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巧得很，近几年写下的几个中篇小说，都聚拢在那些衰老或者即将衰老的母亲周围，说不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已经踏上这段人生行徒的自己的潜意识选择，还是从这些人物身上捕捉到了之前所曾忽略的生命风景？是下意识书写一种衰老带来的命定，还是想通过书写来改写那些习以为常的命定？当然，这里的“命定”，并不更多指向容颜、身体与健康，它们当然十分重要，但并非我在这次书写中想要讨论的重点。《爱莲说》写了一位经历电话诈骗的七旬老妇的受骗过程，一稿完成后交给了我信任的编辑，编辑很快回复我，她说叙述逻辑清晰严谨，但写法很冒险，恐怕不能这么发。这个答复没有使我气馁，反而让我感到十分宽慰，因为在我听来，“叙述逻辑清晰严谨”就代表“受骗成立”，而受骗成立则意味着故事和人物的成立。于是，我愉快并迅速地完成了二稿，接着是三稿。

　　之所以如此在意“受骗的成立”，是因为《爱莲说》里的爱莲女士几乎是在一种清醒自愿的状况下完成一次被诈骗的梦魇之旅，从始至终，支撑她走完这段历程的——就是我的编辑所指出的那个“逻辑”。而这个“逻辑”，即等同于这位独自生活的七旬老妇的人生信条，有此人生信条，她已经别无所求的未来才值得她以这种方式去等待和期待。

　　那么，已经七十又二的爱莲女士的人生信条是什么呢？

　　《爱莲说》写到结尾，我突然想起《老人与海》中的那位老人，和被他拉回岸边的大鱼骨架。这件经典作品以及它留下来“大鱼骨架”的意象，在更年轻一些的时候读来使我振奋和敬佩，而这一次却让我心伤不已，那一刻，在与爱莲女士相陪伴过程中产生的诸般情绪与情感，都化为深入骨髓的悲凉。

　　普通人的衰老能够给生命剩下什么？他/她的自己与自我还剩下什么？社会将如何面对或者使用他/她的剩余价值？尤其是，一个拥有母亲身份的衰老女性将如何安置自己这段剩下的时光？写作中，我努力将爱莲女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不是突出她的“母亲”身份，这恰好是衰老带来的便利，她终于有时间作为一个单独或者孤独的自己了。作为一个衰老的生命个体，她仍然有她的欲求与渴望，甚至更加强烈和固执，所以，在且看她如何成为衰老的自己过程中，我更愿意使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位“母亲”。

　　海风从那副大鱼骨架间穿来荡去，它可能在嘲笑累倒在破烂小屋里的老人，它在说——瞧，看你带回来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个虚妄。爱莲女士怀着与魔鬼做交易的心理一次次给骗子寄钱，这无法使人理解的荒唐行为显然无法解释成为失控与疯癫，她有自己无法被驳倒的理由：如果放弃，就等于她彻底失去了希望。写出这一句话时，我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颤，爱莲女士明知是个梦魇，明知对方是恶魔，也要从中获取虚妄的希望，因为，心无希望的时光进入梦魇更可怕、更难熬。倒吸一口冷气之后，我再次望见这因为衰老而猛然凸显的人之困境。

　　进入“衰老”这个话题时我必须是小心的，因为它已经被一些结成硬块的约定俗成和意识形态所覆盖。一再向这个话题靠近的原因，大概在于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理解了衰老，说出了一位女性的衰老真正的意涵，它其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戴着通过流水线制作的面具向我走来，而我，也就仍旧希望更多摘下那些面具，在一窥其本质之后，用以指导自身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