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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76        发布时间:[20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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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1956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务农多年,并从事过装卸、搬动、长途运输、烧石灰、打石头,油漆等各种工作。1978年考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0年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十一年。1992年调入周口地区文联《颍水》杂志社任文学编辑,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创作。


  孙郁:汪曾祺杂诗别议

  汪曾祺的样子就像个诗人,和他交往的时候,难忘的是那双眼神和嘶哑的嗓音,有一股飘然的感觉流溢。我曾经想,如果他做了演员,也说不定会很有魅力。他好像天生是为艺术而生的,对于声音、色彩、文字的敏感,超于常人。就文字表达而言,旧体诗与新诗,文章、小说都好,留下的篇什都非同寻常。知识趣味方面,他比一般人宽泛,是新旧文学都来得的人,古文的修养、民间艺术的造诣也深。邵燕祥就觉得他是难得的诗家,只是诗的一面未被人注意而已。

  新文学家的旧诗修养,近来被许多人所关注。日本的木山英雄先生在《人歌人哭大旗前》一书里,描述了几位作家的旧体诗成就,由此看毛泽东时代知识人的心态,打开了文学史的另一番天地。他刻画的多位作家行迹,都有点戏谑之风,文字的背后,底色苍苍茫茫。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聂绀弩等都是脱俗之人,木山英雄解析他们的文字,得妙义于胸中,会心之语一时绕梁。所介绍的诗人风格各异,每每出笔独异,有深意于斯。但木山英雄遗漏了汪曾祺,大概就失去另一种类型,倘能够将汪氏的诗文与上述诸人对读,有别样的体味那是自然的了。

  我读到木山英雄的文章,觉得作者对于悲慨的传统颇多留意,这或许是日本左翼学人的好奇心所致。因为那种荒唐里的激愤,也是东洋一些知识人渴望的潇洒。木山英雄不关注汪曾祺,或许也因了注重有批判性的知识群落过多。汪曾祺之于这些人物,大约是一个异类。与知识界大的传统比,他属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小的传统。

  大致说来,汪曾祺的旧体诗与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启功在整体的脉络上不同。这些人外柔内刚,声东击西中,埋伏着晚清以来文人的峻急之气。汪氏也多游戏笔墨,但那样子让我们想起宋代以前的文人,绵软中清灵之风飘来,有无影的逍遥,其词语是远离“五四”遗风的一种。从他的那些题跋、杂诗、笔记里,倒可窥见中国知识人的另一面。这些在当代文人的闲散之文里,算是难遇的一种。

  张中行对于旧体诗的写作者,曾有一番感触,觉得当代人玩弄诗词格律,多为无功利的游戏,可以看出心境之真。他在《自伤》一诗中感慨“无聊且作诗”,也道出这类写作者的初衷。汪曾祺与张中行不同,著文不像后者那么罗素式的追问和逻辑的推演,但“无聊”中的“有趣”却未尝不同。他的诗作喜欢在歧路之上的滑动,儒家思想爱之,但是不正宗的儒家;驻足于先锋派,却不是俄苏的传统;小说写作,也非宏大叙事,走的是幽径,无声息间,来去自如。最为典型的是他的打油诗和绘画的题跋,都是边缘人的独语,有私人语境的率性和主张,在大庭广众面前,这些都不易见到。

  于是便有了另一番景致,在思想凌乱的年月,拓出一片精神的田园。一切显得轻描淡写似的,那些文字,都是偶尔为之,并无深意。但他的性情和心绪最为核心的东西暗含于此,可以透出被久久压抑的性情来。我们不妨把他的绘画、书法和旧体诗,看成读书的余兴,由此见其审美的追求,则感到远离时代的一面。他的文字里没有“五四”以来的沉郁语态,仿佛是六朝文人的吟唱,处江湖之内,却神游野外;困于俗界,但面对苍穹。不因时风之悲而悲,非以流俗之喜而喜。这才是文人的萧逸之趣,我们在聂绀弩、朱正、邵燕祥的杂诗里,都看不到类似的辞章。

  “文革”结束后,文人相遇时的唱和,多有劫后余生的感叹,胡风、聂绀弩、启功的文字无不带有沧桑之色。这种对于旧影的灰色记忆,在众人文本里产生了一致的效应,审美的走向深染幽情。在汪曾祺旧体诗句里,横眉冷对的文字甚少,揶揄神灵的口吻几乎难见,能将苦楚化为一笑,沧桑之色被平淡安详之气罩住。句子不紧不慢,而语态有流年中的雅致,可叹者再。1980年,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关头,“文革”渐渐远去,他的心境也在慢慢调整,那一年在《六十岁生日散步玉渊潭》写道:

  冻云欲湿上元灯,漠漠春阴柳未青。

  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

  这是作者诗作中最为凝重的一笔,以往的苦楚皆成烟云。但对于柳色的期盼,于反差的景象里尤可一见。此时他已写下了《受戒》等作品,完全进入另一种境界,思想在晚岁得以放飞起来。这生日诗大有沧桑过后的换岁感慨,与旧影告别的心绪也可见到。他一直不太喜欢在诗文里露出忧郁的感觉,常常要出离个体的恩怨,将思绪放飞在偏远之地。一唱三叹不属于他的风格,轻轻从闹市之地略过,神游于微茫之处,才是自己的所愿。

  七年后,他在《六十七岁生日自寿》一诗里,调子则越发明朗:

  尚有三年方七十,看花犹喜眼双明。

  劳生且读闲居赋,少小曾谙陋室铭。

  弄笔偶成书四卷,浪游数得路千程。

  至今仍作儿时梦,自在飞腾遍体轻。

  句子的飘逸之气弥漫,有中古时代诗句的某些况味。世间的黑暗全不在眼底,看到的是一片明快之色。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影响力较大的作家,名气日趋火爆。但他知道自己的路径在哪儿,不为虚名所动,有意和热闹分开,从文字中依稀可辨。显然,已经摆脱了“文革”余风的纠葛,在自己的路上走得越发远了。三年后又作《七十一岁》,自乐的一面已经毫不掩饰:

  七十一岁弹指耳,苍苍来径已模糊。

  深居未厌新感觉,老来闲超旧读书。

  百镒难求罪己诏,一钱不值升官图。

  元宵节也休空过,尚有风鸡酒一壶。

  这是作者晚年心境最好的纪录,表达的句式俗中带雅,凡思里是清婉,断非一般文人的诗词所有。远牢骚,近自然,尚山水,古风里又看出现代人的幽默。这些自况诗,取平常之气赋成新句,远思覆盖近影,是冲刷世相的吟诵,与庸常的世界已经相隔万里。

  我们看他的友人邵燕祥的诗,调子就完全相反,出语奔放,喜欢调侃,隐曲之中有浩茫情思奔来。邵燕祥为人随和,但骨子刚烈,并非像汪曾祺那样一清如水地写作,而是瞩目沧桑,怀揣梦想,有斗士风采于世。他偶尔也写一点旧诗,但庄谐并用,嬉笑怒骂于辞章内外,回肠荡气的韵致与杜甫之句每每似之。像《丁亥中秋口占》:“六十年前一愤青,亦醒亦醉亦钟情。只今不见尘埃定,拨尽浮云看月明。”3这种价值态度,汪曾祺也有,但不愿意与黑影周旋,自己早去了彼岸了。他认为自己有另一寄托,不必陷于记忆的黑洞。而以轻快、忘我的方式面对世间,也有对于世态回应的可能。创一别样的世界,总比泡在旧池里要好吧。

  因了这种心态,他不免带有一丝士大夫的自得,一些杂诗也露出享世的情绪,珍视日常的快乐,从衣食住行里体味生命的意义。时风之影在其身上不易见到,好像并不生活于所处的时代一般。也不是求仙得道,而是于有限里分享无限的遐思。他写食谱、野味,比起古人不差,烟酒间的旧事,也有滋有味。他与林斤澜是酒友,每每对杯衔情,一醉方休。人活在世间,都是时光里的过客,飘然于万象之外,才得自在之趣。他将“五四”后文人唾弃的日常之乐寻了回来,以为人生的快慰就在衣食住行之间。所以饮食、烟草、酒味、野果都是自己吟咏的对象。有一次,在去了云南烟厂后,竟也赋出如下的句子:

  玉溪好风日,兹土偏易烟。

  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遥想古人的对于此类风致的陶醉,汪氏的吟诵显得更为悠然,这是超然之人才有的风格,旷达而洒脱都有。出语淡淡,不经意间,而意趣可感。汪曾祺的语言有时带有醉意,并非刘伶式的放达,也不是李白的孤傲。说是布衣式的隐趣,大概不错。他不是求得功名的那种利益之徒,逃逸名利场的安然,才更为有趣。1993年,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野餐得野趣,

  山果佐山泉。

  人世一杯酒,

  浮生半日闲。

  如此自如、散淡的谈吐,像似隐逸的山水之图,我们看出他与山林诗人相近的心绪。与他同代的文人写的旧体诗,一般贵奇、贵野、贵豪情,而汪曾祺则趋淡、趋清、趋无为。这些随性的文字,毫无染上时代的语病,是另一世界的别一表达。缪钺先生《诠诗》一文指出,“诗之质有三,一曰深远之思,一曰温厚之情,一曰灵锐之感”。这是一般的规律,但用之衡量汪曾祺,都不得其法。那些偶尔为之的文字,拒绝宏阔之语,亦不憨态可掬,更无“哀乐无端”。他说自己是一个抒情的儒家,却不能以温柔敦厚的儒家批评观念对应其文,总有些不同于儒林的散漫和超脱吧。

  阅读汪曾祺的杂诗,有些如春风扑面,寻常之语亦有奇思。那些佳句都非刻意为之,乃自然流出,仿佛天地之气钟于一身。他欣赏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原因也在于此间。沈从文的作品,就非主流者的一种,但在乡土里掠过,有异地风情,从乡下人的视角,审视都市文明,扭转了审美之维,亮出思想的色彩。他在《寿沈从文先生八十》中写道:

  犹及回乡听楚音,此身虽在总堪惊。

  海内文章谁是我,长河流水浊还清。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避寿瞒人贪寂寞,小车只顾走辚辚。

  此诗在汪曾祺诗作里算是有激情的一种,说是对于误解沈从文者的回应也是对的。沈从文的作品得意于“苦雨斋”的流脉,上溯故土的精神之源,又接古希腊的遗绪,遂造出新文学里的奇观。那种超然于相外的静谧之美,将世间的烦乱之图显得颇为苍白。其精神的价值在于,开启了精神世界另一扇门,那些厄于观念的精神之徒,多不能飞将起来,而沈氏则仿佛天地一沙鸥,孤独有之,乐有谁知?汪曾祺是深得这种意境的人。他的文章、小说之美,是依此路径而来的。

  好像是杨早说的,汪曾祺是当代的苏轼,多少有些道理吧。我们且看他们间的情感表达,都没有道学的气味,生活的艺术化也是有的。看他们的绘画与题跋,多神来之笔,墨迹所至,灵气随之。都非时髦的表述,与主流的审美颇为反对。汪曾祺许多理念,与苏轼接近。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宋代文人,俗调多多,能够看透时风的人甚少。苏轼觉得唐代以后,读书人精神多不清透,误读了古人,也就难解现实。他批评韩愈的作品,过于高迈,对于儒家诸人,“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弊”,孔子的另一种风致未得流传。平淡是儒家的一种遗风,后来的文人将其圣化,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离。而艺术家一味求新,大约也存在瑕疵。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批评王安石求同而不求异,不解孔子之意: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按:指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苏轼追求的风格,极具个性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萧散简远”,后世之人由此看出他的别于唐人诗歌的潇洒之韵。因为看到文坛之弊,又通古人之神,遂穿越古今之道,有了翩翩于天地间的自在。我们看汪曾祺的笔墨,也多少有一点类似的审美,行于不可行之处,思在难思之间。化苦楚为平淡,变险途以安然。近代以来国人蒙受的灾难过多,未及神游于天朗气清之所。汪氏则以笑语对着神灵,写山水之味,人间温馨,非空造其影,乃自己本色的外化。以清淡之色点染人间万物,也是对于俗鄙之野的对抗。倘我们看不到此点,对于他的精神定然是隔膜的。

  邵燕祥觉得汪氏的文字与其说是士大夫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可谓一语见的。他在诗文里还揉进了古代文人没有的现代感觉,心绪的自如中,隐约着今人的怀想。不能像周氏兄弟那样在翻译里调适文体,那么回到过去的辞章寻找参照,也是一种对应。六朝以来的辞章,择其枝叶而用之,不急不躁,以口语赋出,暗带古意,遂有了广远之气。这是晚清以来的文人少见的表述。汉语的滋润之意,被一点点扩大了。

  我们有时候看民间文学的表达,言不及义的地方多是岔开主题的一种,但多在表层结构里。汪曾祺的闲笔却有深深的味道。细细品味,这味道有时来自学问。他的小说、散文常用闲笔写意,杂诗里也有此类特点。那些学问都散在辞章的深处,并不高显,散文《茶花》写云南滇茶,一眼看去是野趣的一种。下笔轻轻,毫不做作,就那么随意写来。但不经意间,拎出张岱、俞平伯的灵思,又有西山寺庙的茶花,寻常之物的背后,有历史的连缀,点点滴滴间,时空大增。《宋朝人的吃喝》,写饮食之趣,引人驻足的食物多多,真的是垂涎欲滴。但起笔谈杜甫《丽人行》和顾闳《韩熙载夜宴图》,仿佛亦有考据之瘾。文章关涉《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讲的都是冷知识,又明白晓畅,看得出学养之深。但因为很少有人关注,汪氏只是点到为止,就多了厚重之味。

  除了学识的浸透,汪氏的文辞不是连绵紧凑,而是东游西走,靠着词语间的关联跳跃连缀,暗示的功能在笔下楚楚生辉。他说:“中国人写诗文都讲究‘炼’字,用‘未经人道语’,但炼字不可露痕迹,要自然,好像不是炼出来的,‘自下得不觉’。”他的意思是,文如其人,倘没有修炼到一定地步,文章自然不会自得天机,做作是不可免的。在《自报家门》里,他说:

  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是想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断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纵观他的文章,有点散漫而无所用心的样子,看似不重要,其实有真意存焉。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有时候就用一种分离法,拆解了思想主干,以零碎的片段体现意象,有时候看似离题,笔锋荡开,在野地里跑马,但不久又收拢过来,三言两语,直逼思想内核。这是其叙述的一种策略。从他的旧体诗的写作看,自然有与人不同的高明处。前人写景、写物,要落到思想的聚焦点里。他却故意分散,写远离实在的东西,所谓超逸优游,正是此理。他曾说“雅俗庄谐无不可,春花秋月总相关”。《沙家浜•智斗》中的表述,就是散开思路,由野调入手,江湖气满,幽情暗转,看似不涉主题,恰恰使作品在紧张中流出闲散之音,这分明将严肃和雅正的东西落到市井之间,让红色文学获得了内在的活力。

  “五四”以后的新文人中,以幽径里漫步式写作的人有过许多。丰子恺也是甘于“小”的作家,文字多关民风、野趣、乡谣。但根底在禅味里,还带着佛门的清幽。汪曾祺与丰子恺不同,虽也在乡间的小径里走来走去,却满带着烟火气,并非到涅槃的路上。他通世情而又远俗谛,在日常里保持了诗意的逍遥。所以这精神不仅是个人主义的,还有人间性的暖意在。这就比丰子恺多了生命里的热度,因为是尘念里的诗,故又不黏滞在市井与山林间,有庄子所云的“备于天地之美”,以俗为雅,雅中带俗,给文本以灵动之感。其实汪曾祺也能够写一些雅正的诗文的,只是觉得不太适宜自己的本性,故意克制着。偏离众人的阅读喜好,在无人之地独览四野,就能够见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在汪曾祺世界里,其实有一种“静”的哲学,这与“闹”的世界形成很大的反差。可以说是对于“五四”激进文学的一种疏离。他周围的人的写作,摆脱不了的是燥气,强作抒情状,其实也远离了文学的本真。另一种诉苦的文学,他好像也不太喜欢,对于世间不能平静对之,自我可能也就迷失了也说不定。中国古人有静谧地面对世间的传统,佛门的顿悟和冥思,也属此类。而诗文中有清澈之美者,也染有此气。他在《“无事此静坐”》中写道:

  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作“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观槿,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地孤寂,不闻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

  “静”的哲学可以解释他何以“随遇而安”,也能够注释其喜欢“修髯飘飘”的西南联大教授的原因,由此还可推演其审美之风的源头。汪曾祺回忆大学生涯时,对于彼时知识人的状态颇为赞赏,那时候的教授之间的交往“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他笔下的小说,也无不如此,没有风风火火的爆裂,也看不到大漠惊沙、古道残阳。他的作品都细风和雨,有时是山里的炊烟,浮动着别样滋味。他在《书画自娱》里写道: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

  花草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君若亦喜欢,携归尽一樽。

  这与其说像庄子,不如说是陶渊明诗句的翻版。陶渊明经历了风风雨雨,自己却保持内心的平静,无声里有神思蔓延。顾隧先生说:“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做到此地步了。”汪曾祺虽不及陶氏深远,但身上多少有其影子。我们对比陶渊明的《饮酒》,当可见二者的相似性: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陶渊明为诗,儒道的气质兼备,但都是儒之小径和庄子的余风,不在主干上。所以小中见大,微里透深,改写了士人的写作风气。汪曾祺对于陶渊明的气质是欣赏的,虽说自己的思想属于儒家,那是指人生态度而言,但审美里的道家思想,是一看即知的。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说:“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气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把陶渊明仅仅定位于儒家,可能也有一点问题,他的思绪里的庄子之影是有的,有时候甚至十分浓烈。汪氏看重陶渊明的是人间气,没有考虑这人间气背后的非市井气,这些大约与庄子的思想有关。关于儒学与庄子之学,犹如枝干缠绕,分明的地方与含混的行迹都有,说起来复杂。内中涉及遗民与逸民。有学者说:

  说到遗民与逸民之别,人们多引归庄的话:“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者则唯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大约逸民是要从樊笼里逃走,遗民是不喜欢更换樊笼。逸民一词首见于《论语》,孔子在一处举了几个逸民的例子,如伯夷叔齐之伦,另一处说要“举逸民”,逸是亡失的意思,“礼失求诸野”,所以孔子要请他们出来参政,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汪曾祺当属于逸民而非遗民,这是无疑的。他喜欢飘在外面的世界,自如往来。所以喜欢孔子,当因为这圣人也欣赏逸民的趣味。《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的趣味,不也是逸民世界所有的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孔子很是赞佩,汪曾祺诗文里这样的场景偶可见到。这是他自称属于儒家的一个原因。正像儒学影响了庄子之学,汪曾祺也是带有庄子的某些影子,逸民的逸,有放飞自我的快慰,庄子喜欢,孔子未尝拒绝。在基本人生态度上,汪氏取孔子的自然之思,可以说是初始儒家的遗风。但在辞章趣味里,则跑到庄子世界,只是不翻腾摇动,而是法于自然的远游而已,飘飘然有元气流来。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初,有人感慨汪曾祺有道家的意味,也并非没有道理。以道家之形写儒者之意,又带有现代主义的内觉,就既亲于古人,又离于古人。今人视之,觉得非时代之影,那也就有了先锋文学才有的品质。

  旧体诗在今天已不属主流,文人、学者染指于此,不过把玩辞章之乐,要超出古人已经很难。汪曾祺对于冷去的文辞是有兴趣的,觉得今人偶用也未尝不行,只要贴切而带温度,古语亦可复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杂诗,有士大夫的语义,也多戏曲唱词的元素,民谣之调也是有的。这些生锈的遗存,经由其笔,一一蠕动,且神灵飞扬,真真为奇观矣。翻检百年文人、学者的文字,就旧体诗而言,他的清秀和丰富,当属一流的,越到后来,其价值越发明显起来。

  一个人在大的时代没有随风而起,从冷僻的地方开启人生之途,收获总是不太寻常的。从抗战时期开始,他的话语就不在主流的世界里,创作中的先锋意识与大众趣味也不在一个层面。“文革”之中参与了样板戏的写作,当属于主流文化的活动,但我们在作品的结构缝隙间,却看到了与红色文艺不同的另类的表述。1980年代后,他沿着这样的路越走越远,引清风于河谷,得天趣在林间,开启了人间的另一诗文之路。即以旧体诗歌而言,汪氏与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迥异,上溯到更远的传统里,在远离时代风气的语境里,写出这个岁时中迷人之景。刘伶之醉颇多神采,陶潜之语亦多风光。我们今天的文坛,两者的遗风均有。看过了聂绀弩、启功之句后,再读汪氏之作,当感旧体诗的好运。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古老的汉语不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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