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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65        发布时间:[2019-04-12]

  

  缺少一场暴雨

  距离父亲上一次来北京,已经快十年了。他这一次来,可以说是被迫的。

  和经常奔波的母亲(要帮我或弟弟带小孩)不同,父亲对外出很抗拒,理由常常是:我不愿意坐长途汽车,我不喜欢抽水马桶,我讨厌大街上到处都是人。

  我和弟弟无数次告诉他,不要再耕种那几亩入不敷出的薄田,不要再养那几只廉价的羊,放寒暑假时来城里住上一段时间,休息一下。他总是犹豫不决,仿佛那几间土坯房,他一旦离开就会被荒草占据,而他半生的岁月也会因此失落。

  在“认家”这一点上,母亲跟父亲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对生活的认同,仍然是在内蒙古北部那个偏僻的山村之中。母亲说:“无论如何,那儿是我和你爸的家,我们经营了一辈子的地方。”

  最终让父亲出门的,是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病痛。

  女儿暖暖还小的时候,有两年是母亲在北京带,只留父亲一个人在家,伺候着近百只羊,还要收割庄稼。冬日的寒冷清晨,他需要早早起来,烧热锅炉,顺便热一点剩饭,然后去给羊圈里的羊添加草料。一切收拾停当,白而弱小的太阳已经跃上天空,他再开车去四里路外的乡村小学上班。班里只有几个孩子,但他必须时刻钉在那儿。放学后,回到家里还是一个人生火、做饭、喂羊,把散落在院子里的鸡都赶回窝。那时候父亲经常醉酒,半夜摇摇晃晃地从亲戚家独自回去,独自睡着。

  这段日子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影响,大概从前年开始,他的身体病痛渐多,除了已经确定的糖尿病和脂肪肝,还有严重到右臂抬不起来的肩周炎。他固执地不去镇子上的医院,而是自己到村口的赤脚医生那里或小药店买药吃,一种吃了几天,没效果,再换一种。

  我们全家商量,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个暑期让父母到北京来,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父亲终于点头。

  六月底的凌晨两点钟,我从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把父母接回家里。北京已经很热了,他们进屋时汗津津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冰镇的矿泉水,母亲接过了一瓶。

  “你爸不能喝这个。”母亲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另一个矿泉水瓶子,里面装的是凉开水,“他如果喝了凉水或生水,肠胃可能会不舒服。”

  我听了心头一酸,没想到父亲的身体糟糕到连喝水也如此小心了。在多年前,从山上打秋草或收庄稼回来,父亲第一件事就是从洋井里抽出清澈凛冽的水,咕咚咕咚喝上半瓢。不知道从何时起,无论什么时候父亲外出,母亲的包里总是早早给他备好一瓶凉开水,还有每天要吃的药。

  喝了几口水,老两口悄悄去了大卧室,借着客厅的灯光看了看睡得张牙舞爪的孙女,疲惫的脸上显出了动人的笑——这时我才想起,说服父亲出门的理由,还有暖暖。

  暖暖已经四岁半,跟爷爷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才半个月。但是暖暖对爷爷抱有特别的喜爱和热情,甚至超过了从小带她的奶奶。我跟家里视频时,暖暖会说让爷爷来北京,而不让奶奶来。

  这玩笑话里,包含着小朋友狡黠的小心思,但我觉得也有那种血缘上的神秘主义气息。都说隔辈亲,或许血缘里总有一些我们无法证实却能真切感知的东西,有时比可见的联系更牢固恒久。

  我先带父亲去了医院,大夫看了他的肩膀后,开了理疗和按摩。十年前,我刚刚硕士毕业当了半年编辑,腰椎就出了问题,一个前同事介绍到了这里,做了一段按摩理疗,效果很好。从此之后,每隔半年多就要来一次,缓解腰部的问题。后来是妻子,她的颈椎问题更严重,常常会头晕,也要不时过来调理。

  现在是父亲了。

  六十岁的父母,与城里同龄的老人相比,身体状况大概要多衰老十年。

  从这天开始,父亲和母亲每天就背上一瓶凉开水和充电宝,早早地坐公交车到医院,按摩、理疗,然后两个人商量着坐地铁或公交,去北京的某处景点。初夏,北京的温度还没那么高,行走在路上尚能忍受。

  他们有时候坐错了车,有时候换错了地铁,但是要去的前门、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北海公园,都去了。下午的时候,我会发微信问他们是否回去,是否吃了午饭。大都是母亲回给我,说他们已经到家,正准备午休,中午吃了盖饭。

  那些天,我带着父母去家附近的烧烤、麻辣烫、涮羊肉、烤鱼,把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全部让他们尝了一遍。我也总让他们从外面回来不要做饭,想吃什么就在附近的餐馆吃——然而父亲最喜欢的竟然是近一家快餐店的盖饭,十几块钱一份。

  父亲说,“他们盖饭的菜有味道”。父母口重,喜欢吃浓油重酱盐多的,虽然明知这种多年的生活习惯不太健康。

  我们的故乡在胃里——这个论调已经被太多的人言说和实践过了。这一次,我试图从胃部开始改变父亲身上某些顽固的观念,比如他对于村庄的眷恋和对外面世界的抵触。我带父母去吃那些在老家难得吃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我成功了,比如父亲会对某一次在湘菜馆里吃到的剁椒鱼头念念不忘,比如几乎每一次在小店吃早餐,他都要吃油条豆腐脑。

  其实我知道,父亲只是从陌生的菜里面寻找那种对味蕾及记忆的刺激,好让自己产生一种替换了内容的熟悉感。我未曾想过彻底改变他的认知,毕竟父亲几十天后还要回到老家,继续他未完成的乡村生活。

  父亲很快适应了这里,跟母亲两个人成了北京的背包客,逛了他们能走的地方。尽管他依然一走进小区就会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但他对城市已没有了最初的那种恐惧,也能适应抽水马桶了。

  每天晚上,他都享受着跟孙女一起玩的时间。暖暖在和他们玩幼儿园的游戏:“点兵点将,谁是我的好兵,谁是我的好将。”几乎每一次,她的手指都会最终落在爷爷身上。然后,祖孙三人哈哈大笑。

  母亲嗔怪暖暖:“为什么每次都是爷爷?”

  父亲不说话,暖暖扑到爷爷身上说:“因为我喜欢爷爷,爷爷也喜欢我。”

  父亲会天真地笑。

  很快,他能自己过马路了,他自己下楼去买烟,抽一支,然后再上楼。

  几天后,拿到了父母的体检报告,谢天谢地,他们虽然都有着老年人常有的小毛病,却没有大问题,我长长松了一口气。我带着他们去北医三院挂号看病,因为有了体检报告,省去了再做许多检查的麻烦。一路看下来,小毛病似乎也只要按时吃药、健身。

  但是我和父亲之间,似乎还缺点什么。

  直到我们即将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才明白,我们缺少一场暴雨。

  去年,有位朋友介绍了一位中医,妻子去看过几次,调理身体,蛮有成效。有一次跟父亲提起,父亲说,他也想去看看。相比较面对着大医院里穿白大褂的大夫和各种看不懂的仪器,他更愿意相信一些老中医的言辞和判断,就像多年来他对老家的那位大夫的信任那样。

  那几天北京开始下雨。一大早,我带父亲坐地铁去找老中医。我们出门的时候,下了半夜的雨刚刚停,空气湿润凉爽,是入伏后难得的清凉。我们从北苑站出来,路面上积水很多,只能不断绕行。踩着稀疏的砖头和防洪沙袋,我们一路到了中医店所在的小区。

  大夫给父亲开了两个星期的汤药,让他戒烟戒酒,控制体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叮嘱。我觉得,到这时父亲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在很多时候,中医扮演着半个心理医生的角色,他们会和颜悦色地跟你解释你的病是怎么回事,并且给你信心。

  我们出门时,大雨又下来了。

  “走吗?还是等一会儿?”我问他。

  “走吧,”他说,“等也不定什么时候停。”

  我们打着伞,走进雨幕里。雨很大,风也很大,雨伞几乎没什么作用。才走出去几步,鞋子和裤腿就湿透了,很快肩膀也被雨水打湿。我走在前面,父亲走在后面。那些淋在我身上的雨水,淌到地上,又从他脚下流过。

  我无需回头,就能感觉到他在我身后两米处,大雨帮我们隔开了所有其他人和物,那一刻,天地之间只有一对父子。我们走到地铁站,两个人都有种被洗礼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被雨水冲刷走了,又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洗净擦亮。我很清楚,从这一刻起,自己和他之间的位置互换完成了。

  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挑着两桶水,从爷爷家的院子回我们刚盖好的土坯房,我跟在他身后;七八岁时,上小学,他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车后;十几岁时,去田里拉大豆和玉米秸秆,他赶着马车,我也在他后面。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都处在这样一种视觉关系中,早已经被人们玩烂了的的“背影”,或者另一个作家所说的“目送”。在我们长大到一定年纪,这个视觉关系就会翻转过来,那背影并不再是父辈的,而是我们的,是他们在看着我们的背影,目送我们走去远方。在北京的所有行走中,我都有意无意地走在前面,父母跟在后面,经过路口或有车过来,我就会回头看看。

  不是么?从初中开始,总是我们离开他们,送到村口,送到乡里,送到镇子上,他们始终在原地,我们才是那个留下背影的人。

  这场雨,以及我和父亲半身湿透可是神情清爽的样子,必然会永恒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海边,黄昏将近

  这个暑假,父母留出了两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出一次远门。他们有太多的第一次要去尝试: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海,第一次不是因为要办某件事而去一个城市。

  这场旅行在我心里酝酿至少有三年了,这次父母来京,是实现它最好的时机。几经考虑,我定好了线路:北京飞大连,大连待四天;然后高铁到哈尔滨,哈尔滨三天;然后高铁到珲春,父母留在珲春,在弟弟家待一个月左右;我最后送妻子和暖暖到松原的岳母家,然后我自己回北京上班,

  这次出行有点像一个拖了很久的仪式:我与父母之间的角色和位置,终于完成了大转换。从现在开始,他们要像个孩子一样,处处听从我的安排了。

  这是父母第一次坐飞机,运气不错,没有晚点,天气晴朗,他们能透过舷窗看到外面渐渐远离的大地和层层叠叠的云海。飞机上已经允许手机开启飞行模式了,他们还能拍拍照片。我和妻子、女儿坐在前排,父亲和母亲坐我们后一排,不用回头,我就能听见父母的好奇和兴奋。特别是母亲,像个刚出生的孩子那样带着无尽的好奇,如果条件允许,她几乎敢于尝试所有新事物。

  在机场排队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跟陌生人聊着天,问东问西。有几次,我甚至想提醒他们,对陌生人也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但我忍住了,我想我就在旁边,应该不会出什么事,而他们眼中的世界仍然像乡村一样,完整和传统,他们并不相信这个人间有那么多恶意,即便已经从各类新闻中看到过许多报道,他们也不相信那些事会被自己碰到。

  现在的我,几乎不再给地铁和路上的乞丐钱,绝不会跟陌生人聊任何个人的事,即便是打车,遇见话多的司机,我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也都是半真半假。我会以自己为原型,虚构出无数个新的自我:一个编辑,但是在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一个写小说的人,但是是写网络小说的;一个公员,一个公司白领,我从来不会让真正的那个自我呈现在陌生人面前。

  飞机很快降落了,两位老人有点意犹未尽,他们没想到第一次乘坐飞机时间如此短暂。我安慰说,以后还会坐的。

  旅行真正开始了,那些对我来说毫不新鲜的事物,开始以新鲜的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

  大连天气晴朗,才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就到了预订的旅店,还不能办理入住。按照妻子做的攻略,我们先去了离这里不远的圣亚海洋公园:看海底世界,买十五块钱一袋的食物喂海鸥,让女儿跟海狮照相,观看精彩的海象表演。

  在看表演时,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服务生端着饮料、烤鱿鱼叫卖,女儿不出意外地想试试,父亲也对鱿鱼很感兴趣。我给他们买了一份,看着父亲撕咬鱿鱼,我心里升起一些隐隐的担心,但实在不愿意去破坏他的美味。

  下午三点才吃午餐,然后回旅店休息。父母很快睡着了,只有暖暖的兴奋劲一直持续着,直到她也困了,我和妻子才得机睡一会儿。

  一觉醒来,已经晚上六点多,夕阳落山,城市灯光渐渐亮起。我们住在星海广场旁边,一面有高而方的玻璃大厦,一面则是黄昏中的大海,“大连啤酒节”的招牌已经竖起来了。

  我们步行去找晚饭,在网上搜索了很久,却很难在附近找到一家比较满意的餐馆。到海边,肯定要尝尝海鲜,但对于常年吃牛羊肉的纯粹北方人来说,海鲜顶多是尝尝,并不习惯。

  我们找到一家餐馆,点了菜,坐在露天的方桌旁,喝着本地的啤酒。晚风是温和略带凉爽,夜幕也有着温柔光色。我喝了一口啤酒,看着吃饭的父母妻女,禁不住想:其实,之所以要出来旅行,对我而言,想获得的只是这安静温馨的一刻。

  父亲突然说了一句:“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顿时心惊,那种从中午就泛起的隐隐担心,陡然间强烈起来。有一年父亲去弟弟家,弟弟带他去吃海鲜,他过敏反应严重,胸闷、腿脚发软,不得不连夜去医院里输液。中午他吃鱿鱼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好在他吃的不多,后来也没有什么反应。晚饭时,我特地海鲜和不含海鲜的菜点了一半一半,但父亲还是喝了几碗海鲜汤,吃了一点贝类。

  我看他脸色有些发沉,心里也发沉,虽然他嘴上说“没事,没事”。但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在手机上查了离这里最近的医院,甚至在滴滴上设置好了目的地。

  父亲不再吃东西,站起来跟着在旁边玩的暖暖,我心里没底,又不敢表现出过分担心,只好喝酒压制情绪。我们开始往回走,似乎父亲并没有显出更多的不适,为了宽慰他们,也为了宽慰自己,我笑着说:“我看你这就是心理作用,根本没事。”

  父亲也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略微合理的解释,立刻笑了,说:“可能是。”

  我们回到宾馆时,他已经恢复状态,看起来确实没事了。我的心才放下。

  他们都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才感觉到回忆的力量。十七年前,我曾独自一人来到这座城市,在一个税务学校里生活了一个月,又毅然决然地回去复读。如今我再次踏入这片土地,那时的细节依然清晰,可那种少年心性却再也没有了。

  我几乎还记得在这里发生的所有的事,可我内心产生的感慨,只不过是一条朋友圈的容量。我不由想,是不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活锤炼,我变得麻木了?如果,我当年没有退学回家,一切会怎么样?

  我终于睡着了,并没有梦见另一种未来,甚至我都没有做梦。

  第二天的行程是先去棒棰岛,然后去威尼斯水城。

  司机介绍,威尼斯水城这一片土地全部是填海填出来的。此刻,仍然能看到很多吊车在施工。这里布满了仿西方建筑的新楼,但总能随时看到规划的匆忙和施工的粗糙。一座小桥的石板,到处都是裂缝,而绝大多数的楼里,没有任何人居住。

  我们走上了沿河的一条小街——既然是威尼斯,怎么可能没有一条河贯穿呢?小街上有售卖小商品、果汁和烤鱿鱼的摊位,人不多。我们走走停停,母亲、妻子和女儿,被卖耳环和头饰的小摊位吸引,开始挑选自己喜欢的物件。我没有催促,任由她们去选、试。我知道,回去之后,这些小商品肯定会被很快丢弃,顶多是存在某个角落,作为这次旅行的某段路程的提醒。但这一刻的快乐也是必要而值得的,就让她们尽情去体验吧。

  假的威尼斯也是威尼斯,当沿河的楼宇曲折地延伸出去,放眼看去,整个空间确实显示出了一些欧洲模样,至少是一个和中式建筑不同的空间。我们开始拍照,坐在台阶上拍,靠着栅栏拍,抱着巨大的啤酒桶拍,钻进红色的电话亭拍,管他是假威尼斯还是真水城呢,想像同样能构成世界。

  这个下午悠闲而从容,晚上,我们才去了近在咫尺的星海广场。这是一处巨大的海边游乐场,暖暖被木马、碰碰车和恐怖馆吸引,每一个都想尝试。我们带她玩了几个,然后去一处石头栈桥,看人们洗海澡。还有些皮肤黝黑、身材瘦长的人,从水里爬上岸,用一块布遮住身体,换下泳衣。岸边摆着一些海星和贝壳,等着喜欢的游客购买。

  父母去了海边,我和妻子租了一辆四人自行车,带着暖暖沿着广场骑行。黄昏将尽,海风舒服极了,远处的跨海大桥上亮起了彩灯,如同给大海系上的一条五彩斑斓的围巾。我们把车停在海岸边,找一个人来帮忙拍照。

  “看镜头,笑一下。”

  我们看着手机,笑,这一刻,我们的笑容里有大海的蔚蓝色。

  明天,我们得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另一片海水了。

  第三天计划去看地质公园,但要不停登山,感觉父母的体力不一定够,女儿也需要不时抱一会儿,何况那时已到中午,我们还没有午餐。后来商量了一下,我们原路回到宾馆附近,赶紧午餐,然后回去休息。

  下午天气转凉,我们到不远处的海滩玩。那天风渐起,海浪略大,但还算不上波涛怒吼。我们都在沙滩上,父亲在海边走着,有时会抽一根烟,我时刻盯着玩水枪和沙子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追逐海浪拍照。大海的远处,看不见任何波浪,只是无尽的水。女儿很快浑身湿透,赶紧给她换了一身衣服。我的裤子也湿透了,没的换,索性让更多的海水浸染我身。

  夜晚来临,海边到处都是海鲜大排档,我们经不住诱惑,坐在了一家的桌子旁。吃了海鲜,再往回走时,人车稀少,灯光昏昏,月亮从半圆向圆满变化,渐渐趋于丰盈。我走在最后面,看着前面路上走着的四个人,那种特殊一刻的感觉再次袭来。

  女儿拉着爷爷奶奶,跟他们说,我是sunny,我是sunshine。奶奶说,你跟我说中国话,外国话我听不懂。

  我所满足的,不过是这些人获得满足。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有着无尽的耐心,有时候又缺少必要的耐心。比如,女儿总是光着脚跑来跑去,有时我就会不停地追着她,递给她鞋子,另外一些时候,我就会大声地呵斥她,让她自己穿好。再比如,给父亲在北京开的药,有时候他会不想吃,我就不由自主地用严肃的口吻说:“为什么不吃?你总是不遵守大夫的话,药该吃就是要吃。”

  中央大街与矿区小镇

  我们在大连的几天里,正是假疫苗新闻爆发的时间。我一边享受着难得一家人天伦之乐,一边不断转各种信息,心里感到悲哀——我不知女儿打的是哪些疫苗,有没有假的——就算我知道又能怎么样?我的反抗可能都走不出朋友圈。

  网红李诞说“人间不值得”,你必须找到足够量的美好的东西,抵消和平衡生活里的悲剧。

  带着这种情绪,我们转战哈尔滨。

  到哈尔滨的那天晚上,一位老师请我们吃饭。她说,如果是你一个人来,我不一定要见你,但是看到你带着家人来,我很感动,一定要请你们吃饭。

  我们吃了有名的东北菜。饭后,下起了小雨,那位老师打车回家,我们撑着伞,沿中央大街回宾馆。

  妻子跟暖暖说:“脚下的方石,都是一百年前的。”

  暖暖问:“是一百年前的吗?”

  我说:“是啊。”

  暖暖又问:“那一千年呢?”

  我不禁愣了。那些被千万人踩踏过的石头,浸润了雨水之后,稍微显得滑腻了些,但并不会让人摔倒——一千年之后,没有了中央大街,但石头还是石头吧。

  第二天下午,去太阳岛玩了之后,我们又走在这条街上了。在那家老马迭尔冰棍店,买五根冰棍,一家人站在大街上吃。每次吃完,暖暖都会开心地问:“我问问你们,谁是第一个吃完的呀?”

  能吃冰棍,她太开心了;看到她那么开心,我也太开心了。

  吃完冰棍,暖暖要玩切西瓜的游戏——我和妻子还有父母手拉手,她用小手在任何两只拉着的手之间切开。我拉着父亲,妻子拉着我,母亲又拉着妻子。

  至少有三十年了,我和父亲都没有过肢体接触了,握住他的手的那一刻,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我不知道熟悉的是什么,我却清楚陌生的是三十年间的距离。他的手并没有很多老茧,比我的手肉要多一些,握上去厚实而温暖。我能感觉到,他同样带着某种小心翼翼,试探着该用多大的力气握着我。父子俩的两只手,就这么握着,然后被暖暖的手切开,再握着,再切开。

  切,切,切西瓜,这个游戏,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对父子和一对父女间的隐喻吧?

  这就像,我是那么喜欢握着女儿的手。走在路上,她把小手伸过来,我握住,拉着她向前走。那一时刻,我比世界上的任何石头都坚定,我必须百分之两百地确定她在我手中的安全。有时候,她安静地睡着了,我也会悄悄握握她的小手,或者把我的手指放在她手里,她睡梦中也会无意识地轻轻握一下。

  从这一天起,每当我想起父亲,我必然首先想起握着他的手的感觉。那就是一辈人和另一辈人的交接仪式。他老了,我已长大。她在长大,我在变老。

  我们还去了东北虎林园。先是看马戏团表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妻子和女儿都没有看过。我小时候,马戏团曾有几次到村里演出,我看过表演,只是母亲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我能复述出那时的很多细节。

  马戏团的老虎表演很简单,不管是驯兽师还是几只老虎,都有些敷衍。然后我们坐着特制的车去看老虎。这里有一部分自然放养的老虎,天气炎热,它们大都匍匐在树荫或水池里。开车的司机不停地向车上的人兜售鸡羊,一只鸡八十,一只羊一千二,还有套餐组合,希望游客们凑钱买了,给老虎去吃。

  他说:“你们难道不想看看老虎把一只鸡撕碎的样子吗?”

  大部分人并不响应,只有一两个想买,但是无人搭腔也就作罢。司机有点不开心,匆匆把我们拉出了散养区。

  下一站是珲春。2005春节后,弟弟只身从内蒙到这座小城附近的矿山上班,然后就留在了这里,娶妻生子。而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从高铁站下来的时候,珲春的气温高达三十五度,这是在往年不曾有过的。因为下午安排了一场讲座,把父母妻女送到弟弟家后,我和弟弟就一起去讲座现场。讲了两个小时,拒绝了主办方的晚餐安排,我俩去一家餐馆吃牛尾汤——几个小时前,父母、妻子、弟媳和三个小朋友也是在这里吃的。我们一大家子人多年后的第一顿团圆饭,是通过接力的形式实现的。

  弟弟家的空调坏了,因为每年高温的天数实在有限,再买一个似乎不太划算,他开车去商场买了两个电扇。

  晚上,弟弟家的双胞胎叮叮、当当和暖暖都要跟爷爷睡一个房间。暖暖还让我哄她睡觉,然后再离开。我和父亲一起,跟三个孩子在大卧室。虽然有一个电扇,但房间还是很热。父亲在床的一边,用扇子给叮叮、当当扇风,我在另一边,用一本书给暖暖扇风。

  三个小家伙翻翻滚滚地睡着了。

  这时候,弟弟从外面买来了一些鸡爪、鸭肠、笋干,母亲把早就冰好的啤酒拎出来,我们走到客厅去吃东西。父亲没有出来,他已经基本戒酒,也更愿意躺在孙子孙女旁边,跟他们一起享用黑夜。

  母亲特别兴奋,她一直期盼着这样的夜晚——一家人在孩子睡后,喝喝酒,吃吃东西。大家都很开心,夜晚的闷热不是什么问题,甚至,必须有闷热,这样冰凉的啤酒才能让我们体会到团聚的快乐。

  第二天,弟弟请了假,我们开车去这里的一个旅游区玩。

  这里跟朝鲜接壤,我们到了防川,有一座桥,这边是中国,那边就是朝鲜。乘坐一辆观光车,司机说:“这座桥走到栏杆那里,绝对不能再往前走,否则就越过了国界,对面的人会开枪。”

  我们略有紧张地叮嘱几个孩子,绝不可以乱跑——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国界线啊。

  那条河并不深,对岸是没有森林的草坪,据说曾经是有森林的,后来都被砍伐了。我看到几只羊在岸边吃草,还有几只鸭子在河里游,它们也并不知道一条河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看走上去看了看,看不到任何有特殊性的东西,对面的白色房子,也只是几栋房子而已。这个景观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后来,我们找到了另一条河。河水清浅而温热,底部全是沙子,孩子们兴奋地冲进去,不一会儿就脱得只剩下内衣玩水。当我们在河里走来走去,河底的沙尘被踩动翻起,河水显得浑浊,泥沙中有一些带着金光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矿物。

  暖暖从来没有在一条河里这么玩过,她几乎变成了一条泥鳅,用水枪把大人们的衣服弄湿,趴在水里假装自己游泳。

  接下来的一天,我要跟弟弟去他工作的矿山。十几年前,他独自一人到这里工作,大雪封山,他住在冰冷的宿舍里,手脚冻得肿胀如馒头。清晨五点钟,我们早早起床,到街边的小店吃早餐。

  珲春城太小了,但是安静,这里除了汉族人、朝族人,还有很多俄罗斯人。据说这些俄罗斯人,喜欢过关到中国,买很多小商品带回去售卖,就能换得几个月的生活费。小店的包子,竟然出人意料的好吃,我吃了三个,感到了饱腹。

  我们开车出发,盘山道不停转弯,至少有几百个弯道,曲折胜过羊肠。路两边都是深密的森林,每年都能看到新闻,有东北虎在这片山野出没,甚至叼走了半山腰的几户人家的鸡羊。

  不时能看到一条土路,从公路向森林中延伸出去。弟弟说,那里曾经也是矿区。我幻想着有一头老虎跳出来,站在路边,目送我们离开。老虎没有出现,只有被车轮压死的蛇和草丛里跳跃的野兔。在山路旋转中,我已不辨方向。

  “快看!”弟弟把车停下说。

  我们到了一处开阔的山腰,右边远处太阳正要喷薄而出,而云雾之海已经笼罩了整座山。大地如蒸笼,山峰像绿色的馒头。

  我们终于到矿区了。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弟弟把我送到他的临时宿舍,就去上班了。我一个人闷坐了一会儿,走出宿舍,在矿区闲逛。我看到楼下有一个篮球场,而且有两颗球摆在那里,立刻兴奋地去投了几个球。天太热了,很快变得口渴。

  我沿着那条主路走。这里像一个功能齐全但人口略少的镇子,路两边是各种厂房和废弃的机械,还有一些简易的居民房,形成了一片棚户区。棚户区里住的大都是老矿工,他们有的几十年都不曾走出这里,最远不过是到珲春城。

  棚户区的道路上,到处是腐烂发霉的杂草,没有什么规整的院墙,不过是用木头或铁丝网围起的栅栏。所有的门窗都很破旧,院子里停着摩托车或电动车,也有小汽车。一根铁丝拉起晾衣绳,一家人的花花绿绿的衣服在微风中轻轻荡着。我还看到一张棕色的沙发,被安放在凄凄荒草之中,阳光下闪耀着的光泽。我忍不住去坐了坐,沙发的缝隙里立刻渗出前几天下雨积存的雨水,把我的裤子浸湿了一个难以形容的图案。

  我找到了一家小商店,跟老板娘攀谈了几句,买了一根冰棍和一瓶可乐。一口冰镇可乐灌进去,我的肚腹似乎立刻被碳酸的现代感激活,我看到了更多废弃的汽车。路边一栋灰色的旧楼,上面有三个大字“俱乐部”,另一栋破旧的房子写着“劳动服务公司浴池”,还有一家小小的医院、派出所。

  可以想见,在矿区最繁华的时日,这里就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小飞地,人们能在这里获得绝大部分生活需要。后来弟弟说,在多年前,这里不但有许多家小饭馆、烤串店,甚至还有一片小小的红灯区。附近的警察对此心知肚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是一种人道主义,也是从侧面来防止强奸等犯罪的发生。

  中午,弟弟从食堂打来饭菜,我们就在他的宿舍里,简单地吃了午饭。饭菜味道不错,至少比我所在的北京的单位食堂要好些。我在想,如果闭关写长篇小说,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

  不过,这座矿山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废弃,因为国家要把这里设置成一个巨大的保护区。

  第二天下午六点钟,我和弟弟开车下山。回到珲春城时,天色已暗。小城的街边路灯,赤橙红绿,甚至一些早已下班的政府大楼和宾馆,也在外面布满了彩灯,小城的夜晚看上去,比白日更辉煌。似乎北方的城市都是这样,特别喜欢用大红大绿的灯光去装饰一切。我们对于繁华的认识,一定程度就是灯红酒绿。

  如潮到岸边

  与父母的旅行已经到了终点,我们要离开珲春了。

  拎着行李下楼,我和妻子女儿上车。母亲还在跟暖暖说笑,父亲转过头去,我清楚地看见,眼泪从他脸上滑落。其实,这一次旅程里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他比任何人都更脆弱。这脆弱,包裹在他的保守和一丝顽固之中,很少显露出来。

  我庆幸自己安排了这次旅程,只有这样的形式,才能撬动他五十余年人生所形成的生活定式。他当然还要回到内蒙古北部的乡村,回到那所待了几十年的小学,继续去跟几岁的孩子一起学写字、念课文。但他毕竟见过了大海和猛虎。生命的区别,有时也只在这些事物中。

  我们无话,上车后给父亲发语音,告诉他按时吃药。他只回:知道了。

  到长春一个小时后,我把妻子和女儿送上去松原的火车;两个小时后,我独自登上回北京的高铁;九个小时后,我下火车,坐地铁,从牡丹园站出来。

  一进屋,我打开电闸,倒在卧室的床上,掏出手机,告诉家人我已到家。放下手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缓慢地沉入床中。除了北京家里的床,我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床上找到这种踏实感。这些年经常外出,每一次回到北京,都是回家的感觉。

  我的家人四散各地,我的家已成了北京。

  二十天后,父母从弟弟家回到老家,他们这次出行刚好两个月。

  家庭群里,母亲发来一张照片和一个小视频:老家院子中长满了一米高的杂草,菜园子里豆角已经被青草覆盖,有些枝蔓已经爬上了墙头。

  只不过几十天没有人在这里生活,这处三十几年的院落,就会显得荒芜。而在城市中,人们出门一段时间回来,花盆里的植物则大多已经枯黄。看来,的确只有人在日出日落间的细碎劳作,才是我们的生活的防腐剂。

  几个小时后,母亲又发来一个小视频,她和父亲坐在了土炕上,吃着一餐简单的晚饭。我想,在对最日常的食物的咀嚼和吞咽中,被时光侵蚀的家,正一点一点回到他们心里。记忆缓缓苏醒,生活重新接续到原来的轨道,然后按照曾经的惯性,继续向前。

  只是对于身在北京的我来说,人到中年,潮到岸边,老家已成远方,他乡已是故乡。

  刘汀,1981生于内蒙古赤峰市,青年作家,现供职于某杂志社。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中国奇谭》,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第39届香港文学奖小说组亚军、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提名奖、《诗刊》2017年度陈子昂诗歌奖等。最新小说集《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正在热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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