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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诗宇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32        发布时间:[2021-02-23]

  

  202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兼具繁盛与杂芜,不同代际、风格的创作交相辉映,这一切都标示着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生命力。文学现场惹人流连,但作为研究者我们又必须意识到:长篇小说不是无本之木,更不仅是陶冶智性、锤炼耐性的游戏,它有文字之外的起点,也有文字之外的终点。长篇小说创作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用生动、贴切的故事和形象,处理当下的精神现实、物质现实。在盖棺定论的历史论述出现之前,作家将以形象、对话、心理、场景、情节作出更加生动形象的代言。本文也就沿着这样的脉络,从三种“历史”的角度入手,梳理2020年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问题。

  社会史视野下的个人史

  近些年“怀旧性写作”的数量不断增加。与从20世纪初期开始写起的“历史叙事”不同,这些长篇小说多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起,笔触一路延伸至当下,仿佛将回忆娓娓道来。冯骥才的《艺术家们》、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王尧的《民谣》、路内的《雾行者》、房伟的《血色莫扎特》、张忌的《南货店》、魏思孝的《余事勿取》、林森的《岛》、旧海棠的《你的姓名》、赵兰振的《夜长梦多》、陈飞白的《爱像划了一根火柴》、毛建军的《美顺与长生》等长篇小说,都有着类似的特征。这对于阅读者而言,是喜忧参半之事。忧的是由于时间距离尚短,一旦陷入“追忆”的漩涡,作家难免面临自恋、喋喋不休和颠三倒四的危险;好的一面则是,历史感就是在这种反刍和重复中才能产生,这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样的讨论框架中,冯骥才的《艺术家们》和魏思孝的《余事勿取》很值得重视。写当代知识分子浮沉的作品多如牛毛,《艺术家们》的独特之处在于提供了稀有的“肯定性”。我们都熟悉了那种固定的套路——知识分子要么一无是处、消极避世,要么遁入无耻之境,用戏谑的立场掩盖随波逐流的现实。而《艺术家们》用几个人物的不同命运,指出堕落和失败亦是主观选择,绝非必然。艺术或知识在社会层面的有效性,更与主体的天赋和不懈追求有关。

  《艺术家们》对于当代文化史也隐约有不同理解。一反知识分子们营造的80年代“文化热”,小说主人公楚云天对80年代成名者身上的“象征资本”有冷静的审视。与之相对应,70年代中后期物质的匮乏,时代的压抑反而使暗地里的艺术追求更纯粹。这当然不涉及对时代的整体的优劣之辨,而是需要特定的环境,才能将名利与艺术区分开来。

  魏思孝的《余事勿取》用卫学金这个失去了土地的肝癌晚期农民和艺术家楚云天形成了某种对话。卫学金当然不懂宋画或后现代装置艺术,拍卖行、艺术圈里的门道也与他没有关系,但他濒死前的痛苦却比任何艺术品或大道理都更直刺人的灵魂。治不好的肝癌、人生的倒计时都是象征,象征的是今天每个人命运中被阶层、家庭锁死的部分。卫学金那个看似走出农村、进入现代社会的儿子也是象征,水涨船高,但老卫家的人永远都在吃水线之下。也许《余事勿取》的结构还有些繁杂,但作者与众不同的眼界和才能已经充分显露。

  说到社会史视野下的个人史,还存在着一种被人忽略的可能性,藏在林森的《岛》中。这部作品写了一个被世事伤透了心的人,索性离群索居,将自己困在一座小小的孤岛上。18世纪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看似孤身一人,实际背后却有无数上升期资产阶级的身影和好奇读者的目光,在荒岛上开辟了令人艳羡的“庄园”;林森笔下的“守岛老人”吴志山才是真正的孤独,他是许多希望游离、躲避于时代之外者的抽象写照。也许吴志山象征的,是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触及的那部分精神史。

  地方志与历史的拼图

  2020年有多部以地域文化为突出看点的长篇小说,王松的《烟火》、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贾平凹的《暂坐》、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吴君的《万福》,以及香港作家马家辉的《鸳鸯六七四》与台湾作家陈思宏的《鬼地方》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大地上有无数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这种差异从生活表象渗透到人的骨子里,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作家笔下的风景千差万别,他们记录和书写的方式也大不相同。

  《烟火》的天津和《鸳鸯六七四》的香港,跨过遥远距离形成了巧妙对话。天津和香港的命运一度相近,殖民者的租界鲸吞着本地政府的管辖范围,权力的真空地带又滋长民间草莽,两者同属“混乱”与“秩序”并存的状态,这是今天大多数人所陌生的。草莽之处亦是传奇或离奇故事发生的地方,王松的天津话和马家辉的粤语各擅胜场,都写出了异常动人的“江湖”。

  “鸳鸯六七四”指的是牌九中一种几乎必输的“烂牌”,马家辉是在以牌九比喻糟糕的人生。主人公因龅牙得名“哨牙炳”,是个从小被母亲抛弃、父亲被日本人杀死的倒霉蛋,除了打算盘别无所长,胆小好色又偏只能在堂口搏饭吃,妻子曾经以杀狗为生,在当地文化中是不折不扣的“晦气”。但他竟从底层“四九”变成了龙头大佬,与“五亿探长”吕乐、“无头探长”蓝刚等江湖巨人谈笑风生。哨牙炳在退隐江湖的典礼上突然失踪,他死于为朋友保守秘密,但尸体被海水冲走,没人能确认他已不在人世。摸到“烂牌”也要照打不误,未输就算赢,马家辉的小说里处处有自欺欺人、自娱自乐的“智慧”。连带前作《龙头凤尾》,作者有意塑造不像“江湖人”的龙头大佬,大概是要告诉读者人生的无奈,以及人在无奈中也可能“有所作为”。哨牙炳的人生哲学是“逆来顺受”,却“关关难过关关过”。哨牙炳让人想起鲁迅的阿Q,但马家辉强调的是这种态度虽然可以被批判和嘲弄,但对世俗人们来说却是实用的、必要的。每部香港电影都有这样的主角或配角,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地域文化心理,但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范畴内,《鸳鸯六七四》是很独特的个案。

  《烟火》对人生沧桑呈现之完整,对市井人情的洞察与《鸳鸯六七四》平分秋色,而在人物群像的繁复程度上,如大雪纷飞一般既宏大又细致的叙事特色还要更胜一筹。主人公来子无疑也是个抓了人生“烂牌”的苦命人,自小被父亲抛弃,母亲早逝,与爱人相隔半生,重逢之后又是永诀。若从刻板印象出发,相比书中的高掌柜、尚先生、杨灯罩儿、刘大头等人,来子反而不像个“典型”天津人。但他从父亲的“迂”和母亲的“暴”中沉淀下的,在世事变迁的考验、人际交往的磨砺中积累出来的,也许是更深层的天津文化心理。来子活得比哨牙炳认真,不会假装对厄运视而不见,街面上的尔虞我诈,人情世故里的相思与仇怨来子尽收心中。他有时朴素、坚强得近乎木讷,与哨牙炳的嬉皮笑脸对比鲜明,他们都是时代风中的草芥,却展现出了不同的韧性。

  从香港的湾仔、深水埗、荃湾、屯门甚至九龙城寨,到具有天津南市前史意义的侯家后,这些地方都值得大书特书。《鸳鸯六七四》的黑白道,和多少年来的港片一脉相承;《烟火》的市井气与各个行当的风貌,接续的正是林希、冯骥才等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津味小说”创作。那种鱼龙混杂、充满不确定的江湖味道,是今天这个时代罕有的,也正是长篇小说这种兼具虚构和写实特性的艺术形式应该捕捉的。《鸳鸯六七四》和《烟火》在这方面都极为出色,两部作品身后都留有广阔的创作空间,作家未来的创作值得期待。

  与《鸳鸯六七四》的港式文学相呼应,中国台湾作家陈思宏在2020年出版的《鬼地方》也值得一提。这部作品对于底层问题的探讨,对于爱情中性别观念问题的关注,以及其骨子里对于少数派的沉溺和强烈的不安全感,和《鸳鸯六七四》一样提醒着研究者,在港台文学中同样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地域文化心理,它们不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更将影响到我们看待整个中国当代精神史的方式。

  故事消失的历史与留白处的书写

  不知从何时起,编织精彩的情节,用故事让读者欲罢不能对于长篇小说作家而言变成了一种“低级”的追求。精彩的故事与深刻的思想性或文学性似乎势成对立,文学的娱乐性与精神寄托的属性更是无从谈起。然而在202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会发现这些东西未必矛盾。前文提到的几部作品,在具有个人史、地方史意义的同时,本身也都是故事性出众之作。此外,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延续了他从历史的缝隙中发现戏剧性的一贯思路。史料提及明仁宗朱高炽意将国家首都从北平迁回南京,作为先遣的太子朱瞻基刚到南京就收到朱高炽病故的消息,《明史》记载“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由此,马伯庸漫衍、虚构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离奇的冒险故事,这里除了一般通俗小说中会有的爱情、友情与仇恨,更涉及皇位归属、国家政治中心位置、漕运的兴废、国家机器与地方势力、民间草莽之间的合谋与博弈,并且这一切要在“十五日”的时间范围里见分晓。这样的小说已经溢出了通俗小说的范畴,它有极为精彩的故事、令人拍案叫绝的伏笔与巧合、盘根错节的情感纠葛,同时也有对历史某个时段行政机制、经济状态和器物技术的细致分析,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于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思索。史书记载的春秋笔法、公文条例的固定修辞,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想象空间。太多戏剧性因素留在了普通读者视野之外,《两京十五日》成了两者之间的桥梁,马伯庸找到了另一种为读者提供阅读乐趣的路径,并且其中不乏思想性和知识性。

  与之类似的是张平的《生死守护》,前者写皇位继承、迁都与废漕运,后者则是新任官员被委以破旧立新的重任,需要在官商势力的制约和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之间艰难斡旋。《生死守护》俨然将虚构的背景设置在当下,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某个时段的城市规划与民生、国家的行政制度等读者熟悉又陌生的东西,无不决定着故事的走向,其中的刀光剑影更显逼真。张平的创作很容易被归纳到狭隘的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类别,但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张平在书写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以及处于权力天平之上者的精神困境时,也体现出了深刻的历史感和文化感。作为虚构性创作,他的作品中存在夸张的一面,但故事之所以精彩却并不在于离奇或巧合,而在于作者写出了社会看似流畅的运转机制中,可能产生的滞涩、碰撞、牵制、隔膜。作品看似写的是官场,实则是对今天整个行政体制运转的关注和想象,这样的尝试,体现着当代小说创作对于当代史的把握程度。

  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作家和学者开始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明显的批判性反思,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文学界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迫使文学出现了明显的“严肃”和“通俗”之分,对故事性的追求几乎完全被让渡给了后者,而研究者对前者的思想性、先锋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纯文学不可避免变得更加小众,且渐渐失去介入社会的能力,很多人抱怨“当代文学”处理不好“当下史”,同时则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应运壮大;另一方面,思想性不是无源之水,失去了对社会性知识的重视和掌握,纯文学书写的对象越来越向当下的日常生活坍塌,除了少数作家能摆脱束缚作突围之举,即便是一些文坛广泛关注的作品中,所谓“人性探索”或“思想深度”也难免显得雷同和空洞。

  在这样的整体趋势之下,202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还是取得了很明显的成绩。在那些强调个人史的作品中,像《艺术家们》等作品,已经开始了对于群体性的精神演变的处理,《余事勿取》中对辛留村史的梳理,以及对当下社会生态的把握已经让这部描写小人物悲欢的作品显得有些不同。《烟火》《鸳鸯六七四》等作品都构筑出了带有地方性特征、各种势力运转自洽的空间,他们笔下的天津胡同或香港城寨,俨然已有微缩历史模型之感。《两京十五日》《生死守护》等更是将故事直接放置在历史或社会机制的肯綮上,它们看起来或许最不像纯文学,也多少有一些结构性的缺憾,但其特征和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也许最能为当代文学发展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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