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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学昕 朴竣麟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33        发布时间:[2022-09-22]

  内容提要

  海飞的小说新作《苏州河》书写解放前夕国共两党“谍战”的惊心动魄与其间交织的爱恨情仇。海飞借用“谍战小说”话语系统的“外壳”做着一种“出圈”的努力。通过呈现乱世中个体生活需求,多重矛盾的交织、较量,来思考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实现对人性的勘察、探寻及个人价值的厘定。而多维的苏州河意象,与三条分合交织的叙事线索相互契合,互为生发,演绎出海飞叙事独有的艺术魅力。从而也赋予文本“非典型谍战叙事”的重要美学形态。一部《苏州河》,让“南方语境下的民国叙事”谱系更为丰满、更具魅力。

  关键词

  海飞 《苏州河》 人性 历史 空间叙事建构

  2022年3月,海飞的新作《苏州河》出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新作的创作题材选择上,海飞虽然没有尝试逃离自己一直以来所处的“舒适圈”——谍战小说,但却探究了更多谍战小说的叙事艺术可能性,力图从“谍战小说”中传达出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深入思考。《苏州河》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末期的上海,以张静秋被杀案,引出陈宝山、炳坤和周正龙三个人物,开启小说的叙事。这样的开头,会让读者误以为《苏州河》是一本侦探小说,但随着叙事的展开,一条条线索逐渐清晰,一个个人物的真实身份渐次浮出水面。正如海飞在《〈苏州河〉后记》中所说:“所有人生,都倒映在苏州河的波光里。”侦破、谍战的结合,让小说充满了扑朔迷离而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叙事魅力,人物的命运及其间的情感纠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敌我,让“硬核”的故事释放出人性隐秘的张力。而静静伫立又缓缓流淌的苏州河,既成为新旧更替之际人间悲欢的历史镜像与见证者,更贯穿叙事始终,成为一种调性、一种氛围,甚至是一种符号、一个角色,映照出海飞对存在世界与人生复杂性的洞察、把握及诗性传达。正是这些,让《苏州河》既拥有“谍战”的迷人叙事外壳,又触及人生及人性的奥义,从而超越“谍战”,形成海飞式力图融通通俗与优雅为一体的独有叙事魅力。

  一

  在《苏州河》中,海飞充分展示了他的叙事自觉与才能。谍战、侦破、情感三条线索由暗到明,由分到合,充分契合那个特殊历史节点的波谲云诡、暗流涌动与惊心动魄,并且,在重重悬疑的水落石出中,最大限度牵引读者参与到对文本的重构中,从而获得深刻的审美阅读体验。

  在《苏州河》中,叙事的“主线”,可谓若隐若现,忽明忽暗。海飞在故事开头设置了张静秋被杀一案,以此开启全文的叙述。而读者在此时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本案”是全文的关键,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连环凶杀案中的一环,而连环凶杀案这条叙事线在最终也是依附于国共谍战的叙事线的。此后,通过童小桥对陈宝山的保释,叙述又引出故事的第二条线——陈宝山的人生经历和命运沉浮。在叙述陈宝山的人生经历并塑造这个在故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时,作者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是跟随着故事进展的脉络随时补充、插入。叙事不断闪回到过去,现在的故事与过去的故事始终相互交织,通过延宕叙事节奏以进一步提升“谍战”的悬疑性——这个神探、这个有魅力的男人,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他和童小桥、周兰扣、来喜到底有着怎样的情爱纠葛?这些疑问,都不断牵引阅读者的好奇心,对人物层层探究,直至最后才拨开迷雾,识得“庐山真面目”。陈宝山的情感线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看似与谍战或侦探故事无关,似乎仅仅是对陈宝山这个人物的侧写,实则隐含使形象更丰满、有血有肉的叙事策略。直到小说的第14节,最关键的一条叙事线: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海解放前夕的谍战,才逐渐浮出水面。随着这条叙事线的进行,炳坤、周正龙、来喜等人的地下党身份,童小桥、周兰扣的潜伏的军统特务的身份一点点显露出来。而此时案件的侦破也在进行当中,上海警界的暗潮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加了案件侦破的难度。至此,三条叙述线才有了较为紧密的联系,而在此前,则属于相互游离,处于并行发展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条叙事线的联系,也是随着故事的进行,“润物细无声”般地逐渐紧密。在每一个推进情节的“出乎意料”揭示前,海飞都做了细部的铺垫。例如周正龙和炳坤互相袒露彼此真实地下党身份之前,海飞便多次埋下其真正身份“猫头鹰”的伏笔;来喜地下党身份的揭示前,文中曾多处提到陈宝山和来喜在家中饲养鸽子;来喜袖套上的油墨污渍:“来喜不想让宝山看见,袖套上有一块没有擦干净的污渍,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依旧可以看出是油墨。”而后在炳坤质问老徐为何没能及时传递出情报时,作者借助老徐,也就是上海警委的书记邵建所知道的信息,交代了来喜的身份、借信鸽传递情报和袖套上油墨的来源。在海飞精巧的设置下,小说的每一处细节描述都有其用武之地,每一次重要事实的披露都有迹可循,使得小说的叙事流更加浑然天成,我们在读到每一次情节的推进时,都会有恍然大悟之感。

  在整个小说不断穿插的叙事线中,最为精巧的便是穿插全文却并非小说叙述主线的连环凶杀案。小说以张静秋被杀一案开头,前半部分也围绕对该案的侦破。期间陈宝山等人了解到张静秋曾经在国民党72军骑兵团的战地医院当过护理员。而后第二起凶杀案的现场,海飞再次用伤口附近的烟灰暗示两起案件之间的关联。同时提到“郑金权的衣柜里有一件很旧的军队制式衬衣”。后来查到郑金权同样来自72军,两处现场的烟灰也是一致的。而后的叙事似乎偏向了风暴来临前国共双方的暗潮涌动,对案件侦破的叙述也暂时搁置,汤团太太凶杀案一笔带过。直到故事进行到上海解放之后,张胜利作为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落马,几起凶杀案之间的联系才逐渐浮出水面。三起凶杀案,都是为了张胜利进入上海市公安局扫平障碍的,而凶手是谁就连张胜利也不清楚。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陈宝山通过烟灰查出凶手“老根儿”正是童小桥的司机老金,而童小桥也在自杀后被证实是指使者“水鬼”。至此小说开头的案件真相终于大白于读者,也是直到结尾,我们才能彻底厘清作者所安插的三条叙事线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在这里,我们已经多少领略到海飞极其出色的叙事功力。

  看上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似乎连环凶杀案的侦破、陈宝山的人生经历与国共两党的谍战毫无关联,只是在并行前进。海飞用连环凶杀案这样一条对情节推动作用较小的叙事线,将另外两条叙事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条叙事线分径而行,这种别样的“空间叙事”,让我们在阅读时始终抱有悬念,唤起进一步探究的欲望,在小说的结尾又巧妙地合而归一,兼具了推理悬疑小说的奇特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多线索的递归式叙事结构,其意义绝非仅仅是以非线性叙事制造尽可能最大化的悬疑效果,更在于多线索的分合、交织增加了叙事的厚度与层次。这里的谍战,有宏大的历史背景,有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有英雄的舍身取义,但也有凡人日常、爱恨情仇、世俗琐细、静好追求,两者在海飞手中完成了神奇交织与互嵌。叙事打破了泾渭分明的、简单的敌我、情理二元对立传统模式,走到了大历史与小人生的结合点,走向了彼此的经历交叉与情感纠葛。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镜像,更是复杂生活样貌的“原生态”。“海飞的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而狭窄,却因为写出了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和命运流转的悲悯痛感而绽出了独异的光彩,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进而抵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1好的谍战叙事,就是应该如此通过乱世中个体的生活欲望和冲动,多重矛盾的交织、较量,来实现对人性的勘察、探寻及个人价值的厘定,带给读者超越时空的共鸣与启迪。

  二

  《苏州河》在三条叙事线并行推进的同时,海飞建构了新旧交替之际,以上海为圆心的江浙沪地理叙事空间,并以此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无疑,上海是海飞谍战叙事的地理谱系中的核心地带。“这些城市是故事的容器,也可以说就是小说本身。他力图写出特定年代城市的肌理、味道和气质……”2而苏州河,即是作为上海的标志性空间,弥漫、氤氲着城市的味道,倒映着特定时代的风云变幻。

  海飞借陈宝山和苏州河表达了他自身对于上海,这个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城市的热爱。在后记中,海飞谈道:“所有的人生,都倒映在苏州河的波光里。”“在苏州河的波光里,你能看到大把的人生,他们像海市蜃楼一样地呈现,水汽氤氲,像一张银幕。”苏州河之于海飞而言,不仅仅是上海的一条河流,而是在他的印象中的上海浓墨重彩的历史,和这段历史中形形色色的人生境况,亦是海飞创作序列中最重要的“文学原乡”之一。在文本中,它是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人物灵魂的“回返地”,更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人生命运的见证与表征。它甚至成为一个独立的意象,静静伫立、缓缓流淌,在无言中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与俗世人生的沧桑感。

  海飞将宝山的家安放在苏州河边,这样就为有意味的空间设置营构了苍凉忧伤的历史氛围,也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潮湿的诗意”基调。在小说的开头,作者曾以陈宝山的视角初次围绕苏州河展开叙述:“雨就是在这时候降临的,宝山的目光从鸽子身上收回,转头就看见整条苏州河都被秋雨淋湿了。”从此,“苏州河”穿过了整部小说叙述过程:宝山的父亲死于苏州河,宝山对周兰扣的爱埋葬于苏州河,宝山病情发作,栽倒在了河边,他又一次“看见整条苏州河都湿了”。而宝山最终走入苏州河、开枪结束病痛的生命。“在邻居们的记忆里,这天傍晚的苏州河像是下了一场红色的雨。河水泛着宝山的血,让人触目惊心。”

  苏州河水、雨水直至最终的血水,都鼓荡着历史与人生的潮气,裹挟着生命与爱情的远逝而去,打碎了多少人平凡而又结实的梦想。苏州河,是苍凉而又无情的,但又在流淌中承载了多少人的心事:宝山的心事只与苏州河默默诉说,炳坤在周正龙牺牲后也来到河边,绵延心中的忧伤,用河水“将泪水和其他一些往事一同抹去”。苏州河,又给了人们深厚的慰藉,来喜“抱着宝山,整个身体紧紧地贴着宝山,跟着他一起听苏州河里的机船马达声,以及机船经过后激起的水花声。她觉得日子就像苏州河的河水,就这样不分昼夜地流淌着,从来也不会感到疲惫”。周兰扣在宝山家中“虽然只睡了一个钟头,但却睡得很舒心,感觉苏州河的河水听起来跟流在梦里一样”。苏州河,又寄予了人们以无限的期待与憧憬,宝山在遗书中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起的名字正是苏州河……苏州河,它是繁复的,多义的,正如投射到河水之上的斑驳光影,镜像渗透出“大把的人生”;苏州河,是流淌的,变动不羁的,一如历史的不断更迭。但苏州河又是静静伫立的,一如人生的恒定与历史的循环。海飞就是这样,赋予苏州河无限而多维的意蕴,由此生成巨大的美学张力;而这种多维的苏州河意象或曰形象,与三条分合交织的叙事线索,相互契合,互为生发,演绎出海飞叙事的独有艺术魅力,也拥有了“非典型谍战叙事”的重要美学特征。

  我们看到,《苏州河》的主要情节发生在上海,而故事的地理空间又在有形与无形中延展到诸暨。诸暨,也是海飞的文学写作序列中重要的文学地标。短篇小说《卧铺里的鱼》中,便叙述了主人公苏杭坐车前往诸暨的故事。我们无法忘记,苏杭在“现在时”的空间里,一方面,以一种异样的感觉,直面他所处的生活、现实场景,不断生发出万千感慨;另一方面,他也不断闪回到曾经的个人生活历程和情感经历中,体悟芸芸众生中哪怕是瞬间的冷暖。或许,这位被医生研判生命只有半年时间的人,对逼仄的存在之境的最后一次反抗?这是一次“倒计时”生命状态下的对生命的自我确证吗?对苏杭而言,诸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究竟有怎样的寄寓和期待?但是,苏杭必须要回到诸暨。只有回到诸暨,一切都才可能变得完整。苏杭仿佛在一个车次的旅行中就深刻体悟到生命的过程及其意义。而沿途的景象,所见所遇是实实在在的俗世生活,人生百态,海飞通过书写苏杭一天24小时的感受、体验,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其实,我们常常将一个人的存在或生命分成两个部分:外壳和灵魂。外壳制约着灵魂,灵魂冲动着外壳。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人的外壳拖曳着灵魂在行走,实际上,更多时候还是灵魂的冲动、裹挟着外壳在运转。当外壳也就是躯体主宰灵魂时,欲望容易把人牵引向平庸甚至堕落,而当灵魂主宰躯体的时候,人的行为才可能回归理性和超越。苏杭在即将结束无奈的生命之旅前,充分表现出阅尽沧桑、调侃命运的豁达,旅行令他领略了俗世的“声光色相”,他竭力以此厘清短暂人生的源头活水。既然无法摆脱死神的缠绕和羁绊,那就只好沉浸俗世,至少,即便是在驳杂、喧嚣的“浮世绘”里,他也要走完人生最后的至暗时刻。终结,也许意味着新生或者涅槃,也是价值和意义所在。从另一个维度看,苏杭这一代人也是在一个大时代生活的变局中,心理、精神和灵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化”,也是不可避免、无须争辩的事实。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不免时常体现出闪烁迷离的状态。在这里,诸暨,同样是一处生命原乡,这是海飞的南方想象,国史、家史、个人命运史,原乡是每一个人生的源头活水,所有的“罪与罚”,原本都无法回避生命的来路。

  海飞在《苏州河》的后记中直言:“……他们是混迹在上海滩的诸暨人。上海和诸暨是我的两个故乡,村口站着穿着黑色夹袄的祖父,一声不响;弄堂口站着戴着工人帽的外祖父,叼着一支没有滤嘴的纸烟。我是这两地之间的一棵蒲公英,吹到东来吹到西。”诸暨和上海在海飞的创作序列中始终存在二元的联系,他不止一次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于诸暨,对于丹桂房的热爱。于海飞而言,诸暨是自己走出的乡土世界,也是难以忘却的少年记忆。所以他不断地将诸暨人引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海飞从关于乡村的记忆里,寻找到与人生记忆、乡土世界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情感记忆,同时也记录了自己少年的背影和纯真。”3在《苏州河》中,海飞塑造了三个来自诸暨的人物:警察局的局长俞叔平、刑侦处的处长周正龙和陈宝山的妻子来喜。周正龙还在捞出被关押的陈宝山时提到司令部的司令宣铁吾是自己的同乡。俞叔平是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是著名的警察学学者。“我仅对俞局长充满了敬仰。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名学者,儒雅,好学,穿一身呢子西装。他应该生活在高尚的法治社会中,而不是身处乱世。他治不了乱世,治乱世不是他的长项。”俞叔平、周正龙和来喜在文中都是干净得没有一丝瑕疵的人物,有自己的信仰和意志。在上海滩这个复杂污浊的世界中,尤显其作为诸暨人的清流本质。在海飞这里,诸暨不仅仅是他的家乡,更具有乡土世界的整体隐喻意义。“混迹在上海滩的诸暨人”则暗含着两个典型的都市与乡村空间的连接与对照,在“谍战”中又增添了对于现代性的思考,进一步夯实了小说的底蕴。

  海飞对空间的敏感与自觉,不仅仅表现在地理空间的诗意与深情构筑,同样表现在对空间场景的铺写上。人物及其周遭世界的嘈杂和变异,在坚实的空间的设置中,丝丝入扣。这也充分地彰显出海飞的才情。在阅读《苏州河》时,我们不难发现,海飞的小说是非常具有“场面感”“画面感”的,而且,在重要情节的叙述中尤为突出。周正龙牺牲是全文中最壮烈的情节之一。在卧底身份被发现之后,周正龙仍然努力阻止“永夜计划”,于是追查到了火柴厂的仓库,在找到炸药包之后,周正龙与炸药同归于尽。这段文字,对于火柴厂仓库这一物理空间的建构和对周正龙的身体描写相互契合:“五分钟后,火柴厂的仓库突然射出一道亮光,等谢小勇他们赶到时,周正龙已经将所有的灯打开,让里头恍惚成了一个白昼。摘下一枚铜锁,周正龙努力推开一道铁栅栏,最后气喘吁吁地靠在一块硕大的防雨布上。汗珠如同雨点般坠落,腿上的血流得很猛,将他的裤管彻底打湿。他看上去是再也跑不动了,想就此停下。”在亮如白昼的灯光下,英雄的气喘吁吁、如雨的汗滴、如注的鲜血,踉跄挣扎的身姿,与铜锁、铁栅栏、防雨布等元素建构的工厂物理空间,共同组接成一幅电影场景般的画面。周正龙这个潜伏于保密局,以秘密获取、传递情报的地下党员,从幕后走到幕前,从“地下”走到“地上”,至此,以舍生取义践行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理想追求;随即“宝山无法忘记,那天,随着那震天撼地的爆炸声,一团巨大的火光就从他身后的火柴厂仓库里冲天而起。他被热浪掀倒在了地上,恍恍惚惚地转过头去时,看见辽阔的夜空已经被灼热的火光所映红,随后,就有许多烧焦的尘土从四面八方砸落,好像要将他如同废墟一般掩埋”。这一段海飞将周正龙牺牲正面场景隐去,而通过宝山的回望,将爆炸、热浪、火光的画面拉向远景,电影镜头般呈现出宏大的悲壮场景,以此向英雄致敬。可见,在不同情节的空间建构中,海飞“张弛有度”地进行叙述,在叙述中运用类似镜头“蒙太奇”的切换技术,使得情绪、意绪在文字中不露痕迹地流淌,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由此得到极具“即视感”的审美阅读体验,在场景的触动与震撼中,和海飞一同对于特定时代、历史、对于存在世界、人性、命运生发出深刻反思。

  三

  选择上海解放这个里程碑式的时空节点作为叙述背景时,海飞并没有以相对宏大的视角切入生活,而是截取了以陈宝山为圆心的一众小人物来演绎这段“忧郁”的岁月。在这样的叙事中,不难看出,海飞不单单是要讲述一个谍战故事抑或一个破案故事,而是要聚焦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价值选择,尤其是一众小人物为扭转国家民族命运而作出的奉献与牺牲,同时呈现历史对人物命运的改写。

  海飞说,“写警察是藏在我心底的一个梦”。那么,这个梦决定了《苏州河》的人物角色选择。全文主要塑造了三个警察形象:陈宝山、炳坤和周正龙。核心主角陈宝山在这样暗潮涌动的背景下,没有选择“站队”任何一方,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他认同共产党最终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但这种“认同”却并未让他作出政治立场的选择。陈宝山的“志向”很单纯,他只是想做好自己作为警察的本职工作,守一方安宁,同时也守住听苏州河的流水声、把爱藏在心底、啃葱油饼、过寻常生活和静好的日子的初心。这是一个稳重、智慧、有一丝忧伤的警察形象,海飞为他赋予“神探”的光环,但同时也为他的人生设置了诸多的坎坷:出身警察世家,父亲因救一个女学生在苏州河溺水殉职;做一辈子警察的理想被残酷终结,解放后被迫去火柴房做了门房;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而默默深爱的女人却是国民党的特务,被他亲手抓获,并且在他眼前自杀;他最终也因病痛在苏州河边自杀。正义神勇与啃葱油饼的日常并置,神探光环与坎坷人生交织,海飞就是这样,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在历史洪流与命运遭际面前始终抗争但又无奈被抛下的悲剧人物。但这又是一个来自于底层、有着人间烟火气的“英雄”,一个倒下的“英雄”形象,他用饮弹自尽的方式、以一个警察的方式终结了病痛的生命,也完成了与这个世界的最终抗争。海飞“残忍”地让这个视警察职业为神圣理想的壮汉,被安置到门房,被绝症所折磨,而不是在他心爱的岗位上壮烈牺牲。但这也正是命运的残酷与历史的无情。海飞就是这样在“谍战”的外壳下融入了对人生、命运的终极思考,抵达至文学使命的深层境界。人物命运、人性与存在世界,构成想象、书写的张力,叙述,陡然成为不得不然的追悼,暗示出历史、人性和命运的无常以及宿命的吊诡。

  刑侦处处长周正龙,办事沉稳谨慎,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警委的卧底。周正龙并没有看到上海解放的一天,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几天为了毁掉特务行动用的炸药而牺牲。他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为了解放上海、解放中国而牺牲个体生命的“间谍”中的代表而已。在这里,海飞想用他多年的“深藏不露”、暴露后的冷静及最后引爆身亡的凛然,表达对时刻行走于“刀尖”之上的地下党员的崇仰,深怀缅怀之情。在警察这个角色上,炳坤是陈宝山的徒弟,而在共产党员这个角色上,炳坤又是周正龙的战友。在陈宝山抓捕童小桥时,炳坤带着另一队侦查员也赶到了现场,“宝山的心里就不由得哀鸣了一声,终于说,你满师了”。这足以说明炳坤作为一名警察的推理能力出众。同时他又有做间谍的心理素质,面对周正龙的考验他临危不惧,最终赢得了周正龙的认可。在作品的结尾,炳坤暗示来喜和他一起过日子,遭到了来喜的拒绝,最终又投身到工作中去。可以说炳坤是警察界新希望的代表,解放前他是“无声暗战”的共产主义战士,解放后他又是一位优秀的人民警察。陈宝山、周正龙和炳坤这三个警察形象,某种程度上可以寓示着政权的更替,由警察作为一个横切面辐射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层面,象征着上海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变迁。陈宝山是旧时代的旧警察形象,周正龙代表着一种过渡,而炳坤则象征着新的希望。

  围绕陈宝山这个主角,海飞还塑造了三个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童小桥、周兰扣和来喜。三个女性形象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大多出现在陈宝山的个人经历这条叙事线上。童小桥是火柴厂老板唐仲泰的太太,是陈宝山最初遇到的女人,也是在全文中第一个出现的。周兰扣是周正龙的妹妹,但周兰扣的性情却与周正龙完全不同,而后周兰扣阴差阳错成了唐仲泰的情妇。来喜则是童小桥做媒介绍给陈宝山认识的。我们不难看出,在人生道路上,《苏州河》中的三个女性形象是具有某种历史寓言性的。童小桥、周兰扣和来喜似乎代表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三种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经过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向往物质财富的年轻女性和初来乍到的劳动阶层女性形象。而在“谍战故事”这条线上,我们看到了三位女性不同的人生选择。来喜在两年前便加入了中共暗线组织,而周兰扣和唐仲泰则是加入了军统,成为“永夜计划”中的恐怖分子。童小桥的真实身份是“水鬼”,一直在三方都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指挥着周兰扣、唐仲泰和张胜利。难能可贵的是,海飞在这三个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尤其是对童小桥和周兰蔻这两个“女间谍”形象的描摹中,是超越了“脸谱化”而走向了对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及命运的洞幽与勘察。他用较大的篇幅来书写她们的温情幽怨、恣肆青春与淡到无痕,只是到最后才在身份浮出水面时才呈现出“地下党员”与“间谍”的一面。而这种身份及“正义”或“非正义”的立场,并不能遮蔽她们作为女人身上的那种特质,海飞是刻意放大了“女性”的选择、命运遭际,而将以往谍战叙事中的“特务”阴险狡诈邪恶的类型化呈现做了最大程度的淡化。尤其在童小桥暴露被捕,和宝山两个人的直面,她的那种美与淡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冬天已经很深重,童小桥却只穿了一件梅花旗袍。她安静地站在楼梯中间,宝山看到那颗花瓣中间的纽扣,安详得如同一颗美人痣。”“宝山看到走下一半楼梯的童小桥,朝着自己淡淡地笑了一下。”“童小桥淡淡地说,现在说这些,一点儿都不重要了。”海飞将自己的叙事伦理定位为对人性幽微的诠释、对美的演绎和对命运的深切叩问。面临时代与权力的裹挟,在人生道路的被动选择上,童小桥是无奈的。在被捕时,她说:“重要的是这辈子碰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人你就会走什么路。”“人都是这样,一辈子做什么事情,是因为前面有人带着。老乡遇老乡,同学带同学。”她还坦言对同乡的共产党员贺羽丰的羡慕:“所以你的运气比我好。不过我还是替你感到高兴。”相比于来喜与周兰扣自愿性质的各自为营,童小桥的经历使得她对局势是有着清晰的判断的,但她却无法为自己做出选择,只能一步步被裹挟着走向终局;她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爱情,“水鬼”的身份让她只能安于丈夫的背叛、将真爱埋藏于心底。一个“女特务”,竟如此美丽但又无奈与悲戚。而周兰扣则是“年轻而热烈”,在明知道唐仲泰不会与她结婚的情况下,仍与唐仲泰有着“恣意而欢快”的爱情;在上海解放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虽然她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走向了正义的反面”,但作为一个上海滩女人,她的人生曾经是热烈的绽放。而来喜的人生则归于平静,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用陈宝山带回家的德国鸽子传递情报。来喜也选择了陈宝山,虽然她知道陈宝山爱着童小桥,但是她选择“不说”。陈宝山也很早就怀疑过来喜的身份,也曾注意过来喜传递情报,但陈宝山同样选择“不说”,并默默支持着来喜所做的一切。在陈宝山死后, 炳坤提出和来喜一起生活,来喜平静地拒绝了他。可以说来喜是具有劳动女性,或者说共产主义战士的优良品质的,她勤劳、从容、机智、勇敢,且怀着对家国深沉的爱。如果说三个警察形象象征着政权层面的更替,这三个上海女性形象则寓言着社会层面民众的思想及命运的转变。

  各有色彩和不同美感的三个警察形象和三个女性形象,支撑起了《苏州河》基本的故事框架。除此之外,在建构新旧交替之际的上海这一特定时空时,海飞也在《苏州河》中创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上海滩生活群像:各色各样的小人物、警察、商贩、住户等,如百景图一般让历史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而这些小人物的性格在文中也极具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有面临政权更迭各怀鬼胎的警察和政客,小心翼翼怕被牵连的商贩和面临变故而惊恐的住户等等。在书写这段壮烈的历史时,海飞没有一味“宏观”,而是将目光降至历史中的芸芸众生,抒写出大历史与小人生的彼此扭结与错位,写出这其中的悲壮与沧桑、抗争与无奈。“苏州河”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也是百样人生的谛察者,汤汤苏州河,仍在流淌中接续这历史与人生的故事。

  从《苏州河》中,我们可以看出,海飞在借用“谍战小说”话语系统的“外壳”而做着一种“出圈”的努力,他力图从“谍战”的题材出发传达出更多对于社会、历史、人生、人性的思考。因此简单以“谍战作家”来对海飞进行标签化的定位似乎并不确切。《苏州河》固然是从“谍战”的题材出发,然而最终又突破了“谍战”的边界。在海飞的作品中,电视剧和小说这两套话语系统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他并没有因为电视剧创作所熟谙的话语系统、习惯而丢掉小说的叙事策略,而是不断探索新的叙事可能性和文本张力,在每部作品中都有长足的进步。《苏州河》的文本,在短短十万余字篇幅中,却生发出多样的历史意义,成为对苏童所言“南方语境下的民国叙事”建构的进一步充实。海飞在《苏州河》的后记中,谈到创作的初衷:“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有着莫名的好奇和好感。”在经过对上海警察历史进行调研和阅读《海上警察百年印象(1843—1949)》后,海飞选定了这个时间节点对上海的警察展开叙述。“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前后,人和城市的命运往往会出现很多戏剧性的变化。”4这样特殊的时空设置使得作者能在文本中生成更多的可能性。在《苏州河》中,我们看到海飞在电视剧中受到文体的本质特征限制所不能完成的“虚构梦想和文学诉求”5。

  注释:

  1 2 傅逸尘:《极简叙事的诗意与深情——论“海飞谍战世界”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3 张学昕:《他为什么要去诸暨——海飞的短篇小说》,《长城》2022年第3期。

  4 段松艳:《海飞谈新作〈苏州河〉:这是个让我舍不得动笔的故事》,天目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9314513709008319&wfr=spider&for=pc。

  5 张学昕、关岫一:《海飞小说〈惊蛰〉的叙事伦理》,《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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