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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130        发布时间:[2020-01-12]

  

  一

  六百年前(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朱棣的身影出现在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太和殿)上。那应当是紫禁城落成后的第一次朝会。我没有查到之前的文献,对此我不敢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眼前,文武群臣已按照木牌(清代改为铜铸品级山)标定的位置,按文东武西的顺序排成十八班,又匍匐成黑压压的一片向他朝贺。那一年,他已六十二岁。

  写到这里,我突然关心起明朝皇帝的寿命问题。我们不妨列举一下明朝皇帝去世时的年龄(按中国古代年龄算法,皆以虚岁计)——朱元璋(太祖)六十七岁,朱允炆(建文帝)二十五岁(假如他真的死于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的战火中),朱棣(成祖)六十五岁,朱高炽(洪熙)四十八岁,朱瞻基(宣德)三十八岁,朱祁镇(正统、天顺)三十八岁,朱祁钰(景泰)三十岁,朱见深(成化)四十一岁,朱祐樘(弘治)三十六岁,朱厚照(正德)三十一岁,朱厚熜(嘉靖)六十岁,朱载垕(隆庆)三十六岁,朱翊钧(万历)五十八岁,朱常洛(泰昌)三十九岁,朱由校(天启)二十三岁,朱由检(崇祯)三十六岁。

  明朝十六帝,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二岁。其中,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去世的,多达十人;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去世的有两人;活过五十岁的,竟只有朱元璋、朱棣、朱厚熜、朱翊钧四人。这让我想起清代康熙大帝五十七岁那年,突然生出几茎白发,有人进乌须药,康熙笑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浩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

  六十二岁,对于明朝皇帝而言已经算得上高寿了。那时的朱棣有些老了,目光有些浑浊,双鬓也已染上微霜,不再像发起“靖难之役”、决策迁都时那样雄姿英发、决胜千里。纵然,他身体里的雄性荷尔蒙尚在,但体力与心力都已成强弩之末。所幸,他的诸项大业,此时已基本完成。

  我不知那一天朱棣是否曾抬头看天,不知他眼里的天空是否像我看到天空一样深邃和幽蓝。天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屋顶,罩在紫禁城之上,是建筑之上的建筑——其实整个宇宙,都是一座设计精美、结构严密的建筑,大地上的山川也是建筑,疏密有致,大气磅礴。或许,只有深邃无穷的天空,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底气,就像他当年跨上战马,冲向南方的江河与平原时,他心中升起的战栗与激动一样。在他看来,他今天能够站立在奉天殿的中央,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荣耀,并不是因为他的强悍(所谓的“霸道”),而是因为他顺应了天意。他用“奉天”来命名紫禁城前朝正殿,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王朝“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性质。

  二

  在中国人的心里,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要用“天”来命名。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从天开始的。那时他们没有听到过爱因斯坦的理论,但他们与爱因斯坦的宇宙论不谋而合,即:宇宙中千千万万个规律都是自洽的,能够互相包容,仿佛有人给出了一个“宇宙终极法则”,一切都被“设计”得那样完美。他们不相信宇宙是杂乱无章的,他们坚信它有一个秩序。他们要找到那个秩序,因为那个秩序里,藏着世界的真理。

  在殷商之际,中国人就发现天空中的星群在有规律地转动,但在所有转动的星群中,有一颗星是永恒不动的,那颗永恒之星就是北极星,“三垣”中的紫禁垣,居于北天的中央,由十五颗星组成,而居于紫微垣十五星中央的,就是北极星。因此北极星被看作整个宇宙的主宰者,传说中的天帝,就居住在那颗星上。

  秦始皇曾经认为,他营造的信宫(后改为阿房宫)就像北极星一样是世界的元点。后来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北宋汴梁的皇宫又先后被确定为人间世界的中心,到南宋时代,朱熹终于无情地抛弃了长安和汴梁,把冀都(北京地区)认定为天下的中心,是理想都城的所在地,这一想法在当时足够大胆,因为冀都当时还在金朝的统治之下,但这并不能妨碍朱熹用“大中国”视角考虑问题,在他眼里,冀州曾是尧都所在的位置,那是这类儒家知识分子梦牵魂绕之地,而冀都的东南西北四方,有泰山、嵩山、华山、燕山拱卫,构成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这简直就是无可争议的大地之心。于是朱熹画了一条线,穿过冀都,向南直达五岭,那么任性地,重构了大地的轴心。

  朱熹一定不会想到,那个灭亡了南宋的元朝,最终被他们老朱家给灭了;而他定都于冀都的梦想,也被他们朱家的后人朱棣实现。北京紫禁城,是依托上天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在朱棣眼里,它是人世间的紫微星垣,是整个天下的中心。在朱棣的北京城,从钟鼓楼到永定门,一根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穿城而过,成为城市和宫殿的轴心,更是全天下的中心。

  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在人们的想象中,穿过万里江山——它的正北方,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贯注到天寿山,使它成为王朝基业的靠山,而在中轴线的正南方,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依次排列,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皇帝视野的远方横向展开,皇帝坐在奉天殿上,“背负青天朝下看”,看到了江山如画,看到了云乱山青,而群臣们趴在地上,抬头看见的,是坐在世界中央的皇帝,以及皇帝背后的浩瀚天空。

  英国建筑学家萨迪奇说:“每一种政治文化对建筑的利用都有其理性和现实的目的。”对紫禁城而言,现实的目的,就是为皇帝提供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的场所,因此这里成为平民的禁区,这一点,通过“禁”字得到了表达。同时,它也有着理性的目的,那就是为帝王的权力寻找合法性的来源,那来源,通过“紫”字得到了表达。紫,就是紫微星垣,是世界的中央,是天的意志。除了宫殿建筑中那些与天有关的装饰与摆设(比如石雕和彩绘中的飞龙、太和殿前两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太和殿台基周围那上千只螭首)之外,宫殿的轮廓与颜色,都突出了天的存在。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人动容。它是那么浩大、沉静、一尘不染,在天的深处,必定有神灵住在那里。我想起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天上人,就是神,是住在我们旁边、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邻居。

  天空原本无垠,紫禁城的建筑为它勾勒出一个边际,耐人寻味的是,紫禁城内有限的天空,不是缩小了天空的面积,相反凸显了它的广阔无边。这是存在于建筑中的相对论。紫禁城的色彩同样让天空有了存在感,因为紫禁城的主色是红,紫禁城说:“我的名字叫红。”在色彩学中,红色与青色是补色(ComplementaryColors)。正是紫禁城的红,突出了天空的青蓝。

  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在我看来,建筑是权力最有力的雄辩术,它不可怀疑,不可动摇,不可改变。每一个走进宫殿的人,面对那浩大的建筑群,以及宫殿顶上的蓝天,心中的敬意都会油然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是“靠天吃饭”的,皇帝自己也从不掩饰这一点,所以圣旨的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是皇帝是秉承上天的意志来运作、统治人间,皇帝说的话,也都是执行着上天的安排。“天命”不是天上掉馅饼,它需要由德堪配天者担当。而担纲天命的天子,必依正统。虽然,“历史的深处不都是煌煌天命的顺畅流转,不都是垂拱而治的不怒自威,血光与权谋是历史抹不去的底色。但即便是暴虐之辈、权谋之徒,忝登大位之际也必须要行受禅之礼。他们似乎在用自己的凶狠与无耻嘲笑天命的暗弱,戏弄正统的威严;但受禅之礼的不可或缺,则在隐隐中表达了天命与正统的不可违逆,倘不行此礼,登大位者无法宣称承受天命,势必‘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正是在一次次看似暗弱的无奈当中,天命与正统反将自己一步步深植于民族的灵魂当中。”

  凭借武力夺权的朱棣,更要看上天的脸色,所以紫禁城的朝会之后不久,他就下令钦天监漏刻博士胡奫(yūn)占卜三大殿吉凶,没想到胡奫的回答竟然是,三大殿不久要被烧掉,还准确预报了三大殿毁灭的时间——四月初八午时。这个小小的胡奫,连拍马屁都不会,怎么在紫禁城混?朱棣一生气,把他下了大狱。照朱棣的习性,胡奫早就死了一百回了。之所以还让他活着,是朱棣要等到四月初八日,看他谎言破产时的尴尬。

  四月初八,永乐帝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午时的到来,终于,报时官员奏报:现在是午正时刻!三大殿一片静寂,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朱棣心头一阵窃喜,心想这漏刻博士果然不靠谱。胡奫在监狱里也知道了这一消息,想到自己的名声毁于一旦,心头一阵绞痛,不等皇帝处死他,自己就服毒身亡了。

  但胡奫尸骨未寒,正午刚过三刻,一阵滚雷突然从晴空里劈过,接下来,有一股股的青烟蹿出了奉天殿,变成红色的火苗,开始很柔弱,后来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变成一片火海。

  这是紫禁城历史上的第一场火灾,距离紫禁城建成,仅仅过去了九十七天。

  火灭时,壮丽的三大殿已荡然无存,变成一片焦黑的废墟。有风吹起,残渣就如黑色的蝴蝶,在空中乱舞。从废墟上走过,不知朱棣是否会想起自己率师冲进南京时,南京宫殿里燃起的那场大火,想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朱允炆。为了这座金銮宝殿,自永乐三年至永乐十八年,他付出了十五年的努力,他自己也从壮年步入了老年,但等待他的,却是眼前的一片虚无。

  三

  三大殿被焚毁给朱棣的打击不言而喻。这位建长陵、修长城、建北京城、建报恩寺、建武当山金顶、亲征鞑靼、亲征瓦剌、收服安南、修《永乐大典》、铸永乐大钟、派郑和远赴西洋、无所不能的强悍皇帝,第一次产生一种无力感。

  “靖难之役”,他杀人太多了吗?据不完全统计,那场战争,导致数十万人战死沙场。攻入南京后,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对方孝孺一人,朱棣就采取了“诛十族”的惩罚,以至于所有与方孝孺沾亲带故的人全都被杀掉,到了杀无可杀的地步。

  据明代符验《革除遗事》考证,方孝孺一案,朱棣共杀八百四十七人,此书后来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李贽《续藏书》记录的死亡人数则是八百七十三人,此外还有大量无辜者因受方孝孺案牵连而被充军发配。御史大夫景清,不仅本人被剥皮实草,系于长安门示众,又将铁刷子一点点刷尽他的肉,连他的村邻都遭到血洗,成为“无人村”,《明史》上的记载是“村里为墟”,一个活生生的村庄,成为无人的废墟。

  整个永乐元年,都在朱棣毫无节制的屠戮中度过,以至于几年之后,在金陵城都闻得到那股浓重的血腥味。明史研究者李洁非先生说:“方孝孺案仅为大屠杀的开端,被灭族灭门的,还有太常寺少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在《明史》中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惊人地达到‘数千人’。《明史》亦说:‘胡闰之狱,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遭灭门之祸的总数,已难确知,但仅永乐初年著名大酷吏陈瑛,经其一人之手,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

  对于建文朝臣的妻女,朱棣展现出变本加厉的疯狂——下令把她们全部送进浣衣院(官营妓院),供他的朝廷大臣将士“享用”,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二十余名男子的凌辱。一旦有人被摧残致死,朱棣就下圣谕将她们的尸体喂狗。

  2002年,我把这一段历史,写进了我的跨文体作品《旧宫殿》。

  在三大殿遭雷劈的第二天,朱棣就下了一道罪己诏,称:“朕心惶惧,莫知所措”,还说:“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天意,好像真是存在,但它又是那么抽象,他抓不住,摸不着,却又总是在某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里不期而至。天意不可违,但天意又那么不可控。他像每一个皇帝一样,都试图增加天意的可控性,这让他陷入极度的焦虑中。

  四

  《史记》中说:“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阳,一个是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就是“太一”,是宇宙的起始,是北极星,“二”是天地,是日月,是阴阳,是一切对立统一的事物。所谓天意,并非一根筋的任性,它是互补,是对称,是均衡。

  我们来看看紫禁城的建筑吧,这座城,就是对中国古人哲学观的视觉体现。人们似乎把太多的注意力聚焦在紫禁城中轴线上,因为中轴线上,矗立着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体现着北极星一般独一无二的权力意志,因此,在皇权时代,只有皇帝能够出现在中轴线上,因为这条线,确立了他的天子地位,使他有权行使来自上天的权力。

  但人们很少在意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它们却如天地、日月,代表着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紫禁城的建筑中,体现着古老的辩证法思想。这些建筑包括:

  奉天门(太和门)广场两侧:左顺门(协和门)和右顺门(熙和门)、内阁公署和侍卫值宿处等;

  奉天殿(太和殿)广场两侧:文楼(后称体仁阁)和武楼(后称弘义阁)、左翼门和右翼门等;

  犹如一架天平,由两臂分担着重量,不偏不倚,不差分毫。

  我们平时忽略了这些建筑的美,我们总是关注那些宏大的事物,而忘记了许多宏大的事物都是由看上去寻常的事物衬托的。假如说紫禁城的宫殿就像大地上排布的起起伏伏的山峰,太和殿就是海拔最高的一座,是中国建筑中的珠穆朗玛峰,在天穹下,稳稳地屹立在那里,反射着金质的光芒。不论是谁,走到太和殿前,心底都会升起一种敬畏感,其实太和殿的绝对高度并不高,只有三十五米,大致相当于十二层楼的高度。在今天的北京城,四五百米的建筑也不会让人惊讶(中央商务区的“中国尊”的高度达到528米),这些垂直竖起的建筑,似乎正以它们的高度挑战上帝的权威,但它们并不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唯有太和殿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中国传统建筑以木为材料,树木的高度,决定了建筑高度的极限,但紫禁城的天际线,以及整座建筑营造出的氛围,却让太和殿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感。这与它大台基的设计有关,更离不开周围建筑的烘托。

  文楼(后称体仁阁)和武楼(后称弘义阁),这两座九楹的重楼,在太和殿的两庑铺展着,看上去那么端庄秀美,尤其文楼(后称体仁阁),在明代贮存过《永乐大典》,清康熙年间进行过博学鸿词科考试,更让它显出几分隽秀。文楼、武楼,以及中轴线两翼的其他建筑,除了分担各自的实用功能之外,它们美学上的功能,就是展现起伏错落的节奏之美。它们分别以两层楼阁的形式,与单层的奉天殿形成对比,丰富了大广场的建筑语汇;它们左右相对,沉沉地压在奉天殿广场的两侧,对巨大空间起到平衡作用,更使宏大的中央大殿不显孤独和突兀;在高度上,又比奉天殿低11.25米,只相当于奉天殿高度的68%(接近黄金分割的数值),从而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奉天殿的高大。总之,以自身的收敛与含蓄,突出奉天门(太和门)、奉天殿(太和殿)这些中轴线建筑无法企及的壮美气势,犹如儒雅的文臣与俊美的武将,共同拱卫着当朝的天子。

  然而,这些建筑更深的含意在于,由它组成的紫禁城东西半区,代表着阴与阳的互生互补(东为阳,西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天为阳,地为阴;文为阳,武为阴)。东汉班固在《两都赋》里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中轴线上的建筑无论多么壮丽,只凭这些建筑建不成紫禁城,浩大的紫禁城,依托于中轴线,而完成于它的两翼,就像一只大鸟,有了两只翅膀,才能飞入云端。

  五

  朱棣在罪己诏说要“庶图悛改,以回天意”,这战无不胜的皇帝,还要改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收敛起他的阳刚与暴戾,多几分阴柔与悲悯。

  朱棣是一个强悍的皇帝,凡是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对于反对者,他从来不留情面,甚至不惜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但坐天下,只靠简单粗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精心、细致、耐心,正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要轻拿轻放,不能总是在折腾,老百姓折腾不起。

  至少从表面上看,像朱元璋、朱棣这样强悍嗜杀的帝王,心底还有着“柔软的一面”,那就是悲悯之心。悲者,悲天;悯者,悯人,尤其是那些对他们权力没有丝毫威胁的底层民众。朱元璋本人就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几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不仅在诏书里多次提到这一点,而且还引以为荣:“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正因这份“深知”,即使贵为帝王,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每日早餐,也只吃蔬菜,外加一道豆腐。清汤寡水,他甘之如饴。他睡觉的床,如果没有那条金龙,看上去“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的车轿,该用金子的地方,他也下令一律使用黄铜代替。

  这一切,无疑都是出自对百姓的怜惜。他曾对子孙说过这样的话:

  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綀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朱棣也留下过类似的语录: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

  也就是说,无论上天的意志多么强大、多么不可置疑,权力还是要接地气的,否则一切权力,都成了架空的权力,成为天上的浮云。所谓的“天道”,归根结底还是“人道”,而对于“人道”,孔子只用了一个字解释,那就是“仁”;对皇帝来说,就是“仁政”。

  有意思的是,汉字的“仁”,刚好包含了天、地、人的关系——两横代表了天与地,而那个单人旁,则象征着人。许倬云先生说:“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部分。”所以紫禁城用三大殿,分别代表了天、地、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字:仁。

  假如说奉天殿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是“阳中之阳”,那么中轴线两边的对称建筑就代表着天与地、阴与阳的调和与互补。在奉天门的东庑和西庑各有一座门,左边是左顺门,嘉靖时改会极门,清代改为协和门,一直叫到今天,右边是右顺门,嘉靖时改为归极门,清代改为熙和门。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中的左右,一律面南而论,其实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比如紫禁城外的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北京城外城的左安门和右安门,都是如此。左顺门和右顺门均为五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出左顺门往东,是文华殿宫区和内阁办公地,穿过右顺门向西,可达武英殿。每当早朝之后,皇帝经常会到左顺门或者右顺门,与一二重臣继续商讨政事,或许,在那里,讨论可以更加平和、“平等”地展开。

  明朝的某一天,朱棣在右顺门办公,龙袍的袖口已破,他一边写字,一边把袖口向里掖。大臣们看在眼里,不失时机地称赞皇帝圣德。朱棣说:“朕就是每天换十件龙袍,也没有新衣穿。但朕自念应该惜福,因此每每洗了再穿。从前皇妣亲自缝补旧衣,皇考看见高兴地说:‘皇后虽然身份高贵,却仍如此勤俭,正可以为子孙们立个法则。’所以朕常遵守这一训戒,不能忘怀。”这份艰苦朴素的心,与其父如出一辙。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从一株槐树下面走过,一只小虫刚好落在他的袖子上。朱棣轻轻抖落小虫,随从们上来,要把这只骚扰了皇帝的小虫踩死,这是他们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口头语是“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虫子”。朱棣见状,大惊,说:“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随从们只好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像捧着一件国宝,把它轻轻放回到树上。和尚们大为感动,口念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一定是哪一位菩萨转世。

  尼克松曾说:“政治就是演戏。”马基雅维利说得文雅一些:“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

  《易经》说:“亢龙有悔。”意思是龙飞得过高,自我膨胀超过了极限,陷入没有回旋余地的困境,就会感到后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经验的累积,他一定会有所调整、反思。

  反思,就是悔。

  孔子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知朱棣是在演戏,还是真的有了自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若朱棣有悔,则百姓有福了。

  若他是演戏,我就为他掖袖口的戏份送上一个现成的名字:皇帝的新衣。

  六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后,“政策由永乐时代的好大求全一转而入温和简易”,他不再大兴土木,紫禁城这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也终于沉寂下来,“扭转和改变了永乐一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和不正常的政治风气’”。

  就在奉天门西侧的西角门(后称宣治门),朱高炽曾对大学士们谆谆教诲:“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对于建文帝,朱高炽也流露出同情的心态。与父亲革除建文年号的做法不同,他将建文帝朱允炆称为“建文君”,将他的辞世称为“崩”,甚至将创见的政权称为“朝廷”。建文帝旧臣的后裔也逐渐得到赦免,发还田产。朱高炽(洪熙)甚至明确地说:“方孝孺辈皆忠臣。”“令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

  可惜朱高炽继位后八个月就猝死于钦安殿。关于他的死,历史中留下了许多说法,至今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有宦官给他提供“仙丹”,其实就是春药,让他铅中毒而死;也有人说他死的那天晚上和贵妃一起喝了酒,然后他就死了,那妃子也在当晚自缢而死。还有人说,他死的那天晚上打雷了,他是遭雷劈而死。但有一件事记录在史料中,就是他临死前夜曾观看天象,发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杨士奇说:“天命之矣!”

  临死前,朱高炽留下一份遗诏,说:“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意思自己当皇帝的日子太少,没来得及为百姓做什么好事,死后也一定要丧事从俭。

  明十三陵中,埋藏朱高炽的献陵,最为俭朴。

  他的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年号:宣德。

  今天的人们想到宣德,首先想到的是“宣德炉”。史料的记载是,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朱瞻基下旨,用暹罗国进献的风磨铜,按照古代青铜器、宋徽宗时期《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典籍,以及内府密藏的宋元名窑为造型的蓝本,铸造了三千多件铜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黄铜铸成的铜器,这些铜器大多造型简约,古拙典雅,王世襄先生形容它“以着纤尘,润泽如处女肌肤,精光内含,静而不嚣”,所以它一经问世就成为昂贵的奢侈品,风靡数百年,宣德以后,直到清代,宫廷一直仿制,而宣德三年出产的宣德炉,反而至今未现人间,以至于有人(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代表)怀疑,宣德三年生产的“正版宣德炉”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宣德炉,指的是宣德炉的形态,未必是生产于宣德三年的“原装正版”(包括有“大明宣德年制”铭款的宣德炉也未必产于宣德时期),正如景泰蓝也是对一种器物的泛称,而并非局限于景泰年间生产的古物。

  宣德的历史知名度,还来自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里的那个喜欢玩蟋蟀的皇帝,他的个人爱好,纵容了朝廷的宦官以搜寻促织(蟋蟀)的名义到民间大肆搜刮,致使民不聊生。宣宗死后,他的母亲下令砸碎了他的蟋蟀罐儿,使得现存的宣德瓷超过千件,却没有一件蟋蟀罐儿。

  但明宣宗朱瞻基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仁德之君的名声,如他在诗里所写:“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三月,宣宗出行,路过农田,见田里农夫耕作,于是走进田中,扶起犁耙,亲自犁地。没犁几下就撑不住了,气喘吁吁地说,我只推了三下,就感到不胜辛劳,农夫终年劳作之苦,比想象的还苦。说罢下令,把带的钱分给农夫。

  宣德皇帝的宽仁政策,或许得之于朱氏家族忆苦思甜教育的常抓不懈。当年,朱元璋曾经在南京的紫禁城里开垦了一片田,让内侍在这块田上种蔬种果,不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而是为了教育后代拒腐防变。他曾指着这块田地对皇子们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

  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紫禁城建成十年之后,朱瞻基仍对他的皇祖念念不忘。他说:“朕侍皇祖,往来两京,每令朕过农家,问其疾苦,盖欲知稼穑之艰难。自嗣位以来,凡昔皇祖数诏之言,未尝敢忘。”

  七

  实际上,朝廷就是皇帝的田,华丽的宫殿,就是一个巨大的田字格。田字格就是一个中轴对称结构,中间那一条竖线是一条纵轴,把紫禁城分成东、西两部分,那一条横线是一条横轴,把紫禁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南是外朝(outercourt),北是内廷(innercourt)。外朝的建筑一律称“殿”,内廷的建筑一律称“宫”。外朝与内廷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广场——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一条窄长的横街,它同样以“天”命名,叫“天街”。

  中轴对称的礼制格局,阴阳互补的神秘力量,还有五行思想的加持(紫禁城分西、东、北、南、中“五方”,内金水桥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德”,皆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对应),让一座紫禁城,不仅涵盖了天地之间的秩序与信仰,而且代表着一种既稳定又鲜活的力量。紫禁城,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座顺天应人之城。

  方正笔直的紫禁城里,却生长着一群极为神奇的物种,那就是皇帝,尤其明朝皇帝,历史上很少有那么一群人像他们那样,把天使与魔鬼的身份集于一身。“一阴一阳谓之道”,从他们的身上,的确看得见“道”的影子——他们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实际行动是“道貌岸然”,最终结果却常常是“大逆不道”。

  作家阿城这样解释“大逆不道”:“‘逆’就是逆秩序而行,当然也就‘不道’。”

  其实我们不妨把皇帝看作一座紫禁城,他的身体里就有一根中轴线,并被这根中轴线划分成阴阳两半。皇帝的人格,原本就是一个阴阳同体的复式结构,有时是乾,有时是坤;有时是雄,有时是雌;有时是东,有时是西;有时是左,有时是右;有时是白,有时是黑;有时是云,有时是雨;有时是人,有时是鬼。因此,皇帝的心理,常人是捉摸不透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两极,其实在这两极之间,有着无限宽广的中间地带,供他自由发挥,让他游刃有余,正如这座城里,在东西对称、阴阳相合的结构之上,还暗藏着各种复杂而幽秘的角落。

  唯有如此,在中轴线上出现的皇帝,才与紫禁城完美合一,宛若一根木榫,严丝合缝地,揳在木建筑里。

  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纸天堂》《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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