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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倬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91        发布时间:[2021-07-25]

  

  七月中旬。雨水浇透的山坡,最终决定离开,像一个喝醉的彝族汉子,伤心欲绝。向下滑去,带着植物和花朵,还有追随的蜜蜂。这漂移的力量,来自雨神。山体露出伤口,泥泞如血,褐色的巨石老牛般滚下山崖。去往昭觉的路被堵住了。

  昭觉,大凉山的腹心地,它离我还有一百四十公里。而遇到山体滑坡,啥时能到就只有天知道了。我从越西去昭觉,这里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在这里,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都需要专注。特别是雨季,你要当心落石,它们是野兽发射的炮弹。汽车在落石面前,不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洋玩意儿,而是一只甲壳虫。

  心惊胆颤啊。亘古沉默的山脉与雨水合谋,像远古时代这片土地上的战争。枪声隆隆,鸡飞狗跳,飞沙走石。一支巨大的笔,涂抹着,绿色褪去,红色浮现。多么绝望的色彩。

  三个彝族汉子推着一辆摩托车,从斜坡小路上走来。一个掌握着车把,一个从上方拉,一个从下方撑着,不让摩托车倒下。那轰响的摩托车,像一只发情的公羊,排气管喷射着尾气,在和这三个汉子做垂死挣扎。汽车一动不动地排在塌方两端。而更多的车,正在来的路上。那样子,像是暴雨来临前,急匆匆赶来搬运食物的蚂蚁。司机们伸头出车窗,看着漫长的车队,摇头,抽烟,一支烟过后,索性下车,远远看着那顺山而下的泥石流。

  有人想出了办法:交换乘客。生涩的汉语并无商量余地,我们需要绕过泥石流地带,到路的另一端去乘车。银色的面包车,内心躁动的巨石。为了证明它的来路,四只轮子上沾满了泥土。黑脸膛的司机二十几岁,三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改邪归正的流浪汉。他坐在驾驶室里,神色庄重得像一个就要做法的巫师。眼前的树木,像难缠的鬼神。副驾上坐着黑皮肤的姑娘,高鼻梁,红嘴唇,来自某个深明天地之理的部落。她透过后视镜看我的长发,一言不发。她保持着彝族女人的沉默坚忍,淡淡地看着世界及身边人。

  “钱给了吗?”我问。

  “这个你不管,反正能到昭觉。”

  石头般坚硬的汉话,远不如操纵方向盘来得灵巧。彝族男子胆大。骑马、打猎、摔跤,从不惧怕头破血流。在他们眼里,汽车要比骏马容易驾驭。也确实如此。换挡,加油,一气呵成,鹰似的目光明亮自信。

  发动机轰鸣,我们在咆哮的铁壳里抓紧拉好。音乐声很大,是我熟悉的彝语歌。歌手也是凉山人,是我们的邻居或亲戚,曾和我们一样追逐牛羊满山坡。某天,他们出现在各大选秀舞台上,一夜之间成了明星。这样的刺激,和毒品差不多。在凉山,心怀歌唱梦想的人,像白云、石头和洋芋一样普遍。如果真有一个音乐王国,那他们就是国王、太子和公主。

  飞驰在凉山的县道上,听凉山的歌手饱含深情地唱凉山。神奇的感觉。他们唱白云高山、父母亲人、风雨雷电、羊群骏马,也唱世道艰难,妈妈的儿子心里苦。这片出产荞麦和洋芋的地方,也盛产酒鬼和歌手。某一个在外面大名鼎鼎的彝族歌手,就生于某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我跟着音乐哼了几句,那司机笑而不语。我生在汉区,少时外出求学,学过四年彝文,离乡多年,我的彝语发音不会比一只鹦鹉强。

  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在路边搭车。她背着一个箩筐,看不出里面装的啥。上车后,她沉默地坐在我身边,缩着瘦小的身子,看我的目光像是在看一头怪兽。她一定不知道,她是过去的我。二十多年前,在凉山的另一个角落里,我也如她这般年纪。那时我每天来回十四公里去上学,帆布书包的夹层里装的是煮熟的土豆或红薯。夏季,河水暴涨,走到河边方知木桥已被水冲走。我曾经带着弟弟顺山绕道,从小河上游仅剩的独木桥上爬过去上学。兄弟俩边爬边喊:呀!飞夺泸定桥。学校里空无一人。回家讲起这一英雄事迹,被母亲打得无处躲藏。她边打边哭:如果把你俩冲走咋办?

  我们没被河水冲走,没被恶狗咬死,没被野果毒死,没有坠崖或死于麻疹。我们活着,活到十八岁,看一眼村庄大小的天空,一头扎进外面的世界。一周前我从北京飞西昌,耳机里飘荡着彝族歌手瓦其依合的歌——《不要怕》:

  风吹了,下雨了

  荞麦叶落了

  树叶都变黄了……

  不要怕,不要怕

  冷也不怕

  热也不怕

  不要怕。这是我们心底的密咒。就像那时我在大凉山一个叫阿尼卡的村庄,收音机里传来郑智化的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是《水手》鼓舞着我们一脚踏进城市的灯火。

  身边的女孩,挪了挪身子,换了个坐姿。她怯生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彝族女孩。2015年,一篇题为《泪》的小学生作文在网上走红。作者是一个叫木苦依五木的女孩。在这篇三百一十五个字的作文里,写到了父亲和母亲的死。开篇:“爸爸四年前死了。”结尾:“课本上说,有个地方叫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呜呼哀哉。加缪在《局外人》的开篇写:“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不知道如果加缪读到这篇小学生作文,对人的存在又会作何思考。

  木苦依五木家在越西县。我头一天在越西普雄镇,跟当地人聊起她。他们问我要不要去看她。我说,不用了。彝族人视面子为生命,还是不要打扰的好。

  这个我并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在中途下了车时,没给车费,而是从箩筐里掏出三个梨递给司机。这当然不是这里的交易方式。他们大概是亲戚吧。

  车往山沟里钻,风凛冽起来。而我前几天在一百多公里外的西昌,那里热得像蒸笼。司机很熟悉道路,沉默着,嘴上斜叼着香烟,把一辆面包车开得像飞机,就要助跑上天。某个路口,他猛地一踩刹车,回头看着我。

  “下车。”他说。

  “为啥子?”

  “过了这里,就是昭觉的地盘,我不能去了。”

  坐我旁边的另一名女子,听口音是凉山以外的四川人。她对这样的行为嘀嘀咕咕,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停在路边的几辆面包车里,走下来几个戴墨镜的黑脸汉子,个个像高鼻梁的张飞。车门已经打开,我们被推拉进其中一辆。这是他们的地盘。像那句广告语所说:“我的地盘,我做主。”

  不足为奇。我童年生活的村庄,每次看露天电影都要打得头破血流。不是真的想逃票,而是为了显示身体的强壮。把那个守门的外地男子推倒在地,揍他个鼻青脸肿,在姑娘们小鹿般受惊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如果你读过曾昭抡的《滇康道上》,也会对眼前的处境云淡风轻。1941年7月2日,曾昭抡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历时一百零一天,步行一千余公里,对被外界称作“倮倮王国”的大凉山进行考察。五年前,我在昆明读《滇康道上》,甚至产生过重走这条路的想法——昆明、武定、禄劝,跨过金沙江,便到了我故乡会理会东一带。我曾站在会理古城的拱极门上,想象当年曾昭抡们站在城楼,眼前是繁华古城,背后是荒蛮之地。

  白果湾附近一带,夷祸在表面上虽已平息。但是本地人士,对前途颇抱隐忧。据他们说,这一带夷区,不但未曾缩小,且有增长的趋势。原因是近来政府厉行禁政,严禁人民种植鸦片,而结果政令只能及于汉人,夷区并管不到。汉人中一部分愚民,只贪小利,不识大体,竟因此自甘归化夷人,不惜自降为“娃子”。因为这样做,他们种田不要纳税,种烟也不受限制。所谓夷区里面的鸦片田,许多实在是汉人替夷人种的……夷人枪日多,现银亦日多。汉人则既属贫苦,又无自卫能力。想到将来夷人有作乱的可能性,这一带的汉人,都不禁不寒而栗。(《滇康道上》)

  西昌这座城,很像我生活的昆明。有山有水。山是泸山,水是邛海。泸山上有个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的奴隶社会博物馆。馆内有块黑牌子,讲的是过去凉山的奴隶制度。奴隶苏呷子十五年被卖十一次。黑底白字的表格里,写明了他被卖的时间、转卖事由、地点和身价。其中,有的转卖事由让人忍俊不禁:与主子争吵;主子说不好好劳动;不堪折磨,本人要求卖;主子想卖……那天在去昭觉的路上,我在心里跟自己开玩笑:就当自己是那个被卖的奴隶吧。臭烘烘的面包车,比劈头罩下的麻袋好不知多少倍。而且没有防不胜防的拳打脚踢,也没有生死未卜的命运。

  中途,一场雨在等我。昭觉县城里,一群朋友在等我。

  雨下得大,像是要穿过无数道灰色帘子,抵达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雾藏起松树和冷杉,扔给我们一件三四米长宽的袍子,我们奔跑了大约一个小时,才甩掉它。一个村庄出现在眼前。太阳明亮,凉风习习,仿佛雨是一场梦。

  说是村庄,其实就是一个聚居点。黄色的砖房,紧挨公路边,几个赤裸着上身的小男孩将路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作游戏。面包车经过,按响喇叭,一个小家伙捡一块石头扔了过来。车里人哈哈大笑。这些住在公路边的孩子胆大。我们那时候可不敢。一个货郎进村也要吓得躲起来。在这里,面包车不敢撒野,要时刻留意着横穿而过的人和牛羊。

  昭觉城里的朋友打来电话,告知酒店名字。反复询问,却听不清楚。不是信号不好,是我无法从他的彝腔中辨析出汉语来。heita,大概是这个音。黑塔?黑桃?黑太?都不像酒店的名字啊。于是,只能在县城中心的纪念碑处下车。一回头,朋友站在不远处。他说的酒店,叫恒泰。来人是木帕古体,用彝文写书法、写诗。他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话不多,却体贴周到。

  昭觉,鹰的坝子。我终于来到。我年轻时的梦中天堂。那时昭觉县有所师范学校,农家子弟们做梦都想进入。挑灯夜战时,少不了朝着昭觉的方向多看几眼。当然,我说的是别人。我那时没空。我沉迷于普希金、雪莱、董桥以及金庸、古龙们的世界里,只想早日离开学校,去体验生活。

  如果没来昭觉,就不算来过凉山。这里曾经是凉山的首府,其地位不输西昌。所有发生在凉山的大事件中,昭觉从未缺席。我躺在宾馆里翻县志,读到的是一部战斗史。

  道光三十年(1850年)阿都土司天锡之妻安氏率兵征剿交脚。(《昭觉县志》)

  咸丰六年(1856年)交脚地区彝民起事。清政府调松潘兵来剿交脚,平服阿侯家彝民。(《昭觉县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军在梭梭梁子、四块坝被彝民包围,全军覆没。(《昭觉县志》)

  交脚,即昭觉。发黄的县志里躺着总督、统领、提督、知府、知事、县长、人类学家、土司、彝民们一生中的某段时光。那些战争、暴乱、纷争、征讨……定格在纸上,成了文字做成的棺椁。

  如今的昭觉,和中国所有县城一样,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变得现代化。而现代化真是人类的美好未来?谁又能保证这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倒退?或许人类早已过了进步的时间,其实是一直在向后退。无非是车子、房子和票子。车更多了,楼更高了,可人还是那群人。“那群人”从哪里来,是出自西南的土著,还是来自西北的氐羌,至今仍在争论。但彝族先民凭借高山和河流,把所谓现代文明拒之千里。我认为这不是落后,恰恰是一种民族自信。我们有传说,我们有文字,我们有历法,我们有《玛牧特依》《勒俄特依》《阿莫尼惹》。而昭觉,正是彝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是真正的彝族聚居区,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为彝族。在这里,你几乎不用问“你是不是彝族人”这样的话。

  所谓县城,就是山下。昭觉,坝子也。老人说,住惯的山坡不嫌陡。所以,昭觉坝子也未必人人心向往之。一个老人在昭觉的大街上睡觉。她的脑袋伸入箩筐,以手作枕,蜷曲在街边水泥地上,她面前的笸里,是刚从山上的树上采下来的斯侯(羊奶果)。她睡着了,梦见祖先或子孙,但唯独不梦这眼前的繁华。车水马龙,人潮涌动,与她何干?县城,无非就是一个生活场。

  喝醉了的男子,手提啤酒瓶,摇晃着过来,眼神迷离涣散。这时,你得让他,如果撞上就不好说了。彝族人好酒。土地里长出的玉米和燕麦,除了吃就是酿酒。在这里,酒真是粮食的精华。我小时候上街,见每家商店门口都坐着几个喝酒的人。一只装满白酒的碗传递着,神话、笑话、真话、假话、俏皮话、家常话,以话下酒,喝完不够,再来一碗。人走了一拨又一拨,那酒碗却不得闲。一块钱递进去,一碗酒递出来。有人高声喊着:哎!过来干酒。干就干嘛。话虽如此,却不能一口干。象征性地喝一口,象征性地用袖子一擦碗口,递了出去。

  但如今,这里的人们似乎更愿意喝啤酒。啤酒代表着流行,等同于西装革履。但啤酒产生了新问题:贵,而且不易喝醉。曾有个州政协委员提议:将啤酒赶出凉山。理由是这种被戏称为“凉山口服液”的东西影响了脱贫攻坚,拖了经济的后腿。凉山流行一种魔鬼喝法叫525。一瓶啤酒,两人喝。你喝一口,剩下的我喝。伟大的信任。否则,我轻啜一口,你就得喝一瓶。但我从未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见到的都是喝酒之人一仰脖,恨不能连酒瓶插进去,而另外那人急得来抓瓶子:好啦好啦,给我留点。

  昭觉的街头,给人一种亲切感。人们像是在自家屋里,随意自如。宾馆门前、超市门口、台阶上、路沿上,不时会遇见闲坐的人。彝人的擦尔瓦在县城里也能派上用场,保暖、垫坐都挺好。聊天的、喝酒的、发呆的、卖山货的。他们安静、缓慢地过自己的日子,哪管你什么指标和现代化。

  晚餐是坨坨肉、酸菜汤、苦荞饼、土鸡和腊肉。彝族人的饮食谈不上丰富,这可能跟长期居高寒山区有关。生存而已。如果非要在凉山找一道美食,我认为是烤乳猪。刚满两个月的小猪,划成条状,撒上花椒和辣椒面,密封起来,发往各地。这是产业链,每天不知有多少只小猪等不到过年。

  席间有酒也有歌。能歌者莫色阿萨,彝族小品演员。天性幽默的民族,多出口成章者。人世之苦,在彝人嘴里变成了歌声。这些年,天南地北,我参加过数不清的饭局。不管是高级饭店,还是路边摊,只要有彝族人在,喝着喝着必定歌声飞扬。若有路人驻路观看,那餐桌旁,马路边,瞬间就成了百老汇。

  酒是苞谷酒,辛辣热烈,像是席间朋友们的使者。三杯下肚,世界就是我们的了。而我不善饮,被朋友们调侃为“酒量最小的彝族人”。他们不知,这已经是极限。我祖上三代滴酒不沾,这在凉山可能也是奇迹。想起儿时走读于乡村,常帮邻居买酒,某天走到半路,好奇心驱使,拧开瓶盖喝一口。咦——居然不算难喝,那就再喝一口。边走边喝,从山脚喝到山顶,我已经醉倒在路边。醒时黄昏正在来临。想起父母的棍棒,我像逃离世界末日般狂奔。跑到半路方记起,酒瓶还空着小半,只好兑了山泉水,摇匀,背回去交差了事。第二天,那个邻居在上学路上拦住了我。

  “你昨天的酒,是在哪家买的?”

  “前几天那家啊。”我吓得腿软。

  “好喝好喝,”他说,“今后就去那里买。”

  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练出酒量。来昭觉,我先醉为敬。走在夜晚的街道,风从山野吹来,带着荞麦的香甜。古往今来,在这片土地上,在这样的夜里,多少恩怨情仇,都因酒而结,因酒而消。

  来昭觉,我最想去竹核。此地离县城十三公里,乃昭觉重镇。人类学家刘绍华曾在此地采访观察数年,写下《我的凉山兄弟》。那是一本悲痛之书。毒品曾在这片土地上肆掠,令无数彝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活》月刊前记者、诗人邹波,也曾经来到昭觉,采访艾滋病患者,写下了令人嘘唏的长文《凉山安魂曲》。这是伤痛之地。很多年轻的生命死于海洛因或艾滋病。像是身体的暗疾,道不出,受不了。时代的巨浪拍打过来,一个久居深山的族群,势必要接受这暴风骤雨的洗刷。

  关于竹核,县志里留有只鳞片爪,远不及刘绍华的文字鲜活。

  七月中旬。竹核坝子里,水稻正在抽穗。绿油油的田野里,农妇立于田间,光屁股小孩在田埂上扑蚂蚱。他在某一个瞬间转过身来,像只小青蛙般鼓着肚子。而不远的地方,农家乐里,啤酒被打开,鸡和鱼上了桌,酒过三巡,席间有人瞪着眼睛,拍响了桌子。我无动于衷。过一会儿,冲突双方又举起了杯子:“来,老表,孜莫(吉祥)。”我也跟着举杯,他们是另外一个我。要真正了解昭觉,需要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下来,和他们做兄弟。我想,这正是《我的凉山兄弟》的书名来源。

  可这是刘绍华写的那个竹核吗?我站在绿野中间的公路边,神情恍惚。太阳明晃晃,群山隔开了真实与想象。像一只岩羊下山饮水,头伸向了人间现实,尾尚在深山的历史里。

  千百年来,在昭觉,甚至整个凉山,都没有人能够否认彝族人的一个共识:人鬼共居。这是一个信鬼的民族,据说在彝人的传说里,有名字的鬼就有二百余名。在这里,没人相信“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因为鬼只找自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鬼是进入彝人内心的密匙。每年冬天,凉山大地上有无数的鬼被撵向寒冷的鬼山德布洛莫。千百年来,更有无数的人想要从彝人心里驱走对鬼的信奉。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一千多年前的西南边地,南诏的统治轰轰烈烈。在遥远得只能想象的地方,唐朝的皇帝正等待着万邦来朝。

  建昌古邛都地,……自唐末为南诏骠信酋龙所陷,改名建昌府,历蒙、郑、赵、杨以及段氏,久据其地,与宋相为终始。(《建昌疆场考序》)

  建昌即西昌,距离昭觉约一百公里。而我谈起南诏,我想说的其实是博什瓦黑。它在昭觉和西昌之间。

  去博什瓦黑古岩画的路上,远山走着一个黑色查尔瓦,这披风走起来像移动的蚁冢,山路很烂,山谷却很空阔,像能承受歌声,这红土一直连到云南,开始有烤烟,凉山这里,仍是遍野土豆和苦荞。(邹波《凉山安魂曲》)

  在昭觉和西昌之间,冷峻的群峰之上,树木退去,露出大片红色的土壤。远方涳濛,大地的皱褶里百鬼藏匿。雄性十足的越野车开了很久,一转弯,驶上了小路。地势陡降,渐渐有了山地和村庄。低矮的屋檐下,人们安静打发着日子。车往山里钻,树木围拢过来,看热闹似的,注视着我们这些前来寻找博什瓦黑的人。四周安静。一条河流无声流淌,向前流,便是金沙江。越野车停在河边的草地上,司机见惯不惊地点着香烟,朝山坡密林里一指:“就在那里,你们自己去吧。”

  茂密的松林里藏着久远的秘密。一千多年了,博什瓦黑的石头仍在经受着时光的打磨。博什瓦黑,即岩石上的龙蛇。这些深藏于大山深处的石刻岩画,充分展示了彼时南诏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南诏大理崇尚佛教,“岁岁造佛寺,铸像万尊”(《南诏野史》)。南诏统治凉山之时,正逢其强盛,大理为南诏的西京,滇池为东京,西昌是行都,是对成都作战的军事重镇。而博什瓦黑,正是在凉山通往云南的古道上。

  古道如今人迹罕至。风兀自吹着,松涛阵阵。群鸦乍起,聒噪着落向树梢。不经意间,一个巨大的黑石头立于眼前,像一头等待千年的猛虎。同时等待了千年的还有刻在石上的释迦牟尼、观音、四天王、明王、佛塔、菩萨、毕摩、供养人、犀牛、牛面人身者、脚踏莲花的狮子、麒麟、龟、斑鸠、莲花……这是何人所为?无从考究。博什瓦黑作为一个神秘存在的时间,远远长于它被人们所认识的时间。

  一个崇尚佛教的政权,面对一群崇尚鬼魂的子民,耗费巨大的心力营造一个菩萨道场,作教化用。可南诏的统治者没有想到,伟大的佛教从西天而来,并在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但在凉山,鬼魂的地位坚如磐石。所以,对于博什瓦黑,彝族人往往是避而远之。这也让这片神秘之地因此得以保存。

  1958年,四川省进行文物普查,博什瓦黑开始进入了专家的视野。“当地确有石刻画像存在,但是不知何时、何人、何故所为。”(黎家芳《凉山博什瓦黑石刻画像调查简报》)换句话说,博什瓦黑石刻从它诞生那天起,并没有和当地人发生过关系。山上有佛光,山下有鬼魂,相安无事。朝代更迭,日月永恒。石刻会风化,而人心的信念比石头硬。

  下山,路边行走着一酒醉男子,摇摇晃晃,随时准备扑向草丛。在我们身后,沉默的博什瓦黑继续经受着时光的打磨。继续上路,结束昭觉之行。昭觉是鹰的坝子,我亦如一只鹰飞过昭觉,飞向远古。

  包倬,作家、编辑,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云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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