见“风动石”坠入怀抱，次日黄道周呱呱坠地。这一类民间传言大同小异，不足为凭，我从“风动石”联想到的还是黄道周的书法：他的行草也不时流露出险而不坠的气象，在奇崛夸张与方正稳重之间回转自如，迅捷紧张的奔走突然减缓了节奏，插入从容沉着的几笔，让人收住脚步，喘一口气。黄道周25岁的时候迁居相邻的漳浦县，他当然见过漳浦的另一处岩石奇观——火山岩。海边的火山岩如同一簇一簇斧劈刀削的棱柱并排耸立，而黄道周也仿佛将火山岩的峭厉之气引入了纸面的笔墨之间。

　　可是，黄道周说过，他并未将书法作为着意追求的重要目标。立功、立德、立言才是大事。著书立说，每日书写不辍，既然如此，顺便把字写得好一些。遣兴而已，不可过多计较以至于耽误了正业。按照他的评判，“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黄道周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治学，他广泛涉猎诸多领域，精通经、传、诗赋、声律、历数、阴阳学等。他对《易经》下过许多功夫，按照六十四卦推演历史的兴衰。据说他推断自己终年62岁，事实果然如此，真的有些识破天机的意味。可他是否预先推算到大明王朝的崩溃？《四库提要》转述黄道周在《三易洞玑》中表露的观点：历史的推演“不泥于数，而亦不离于数，不滞于一端，而亦不遗于一端”，宏观纵览历史的脉络，不必迂呆地对细节斤斤计较。然而，涉及自己置身的王朝是否终结，这种事情容不得模棱两可。众多迹象表明，黄道周大约没有算到明朝末期的历史变故——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弘光政权灭亡等等。他毅然拥立南明隆武政权，出山担任首辅，这些事情肯定没有一个事先备好的演出剧本；事先备好的只是一份个人的耿耿忠心：国家危急时刻，朝廷命官必须挺身而出。

　　哪怕黄道周的确预知自己的寿数，也不代表他能预知自己的人生际遇。他5岁启蒙读书，7岁能过目成诵，12岁开始撰写文章，但并非少年得志，他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曾多次落第，38岁才成进士。此时，他的文章早已名满天下。如若事先知晓自己的命运，估计他上半辈子的科举考试不至于如此周折。黄道周在人生的最后一年效命于隆武政权，力图光复大明王朝。但是，郑芝龙拥兵掣肘，黄道周不得不自请招募义勇军抗清，率领万余人西征北伐。统兵打仗非一介书生所长，黄道周很快被俘。他拒降绝食，慨然赴死，据说砍去头颅之后，他的身躯仍然屹立不倒。临刑之前，他挥毫题词：“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纲常万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无论文章著述，还是书院讲学，黄道周的学问冠绝一时，但历史首先铭记的是他的刚烈忠义。刚烈忠义来自日复一日的道德修养，没有人知道时代什么时候会突然发出考试的卷子。

　　但黄道周大约也没有料到，现今关注他书法的人，远比追随他学问的人要多。关于书法，苏轼也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之类的话，总之，情趣为重而不必刻意求工，这么写就行了，“无意于佳乃佳尔”。苏轼显然也不是将书法放在第一位的人。相形之下，苏轼的字比黄道周的字宽博平和、意态从容，还带有些许自得其乐的意味。两个人字的差异，显然可以追溯至不同的性情。苏轼虽然也屡屡招惹皇上不快，后半辈子几乎行走在被贬谪的旅途之中，但遭到赦免，他仍会及时而快乐地“谢主隆恩”。黄道周的脾气似乎坏得多。他时常上书朝廷，按照自己的观察表彰忠良、斥责庸官。这些见解时常与崇祯皇帝的判断相左，可是，他我行我素，决不揣摩上意说一些逢迎的话。令人骇异的是，他曾经多次在朝廷上直率地与崇祯皇帝辩论，引经据典地顶嘴，不惜惹得龙颜大怒。即使遭受崇祯皇帝的痛斥，甚至被贬官、入狱或者削籍为民，他仍然不肯投机改口。尽管黄道周饱读儒家经典，但他至少没有做到“温柔敦厚”，给皇帝留足面子。当然，他的勇气大约也是来自儒家经典：鞠躬尽瘁，克己奉公。身为臣子，必须尽职尽责，该说的话不能由于皇帝不爽就胆怯地吞回肚子里。这是节操，而非狂狷。他自恃出于公心，没有哪一件事争的是自己的利益。

　　黄道周担任过多种职务，却时常一贫如洗，家里甚至不能提供祭灶的供品。崇祯皇帝当然也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时常因为黄道周的固执与冒犯勃然大怒，但是，时过境迁，还是用“冰心铁胆”之语评价这个令人头痛的家伙。这么说来，黄道周的确“字如其人”。峭厉、峻急、倔强、刚烈，这些人格特征无不投射到他的笔迹之中。“字如其人”只能是一个大略的观念。漫长的技术训练之后，柔软的毛笔才能在纸面形成称心如意的点画；临摹前人的各种法帖，才能熟悉诸多技法、风格与字体。多数书法家兢兢业业，临池不辍，循规蹈矩的同时又淹没在规矩之中。苏轼或者黄道周这些“浩然听笔”而又“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大师，反而易于自出机杼——“字如其人”更像是针对他们的评语。

　　闽南历史上出过几个大书法家。宋朝最有名的是苏、黄、米、蔡四大家，“蔡”通常认为是指蔡京，籍贯闽南的仙游。宋徽宗的朝代，蔡京位极人臣，做了许多弄权敛财的勾当，留下历史的污名。这甚至影响到后人对他书法的评价。许多人觉得，不如将这个“蔡”换成蔡京的堂兄蔡襄。明朝另一个有名的书法家张瑞图，闽南晋江人。张瑞图的书法奇崛豪壮，拙野纵横，但内在的韵味稍少了一些。他曾官拜礼部尚书，当上建极殿大学士，后来投靠魏忠贤而遭受清算，也是一个人品伤害了艺品的例子。而所有人对黄道周的节操都交口称赞，他当得起“节义千秋”四个字。与蔡京、张瑞图相反，黄道周的书法流露的是耿介孤洁、坦荡磊落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