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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雅 来源:  本站浏览:25        发布时间:[2019-11-07]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且这种反映必会根据作者的秉性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曲解,那么,文学文本相对于现实生活就永远不可能不增不减。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会遇见做加法的作者,也会遇见做减法的作者。成功的减法无疑会以感性的方式抽象出生活或者生命的某些本质意义,余华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而成功的加法,则会使文本抵达五光十色的丰饶。这样,小说里的世界往往会比我们眼中的世界更精彩,更全面,也更具有因为历久和纷繁而产生的真实性和史诗性。因此,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家会采取加法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叙述和对相关主题的思考。

  石凌五十三万余言的小说《支离歌》,正是用加法来完成的。这部小说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主题情节方面,都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了丰饶的魅力,但同时也隐约显露出了这种丰饶所带来的危险。

  写作《支离歌》这样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无论于作家精神还是身体,都是一件辛苦事儿。石凌自己称,《支离歌》的写作费去了她两千多个夜晚,个中多少艰劳与心血,或许未曾写作过的人永远难以明了。甘愿如此付出,她究竟在《支离歌》中写了什么事儿呢?我又何以认为《支离歌》的内容丰饶呢?不弄明白这个问题,关于文本的其他分析都会难以为继。

  小说讲述的是改革开放时期(1992——1998),一群追梦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起落沉浮。小说以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江海岩的被捕开篇:“冰凉的手铐伸过来时,捎带着一束银亮的雪光,江海岩盯住这束光,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六年前。”这种预述的手法并不让人陌生,但它作为一种引人入胜的手段,确是屡试不爽。关于江海岩的预述,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读者两个疑问:为什么江海岩这个人会面临一副冰凉如雪的手铐?这六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简要介绍石凌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手段,这会让我们在整体上对小说情节有一个大致把握。《支离歌》是一部多主人公的小说,准确地讲,小说共有四个主人公:江海岩,江海岩的妻子孙玉涵,江海岩的表弟袁宏涛,江海岩的姐姐江海珍。他们各自衍生出来的四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石凌非常巧妙的将四个主人公的发展通过亲情的方式扭在了一起,以片段呈现的方式,各个故事相互穿插,仿佛拧在一起的麻花,时而这一人代替那一人走到了前台,时而他又绕到了文本的背后。倒叙和插叙相结合,故事与故事相勾连,人物与人物相纠葛,叙事方法的大开大合几乎拥有了和内容相称的磅礴气势。

  再来看看《支离歌》讲述的内容。如前文所述,江海岩是一个耽于幻想的知识分子,“爱憎分明,语言锋利,得理不饶人”。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凤源县,在乡镇企业局工作了六年,终于忍受不了那日复一日的、在他看来毫无意义也没有前途的公务员工作,决心下海,去广东创造新生活。当然,促使他站起来走出去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他和妻子孙玉涵之间的感情危机,也是重要原因所在,至于他敏感、多疑、自卑又自负的性格,我们也不能不予以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下海与其说是闯荡,倒不如说是逃离。也正因为如此,他并不敢果断离职,而是选择了停薪留职。这是石凌处理的非常巧妙的一个细节。“停薪留职”四字,可谓写尽江海岩的性格与命运。江海岩在出发前联系到表弟袁宏涛,决定去表弟厂里谋一份工作。然而当他到了之后,却又觉得自己一介读书人,不应该枉自委屈在工厂中。高不成,低不就,使得江海岩在现实社会中无以自处,更无地自容,惶惶如丧家之犬。最终走上了吃软饭、写“反动文章”、被裹挟进入走私集团的不归路,最终在幽暗中不可挽回地走向堕落。与同样在这个金钱的战场中迷失自我的大多数人不一样,江海岩毕竟又是一个拥有反思能力的人,因此,他内心的煎熬和痛苦更甚了。他是一个多余的人,是一个纠结的人,是一个缺乏行动能力的人,归根结底地说,他是一个心怀野心的懦弱之人。

  而江海岩的妻子孙玉涵呢?或许可以说,她是一个在行动中不断完成自己改造的人。相比于江海岩一直到故事的最后才隐约表露出醒悟的微光来说,她简直就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然而,她毕竟又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贞洁妇女,至少在她供职的凤源制药厂改制之前。她也缺乏自主行动的勇气,因此一再忍让,默默承受岁月的漫长以及生活的重压。她比丈夫承受得更多,或许仅仅是因为她对于周围的人和事,更有恻隐之心。将她从生活这一场温情的残杀中解救出来的,却只能是她的现实主义。所以在药厂改制后,在接到江海岩的离婚请求后,她终于毅然南下。她在广东生活虽然举步维艰,但她终究能够一步步向前行进,最终在媒体行业混到了一个还算体面的工作。

  由于篇幅问题,对于袁宏涛和江海珍我只能作一个更简单的概述。前者是大西北中选择下海打工的急先锋,虽然作者尽量保持着清醒,让他一再失败,直到故事的结局他依然面临金融风暴的覆巢之危,但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实干上,他的故事仍然堪称一个从打工者晋升为工厂老板的成功案例。后者江海珍则是一个异类,她就在凤源县和二婚丈夫顾贵红一起开起了洗浴城,这个名叫“浅水湾”的洗浴城和他们的婚姻一样饱受看客的争议,甚至是讥讽,但最终二者都因为她的坚韧而得以在县城立足。唯独洗浴城日趋壮大,而婚姻却日趋危险,二者不同的发展同是源自金钱的魔力。值得一提的是,石凌在这里还表露出了对于改革开放草创时期所存在的权钱交易表露出了隐隐的担忧。至少在我看来,《支离歌》所讲述的各种“支离”,大抵都是出于在一个日趋商业的社会里,人们对金钱无止境的追逐。

  小说的最后,江海岩的母亲驾鹤西去,终于结束了在人间的种种煎熬。同样,她再也看不见儿子和媳妇捐弃前嫌的曙光,也看不见女儿和女婿难以逆料的将来。当然了,读者也看不见了。小说文本的最后一个句号,就像是江海岩母亲闭上的眼睛,一切只剩下想象的空间。然而,因为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所留下的想象空间,远远大于字里行间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沃尔夫冈·伊瑟尔语),所以不确切的结局指向的往往是更丰饶的可能性。可能是一切,也可能一切都不是。

  讨论不曾具体存在的可能性有多么丰饶,或许显得玄虚且造作,所以我们点到为止。我将只讨论那些被石凌写出来的文字。以上所简介的四个人,都是小说的主角,也可以说都不是主角。毕竟,四个主角同时存在实在显得太多。实际上,这四个人的生命轨迹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终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寻。追寻则带来漂泊,无论是精神的(江海珍夫妇),还是躯体的(江海岩夫妇以及袁宏涛)。总之,大家都在对梦想的追寻里,相互离散,无从归依。小说的题目“支离歌”所谓的“支离”,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至于“歌”,无疑不是欢乐之歌,而是“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洪迈《容斋随笔》)的歌。按照石凌在小说中的总结:“漂泊是这个时代的主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小说的主角其实也就是“漂泊”呢?是不是再试着推演一下,石凌选择写漂泊,是不是就等于选择了写那个大时代?谱写一个时代,记录一段历史,无疑是一项庞大的事业。记录改革开放中浮光掠影的众生相,显然是石凌的野心所在,也是《支离歌》的丰饶所在。

  至于甘肃和广东这南北两地之间风俗、城市、生活等等之间的巨大落差,国有企业和沿海工厂之间的迥异,以及传统的乡土观念和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的新思想之间的碰撞,乃至于在这些落差和碰撞中,传统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破碎“支离”的现状,在石凌笔下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现。这实在让人想起阿诺德评价索福克雷斯的那句话,即索福克雷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拿索福克雷斯和石凌相比或许并不合适,但我想说的是,《支离歌》不仅致力于“观察人生的全体”,并且还致力于观察社会的全体,而后者尤其更被石凌所青睐。由此看来,《支离歌》内容的丰饶似乎已经不需要再作解释。然而,这种丰饶中潜伏的危险,在这个时候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根据日奈特对于语式中的距离的论断,相比于“纯粹叙述”,精细而准确的描写显然会使得模仿更加真实,换言之,那就是使得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更近。《支离歌》出于对史诗性的追求,始终关注着洪流,关注着烈风,关注着洪流中的巨礁,关注着烈风中的大树,却似乎遗忘了洪流中的浪花,也遗忘了烈风中的小草。也就是说,《支离歌》的宏伟构思如果多少还能够与作品所要展示的大时代合拍的话,其中的细节描写在我看来只能说差强人意。既然《支离歌》致力于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那么,仅仅主题的重要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现实主义还要求艺术的真实,也就是日奈特所谓的距离的接近。

  显然石凌拥有直面重大主题的勇气,但由于人物的众多,事件的纷繁,时间的漫长,一旦裁剪不当,便落入了“石化”的境地。现实在写作者面前,会变成蛇发妖女美杜莎,一旦直视她的眼睛,写作者就会变成石头。什么都写,固然拥有其独特的在记录意义上的价值,但文学最需要的或许不是记录,甚至也不是上文所说的“纯粹叙述”,而是揭示。揭示是英雄柏修斯手中镜子一样的那面盾牌,它可以映照出美杜莎的身影,使人在面对纠缠不清的现实生活时免于“石化”。在同样的篇幅内,精当的裁剪不仅可以留给细节描写以发挥的空间,还能使叙述更有节奏和韵致,使小说文体本身更加纯粹,也使得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更加隽永而富有意味。为了让我们对《支离歌》的讨论更明晰,我们或许可以参照贾平凹同样写经济变革时代的小说《浮躁》。《支离歌》和《浮躁》一样,都试图用文学的方式给时代找到一个总体性标识,所不同的只是前者的标识为“支离”,后者为“浮躁”而已。实际上,真正让《浮躁》展现出韵味的地方,并不是贾平凹对那个“浮躁”时代的把握和书写,而是他对“性情”的描述。“性情”实际上成为了贾平凹透析时代的突破口。《支离歌》缺乏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突破口。从另一方面来看,内容的丰饶,加上石凌不意裁剪的文体,注定了《支离歌》是一篇描写丰饶的小说,却不一定是精当隽永的作品。从丰富多姿的文学史来看,现实主义小说固然要追求细节的真实多姿,小说中丰饶的细节描写未尝不可,但丰饶本身显然不应该是小说的目标。

  应该说,出于对“丰饶”的史诗性的追求,石凌的长篇小说《支离歌》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和其中的人物命运,小说也的确显露出了丰饶的魅力,却也同时收获了丰饶所带来的危险。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王勃《别薛华》)在改革开放的大江大河里,多少人离开故土在沿海地区漂泊,这些人又历经了多少艰难辛苦?此情多勉强,此生多支离?《支离歌》也许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但它以广袤的视界,将那些淹没于繁华之中的心酸过往都记录在案,后之来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杨雅,本名杨不寒,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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