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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40        发布时间:[2021-02-20]

  

  一

  不时不食,是一句老话,讲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传统,吃东西要应时令、按季节,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最早说这句话的,是开业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老北京最老的一家叫聚庆斋的糕点铺的掌柜。那时,聚庆斋恪守这样“不时不食”的规矩卖糕点,老百姓也照这样的讲究吃食物。

  这样说是没有错的,一招一式不能乱。比如,元旦要吃驴肉,谓之“嚼鬼”;立春要吃萝卜,谓之“咬春”;三月要到天坛城根儿采龙须菜吃,图的是沾沾仙气儿;四月要吃京西的大樱桃,谓之尝一岁百果之先;五月不仅要吃粽子,还要吃新玉米,叫作“珍珠笋”;中秋节不仅要吃月饼,还要吃河里肥蟹和湖中莲藕;重阳节吃花糕,过去的竹枝词里说“中秋才过近重阳,又见花糕到处忙”,那是一种双层三层乃至更多层的点心,中间夹着枣栗等果仁,意思是“层层登高步步高升”;到了春节,除了团圆的饺子之外,荔枝干、龙眼干、栗子、红枣、柿饼等杂拌儿,是不能不吃的,意思是“百事大吉”……一个民族所有心里的祈祷与祝福,都蕴涵在那随节气变化而变化的吃食之中了。

  再说吃之中的点心,在我们的传统中更是什么时令吃什么,不能乱了套的。比如正月要吃元宵,二月要吃太阳糕,三月开春要吃榆钱糕,四月要吃藤萝糕和玫瑰饼,五月要吃五毒饼,六月入夏要吃绿豆糕、山楂糕、豌豆黄,七月要吃茯苓夹饼,八月要吃月饼,九月要吃花糕,十月要吃麒麟酥、蜜麻花,腊月要喝腊八粥,要准备过年吃的年年高升的年糕和为先人和佛祖供奉的蜜供……

  这可不是穷讲究,不是物质不丰富时节品种的单调,而确实是认真的讲究,每一种食物里都可以讲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的风俗与民风,是漫长农业时代的一种文化的积淀,透着现在越发缺少的与泥土与自然相近的亲切感觉,更是我们民族渗透进肠胃和血液里的隐性密码,表达着我们的先辈对于大地的朴素的敬重情感,依此维系着代代相传的胃的感觉和心的依托。无论我们走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饮食习惯和传统,便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亲人和伙伴,找到我们民族根性的东西,让我们即使天各一方,彼此语言不同,却因此而紧密地守候在一起。春季里,花繁事盛,尽遇知味之士;冬季里,白雪红炉,畅饮怀乡之情。

  如今,随着物质的丰富、科技的发达,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手到擒来,随心所欲。反季节的食物更是随处可见,吃的是越发的花样翻新。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讲究一些我们民族“不时不食”的传统,不应该乱了方寸,将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老茧一样磨出来的讲究和风俗一起渐渐失落。特别是在我们每一个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阖家团聚的时候,更应该讲究这样“不时不食”的传统,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这样的传统,由此唤回我们民族绵长久远的回忆,让我们离乡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让我们心的距离越来越近,让我们民族的情感越来越浓。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情感的认同,来自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不时不食”,看似简单,却是联系着我们每个华夏子孙日常生活的文化根系,由此生长的大树才会随时令不同而丰富多彩,四季缤纷。

  二

  在老北京,即使到了冬天最寒冷的时候,街头卖各种吃食的小摊子也不少。不是那时候的人不怕冷,是为了生计,便也成全了我们一帮馋嘴的小孩子。那时候,普遍的经济拮据,物品匮乏,说起吃食来,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流行过、被称之为“穷人美”的假衣领一样,不过是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一种自得其乐的选择罢了。

  那时候,街头最常见的摊子,是卖烤白薯的。

  如今,冬天里白雪红炉吃烤白薯,已经不新鲜,几乎遍布大街小巷,都能看见立着胖墩墩的汽油桶,里面烧着煤火,四周翻烤着白薯。这几年还引进了台湾版的电炉烤箱的现代化烤白薯,立马丑小鸭变白天鹅一样,在超市里卖,价钱比外面的汽油桶高出不少,但会给一个精致一点儿的纸袋包着,时髦的小妞儿跷着兰花指拿着,像吃三明治一样优雅地吃。

  去年,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新开张一家小店,取代了原来在这里卖了好多年柳泉居豆包,专门卖电烤箱制作的烤白薯,比以前更高级,有漂亮的纸盒包装,还要给你一只小勺,那白薯不再是捧着啃,而是要用小勺㧟着吃,就像吃冰激凌或蛋糕,端坐在透明的落地窗前,枝形的水晶吊灯下面,而不再只是迎着寒风边走边啃了。原来在出身于简陋汽油桶里的平民烤白薯,摇身一变,成了时髦的文青,乃至假贵族。

  在老北京,冬天里卖烤白薯永远是一景。它确实是最平民化的食物了,便宜,又热乎,常常属于穷学生、打工族、小职员一类的人。他们手里拿着一块烤白薯,既暖和了胃,也烤热了手,迎着寒风走就有了劲儿。记得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写到这种烤白薯,说是饿得跟瘪臭虫似的祥子一样的穷人,和瘦得出了棱的狗,爱在卖烤白薯的摊子旁边转悠,那是为了吃点儿更便宜的皮和须子。

  民国时,徐霞村先生写《北平的巷头小吃》,提到他吃烤白薯的情景。想那时他当然不会沦落到祥子的地步,他写他吃烤白薯的味道时,才会那样兴奋甚至有点儿夸张地用了“肥、透、甜”三个字,真的是很传神,特别是前两个字,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谁会用“肥”和“透”来形容烤白薯的。

  但还有一种白薯的吃法,今天已经见不着了,便是煮白薯。在街头支起一口大铁锅,里面放上水,把洗干净的白薯放进去煮,一直煮到把开水耗干。白薯里吸进了水分,非常软,甚至绵绵得成了一摊稀泥。想徐霞村先生写到的“肥、透、甜”中那一个“透”字,恐怕用在烤白薯上不那么准确,因为烤白薯一般是把白薯皮烤成土黄色,带一点儿焦焦的黑,不大会是“透”,用在煮白薯上更合适。白薯皮在滚开的水里浸泡,犹如贵妃出浴一般,已经被煮成一层纸一样薄,呈明艳的朱红色,浑身透亮,像穿着透视装,里面的白薯肉,都能够丝丝的看得清清爽爽,才是一个“透”字承受得了的。

  煮白薯的皮,远比烤白薯的皮要漂亮、诱人。仿佛白薯经过水煮之后脱胎换骨一样,就像眼下经过美容后的漂亮姐儿,须刮目相看。水对于白薯,似乎比火对于白薯要更适合,更能相得益彰,让白薯从里到外的那样可人。煮白薯的皮,有点儿像葡萄皮,包着里面的肉简直就成了一兜蜜,一碰就破。因此,吃这种白薯,一定得用手心托着吃。大冬天站在街头,小心翼翼地托着这样一块白薯,嘬起小嘴,嘬里面软稀稀的白薯肉,那劲头儿,只有和吃喝了蜜的冻柿子有一拼。

  老北京人又管它叫作“烀白薯”。这个“烀”字是地地道道的北方词儿,好像是专门为白薯的这种吃法量身定制的。烀白薯对白薯的选择,和烤白薯的选择有区别,一定不能要那种干瓤的,选择的是麦茬儿白薯,或是做种子用的白薯秧子。老北京话讲:处暑收薯。那时候的白薯是麦茬儿白薯,是早薯,收麦子后不久就可以收,这种白薯个儿小,瘦溜儿,皮薄,瓤儿软,好煮,也甜。白薯秧子,是用来做种子用的,在老白薯上长出一截儿来,就掐下来埋在地里。这种白薯,也是个儿细,肉嫩,开锅就熟。

  当然,这两种白薯,也相应的便宜。烀白薯这玩意儿,是穷人吃的,比烤白薯还要便宜才是。我小时候,正赶上三年的天灾人祸,全国闹自然灾害,每月粮食定量,家里有我和弟弟正长身体要饭量的半大小子,月月粮食不够吃。家里只靠父亲一人上班,日子过得拮据,不可能像院子里有钱的人家去买议价粮或高价点心吃。就去买白薯,回家烀着吃。那时候,入秋到冬天,粮店里常常会进很多白薯,要用粮票买,每斤粮票可以买五斤白薯。但是,每一次粮店里进白薯了,都会排队排好多人,都是像我家一样,提着筐,拿着麻袋,都希望买到白薯,回家烀着吃,可以饱一时的肚子。烀白薯,便成为那时候很多人家的家常便饭,常常是一院子里,家家飘出烀白薯的味儿。

  过去,在老北京城南一带因为格外穷,卖烀白薯的就多。南横街有周家两兄弟,卖的烀白薯非常出名。他们兄弟俩,把着南横街东西两头,各支起一口大锅,所有走南横街的人,甭管走哪头儿,都能够见到他们兄弟俩的大锅。过去,卖烀白薯的,一般都是兼着五月里卖五月鲜,端午节卖粽子,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在锅里煮,烀白薯的大锅就能一专多能,充分利用。周家兄弟俩,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更讲究一些,会用盘子托着烀白薯、五月鲜和粽子,再给人一只铜扦子扎着吃,免得烫手。他们的烀白薯一直卖到了解放以后的公私合营,统统把这些小商小贩归拢到了饮食行业里来。

  五月鲜,就是五月刚上市的早玉米,老北京的街头巷尾,常会听到这样的吆喝:五月鲜来,带秧儿嫩来吔!以前,卖烤白薯的一般吆喝:栗子味儿的,热乎的!以当令的栗子相比附,无疑是高抬自己,再好的烤白薯,也是吃不出来栗子味儿的。烀白薯,没有这样的攀龙附凤,只好吆喝:带蜜嘎巴儿的,软乎的!他们吆喝的这个“蜜嘎巴儿”,指的是被水耗干挂在白薯皮上的那一层结了痂的糖稀,对那些平常日子里连糖块都难得吃到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说起南横街东西两头的周家兄弟,想起了小时候我家住的西打磨厂街中央的南深沟的路口,也有一位卖烀白薯的。只是,他兼卖小枣豆年糕,一个摊子花开两枝,一口大锅的余火,让他的年糕总是冒着腾腾的热气。无论买他的烀白薯,还是年糕,他都给你一个薄薄的苇叶子托着,那苇叶子让你想起久违的田间,让你感到再不起眼的北京小吃,也有着浓郁的乡土气。

  长大以后,我在书中读到这样一句民谚:年糕十里地,白薯一溜屁。说的是年糕解饱,顶时候;白薯不顶时候,肚子容易饿。便会忍不住想起南深沟口那个既卖年糕又卖白薯的摊子。他倒是有先见之明,将这两样东西中和在了一起。

  懂行的老北京人,最爱吃锅底的烀白薯,是烀白薯的上品。那样的白薯因锅底的水烧干让白薯皮也被烧糊,便像熬糖一样,把白薯肉里面的糖分也熬了出来,其肉便不仅烂如泥,也甜如蜜,常常会在白薯皮上挂一层黏糊糊的糖稀,结着嘎巴儿,吃起来,是一锅白薯里都没有的味道,可以说是一锅白薯里浓缩的精华。一般一锅白薯里就那么几块,便常有好这一口的人站在寒风中,程门立雪般专门等候着,一直等到一锅白薯卖到了尾声,那几块锅底的白薯终于水落石出般出现为止。民国有竹枝词专门咏叹:“应知味美唯锅底,饱啖残余未算冤。”

  三

  这时候,老北京大街上,能和卖烤白薯和煮白薯对峙的,是卖糖炒栗子的。有意思的是,卖烤白薯和煮白薯的,一般是在白天,而卖糖炒栗子的,是在晚上。《都门琐记》里说:“每将晚,则出巨锅,临街以糖炒之。”《燕京杂记》里说:“每日落上灯时,市上炒栗,火光相接,然必营灶门外,致碍车马。”那是清末民初时的情景了,巨锅临街而火光相接,乃至妨碍交通,想必很是壮观。而且,一街栗子飘香,是这时节最热烈而浓郁的香气了。如今的北京,虽然不再是巨锅临街,火光相接,已经改成电火炉,但糖炒栗子香飘满街的情景,依然还在。

  早年间,卖糖炒栗子的,大栅栏西的王皮胡同里一家最为出名,那时候,有竹枝词唱道:“黄皮漫笑居临市,乌角应教例有诗。”黄皮,指的就是王皮胡同;乌角,说的就是栗子。将栗子上升为诗,大概是因为经过糖炒之后的升华,是对之最高的赞美了。

  当然,这是文人之词,对于糖炒栗子,比起烤白薯或烀白薯,文人给予更多更好听的词语,比如还有:“栗香市前火,菊影故园霜。”将栗子和文人老牌的象征意象的菊花叠印一起,更是颇有拔高之处。不过,他说的由栗子引起的故园乡情,说得没错。我来美国多次,没有见过一个地方有卖糖炒栗子的,馋这一口,只好到中国超市里买那种真空包装的栗子,味道真的和现炒现卖的糖炒栗子差得太远。

  有一年十一月,我去南斯拉夫(那时候,南斯拉夫和黑山还没有分开变成塞尔维亚),在一个叫尼尔的小城,晚上,我到城中心的邮局寄明信片,在街上看到居然有卖栗子的,虽不是在锅里炒的,也是在一个像咖啡壶一样小小的火炉上烤的。那栗子个头儿很大,但那种棱角鲜明的形状,还有那鲜亮的颜色,还是让我想起了北京的糖炒栗子。我买了一小包尝尝,虽然赶不上北京的糖炒栗子甜,却味道一样,绵柔而香气扑鼻,一下子,北京的糖炒栗子摊,近在眼前。

  其实,制作糖炒栗子并不复杂,《燕京杂记》里说:“卖栗者炒之甚得法,和以沙屑,活以饴水,调其生熟之节恰可至当。”一直到现在,糖炒栗子,变煤火为电火,但还是依照旧法,只是有的减少了饴糖水这一节。如今,北京城卖糖炒栗子的有很多,“王老头”是其中出名的一家,因为出名,还特意将“王老头”三字注册为商标。二十多年前,“王老头”的糖炒栗子,在榄杆市,临街一家不起眼的小摊,因为他家的糖炒栗子好吃,虽然今年每斤栗子涨价到22元,四九城专门跑到那里买货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常常跑到他那里买糖炒栗子。确实好吃,不仅好吃,关键是皮很好剥开。栗子不好保存,卖了一冬,难免会有坏的。因此,衡量糖炒栗子的质量,除了栗子一定是坏的要少,而且,肉要发黄,以证明其是本季新鲜的之外,就是皮要好剥。好多家卖的糖炒栗子的皮很难剥开,是因为火候掌握的问题。可以看出《燕京杂记》里说的“调其生熟之节恰可至当”,是重要的技术活儿。恰可至当,不那么容易。

  前些年修两广大街的时候,拓宽榄杆市,拆掉了沿街两旁的很多房屋,王老头搬至蒲黄榆桥北,靠近便宜坊烤鸭店,店铺虽然不大,比起以前要气派得多,而且,门前还有“王老头”显眼的招牌。一家小店,坚持了几十年,还能够如此红火,是今天王皮胡同的乌角之诗了。

  京城卖糖炒栗子的有很多,让我难忘的,还有一家。说是一家,其实,就是一个人招呼。他是我在北大荒的一个荒友,同样的北京知青,上20世纪90年代初,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待业在家,干起了糖炒栗子的买卖,自力更生,支撑起一个家。他在崇文门菜市场前,支起一口大锅,拉起一盏电灯,每天黄昏时候,自己一个人拳打脚踢,在那里连炒带卖带吆喝,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那里人来人往,他的糖炒栗子卖得不错。他人长得高大威猛,火锅前,抡起长柄铁铲,搅动着锅里翻滚的栗子,路旁的街灯映照着他汗珠淌满的脸庞,是那样的英俊。如果看见我去了,他常会对我摇摇手一笑,常让我的心里涌起一种难言之情。那时候,他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

  崇文门菜市场,后来被拆迁了。他的糖炒栗子的小摊也没有了。不仅没有了,连他的人也没有了。他患病那样早就去世了。如今,每一次,路过原来崇文门菜市场早已经面目皆非的老地方,我总会忍不住想起他和他的糖炒栗子。

  四

  在老北京的冬天,卖糖葫芦的,也永远是一景。糖葫芦品种很多,老北京最传统的糖葫芦,是用山里红串起来的那种。山里红,又叫红果和山楂。北京人叫作山里红,地道的老北京人得把山里红中的“里”字叫成“拉”的音,而且还得稍稍带点儿拐弯儿。北京西北两面靠山,自己产这玩意儿。特别是到了大雪纷飞的时候,糖葫芦和雪红白相衬,让枯燥的冬天有了色彩。如今,北京也有卖糖葫芦的,但如今的北京少雪,有时候一冬天都难得见到雪花,便也就消失了这样红白相对的明艳色彩。

  在我看来,山里红对于北京人最大的贡献,是做成了糖葫芦。对于山里红而言,借助于冰糖(必须是冰糖,不能是白砂糖,那样会绵软,不脆,也不亮)的外力作用,是一次链接,是一次整容,是一次华丽的转身。入冬以后,都会看到卖糖葫芦的。以前,小贩穿街走巷卖,都会扛着一支稻草垛子或麦秸耙子,把糖葫芦插在上面,像把一棵金色的圣诞树扛在肩上。那时候,糖葫芦便宜,五分钱一串,属于贫民食品,别看在平常的日子里不怎么起眼,在春节期间却会攀到高峰,在庙会上,特别是在厂甸的庙会上,一下子成了主角。那劲头儿,颇像王宝强上了银幕,从一个农民工突然之间成了明星。

  在厂甸的庙会上,卖的糖葫芦品种很多,有蘸糖的,也有不蘸糖的;有成串的,也有不成串的。更多的是穿成一长串,足有四五尺长,一串被称为一“挂”。如今这样传统,一挂一挂的卖的糖葫芦,只有在过年的厂甸庙会里还可以见到。民国竹枝词说:“正月元旦逛厂甸,红男绿女挤一块,山楂穿在树条上,丈八葫芦买一串。”又说:“嚼来酸味喜儿童,果实点点一贯中,不论个儿偏论挂,卖时大挂喊山红。”说的就是这种丈八长的大挂的山里红。春节期间逛庙会,一般的孩子都要买一挂,顶端插一面彩色的小旗,迎风招展,扛在肩头,长得比自己的身子都高出一截,永远是老北京过年壮观的风景。

  清时竹枝词有道:“约略酸味辨未知,便充药裹亦相宜。穿来不合牟尼数,却挂当胸红果儿。”说的是穿成珠串,圆圆一圈,挂在胸前的糖葫芦,鲜红耀眼,犹如佛珠,沾点儿佛味儿。不过,这种传统,如今几近消失。

  过年卖糖葫芦,有插在草靶子上的沿街叫卖,也有摆一个小摊,放一口油锅,现蘸现卖。讲究一点的人,会到店里买。以前,卖糖葫芦最出名的店铺,北面数东安市场里的一品斋,南面数琉璃厂的信远斋。信远斋的糖葫芦不串成串,论个儿卖,一个个盛在盒子里,蘸好了冰糖,晶莹剔透,红得像玛瑙,装进小匣子里,用红丝带一扎,是过年时候送人的最好礼品。如今,这样精致的糖葫芦,也已经绝迹。

  老北京也有把山里红做成红果儿粘的,外面裹一层霜一样的白糖,但并不多,大多是在天津。老北京吃山里红最讲究的,是把山里红放在铁锅里,加上水和糖,还有桂花,熬烂成糊状,但不能成泥,里面还得有山里红的囫囵个儿。再一点,不能熬糊,那样颜色容易变深,必得鲜红透明,如同隔帘窥浴。然后,装进瓶子里卖,叫作炒红果,也叫榅桲。可以说,山里红经过这么一折腾,就跟在太上老君的八卦老丹炉炼一番了一样,成了仙,成了山里红的极品。过年的时候,不仅是讲究人家的一道凉菜,也是解酒的一剂好药。即使是一般殷实人家,也要在年夜饭的大鱼大肉之外,备好这样一个节目。

  以前,最地道的榅桲,是必得去信远斋买。如今,信远斋的店铺没有了,稻香村里有卖的,但是,味道偏酸,个头偏烂,颜色,也不如信远斋的鲜亮,即使不吃,光看就是那样的诱人。

  如今,吃这一口,我家是自己做。要在山里红刚上市买来那些个头大的,肉面的,一切两半,去核,在铁锅(不能是钢精锅,更不能是高压锅)里放足了水和冰糖,慢慢熬制,最后加糖桂花,凉后放进冰箱,凉透再吃。又凉又甜又有点儿微微的酸和淡淡的桂花香,是冬天解酒解腻开胃的一道难得的佳品。

  金糕,也是老北京冬天里必不可少的一种吃食。这是用山里红去核熬烂冷凝而成的一种小吃,是山里红的另一种变身。为了凝固成型并色泽光亮,里面一般加了白矾,所以过不了开春。这东西以前叫作山楂糕,是下里巴人的一种小吃,后来慈禧太后好这一口,赐名为金糕,意思是金贵,不可多得。因是贡品而摇身一变成为了老北京人过年送礼匣子里的一项内容。清时很是走俏,曾专有竹枝词咏叹:“南楂不与北楂同,妙制金糕属汇丰。色比胭脂甜如蜜,鲜醒消食有兼功。”

  这里说的汇丰,指的是当时有名的汇丰斋,我小时候已经没有了,但离我家很近的鲜鱼口,另一家专卖金糕的老店泰兴号还在。就是泰兴号当年给慈禧太后进贡的山楂糕,慈禧太后为它命名金糕,还送了一块“泰兴号金糕张”的匾(泰兴号的老板姓张)。泰兴号在鲜鱼口一直挺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止。那时候,家里让我去它那里买金糕,一般是把它切成条,拌白菜心或萝卜丝当凉菜吃。金糕一整块放在玻璃柜里,用一把细长的刀子切,上秤称好,再用一层薄薄的江米纸包好。江米纸半透明,里面胭脂色的山楂糕朦朦胧胧,如同半隐半现的睡美人,馋得我没有回到家就已经把江米纸舔破了。

  如今,金糕张名号旧帜重张,依然在鲜鱼口的老地方,只是转角的八角小楼变成了四角小楼,换容一般步入新时代。而且,这样的传统金糕,也已经不再,和超市里一样,卖的都是包装好的金糕条和山楂片,千篇一律的精美面孔,包装了自己,却也很容易淹没了自己。我问金糕张店里的伙计,怎么没有原来的那种现做现卖的金糕了?他告诉我因为卫生条件的限制,不能卖这种金糕了。他笑着说,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年代里,主人家把熬山楂的大铜锅都献出去了,现在还上哪儿找这传统的制作工具去?

  ……

  作者简介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在北大荒插队六年,在大中小学任教十年。先后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各种杂书百余部,《我们的老院》获“2017年中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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