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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145        发布时间:[201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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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燕,女,辽宁锦州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博士后。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作家评论》主编,辽宁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乡土文学和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出版著作《风景颗粒—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小说解读》,另一部《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即将出版。

                                                                            


作品欣赏:在轻与重之间飞翔——读铁凝长篇小说《笨花》

     

    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村子,写了村子里的几户人家,写了几户人家里的几十个人,几十个人中又浓墨重彩地写了一个叫向喜的男人。这个名为笨花的村子,本来平淡而又平凡地栖居于历史的褶皱深处,就因为这个叫向喜的卖豆腐脑的农民,它便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这近五十年的历史风云有了撕扯不开的勾连,而这段历史便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不远不近的背景。 

     “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以本土棉花为村子名,为小说名,这里边应该有着作者深刻的寓意。在民间,笨就是土的、本地的意思,笨狗就是本地狗,也叫土狗,笨鸡即指本地鸡,也称土鸡,笨高粱是区别于外来品种的本地高粱,而区别于洋棉花的便是本地棉花、土棉花,也就是笨花了。把笨和花放在一起,在冀中平原,本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无意组合,而当“笨花”这个词语被作者信手拈来作为村子名和小说名时,却呈现出一种生活与生命的觉悟。

    笨往往与重相联,与朴拙相伴,由重而笨,由笨而拙,它是一种下沉的状态,是一种内敛的朴素的阳性的美,而花是轻的向上的华丽的阴性的,它具有着与笨反方向的品质。小说中的人物,人物的生活场景,生命状态,无不体现着这轻与重的结合阴与阳的交汇朴拙与华美的相融。于是,他们以及它们便拥有了丰富,具备了弹性,达到了圆融。

    而这种丰富、弹性与圆融最终是来自于作者对浸淫于儒道文化中的中国乡村的认识,对儒家文化有意的摹写与对道家境界无意的表现成为《笨花》这部长篇小说的风骨,而乡土中国与乡土农民也正是通过笨花村向喜等人身上体现的这种儒道文化而具有了崭新的文学史身份。                    

    《笨花》是一个只毽子,冀中平原上的笨花村就是毽子上的那枚铜钱儿,无论是由向喜牵出的笨花村外的大千世界、历史风云,还是异地的风俗、都市的文明亦或基督教的异质文化,它们都不过是由笨花村这枚铜钱儿伸展开去的美丽的羽毛,它们只有和笨花村粘着一起才构成价值,才具有意义。

    毽子之所以成为毽子,不仅是因为有了羽毛的轻盈,更缘于有了铜钱的重量。

    笨花村、笨花人或者说就是中国的乡土社会与乡土农民是《笨花》这部小说所要表现的核心。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笨花村人有着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节奏和生活内容,笨花村是相对静止的封闭的,我们能够从作者精心描绘的许多乡村场景和风俗中体会到这种静止与封闭,黄昏中打滚的牲畜,鸡蛋换葱的小车,卖烧饼的老人,卖酥鱼的骗子,卖煤油的吆喝,糖担儿的铴锣,花窝棚里浪漫的交易,都仿佛是周而复始要永远演下去的乡村戏剧,在这里,乡村的历史仿佛停顿了,就停留在那样一种时刻,那样一种历史场景之中。然而,笨花村毕竟是时代中的笨花村,是历史中的笨花村。乡村的生活到底是打开的,它向时代敞开着,向历史敞开着,没有世外桃源,时代和历史的风云不能不影响着这样的村庄,影响村庄里人们的生活甚至命运。笨花村出了个向大人,向大人就是笨花村与外面世界的通道,由向大人的儿子向文成引进笨花村的科学与文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笨花人的生活,而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山牧仁和曾在京城上过学的甘子明,由保定来到笨花的取灯,到外面读书的武备与佟继臣等人也共同对笨花村人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改变了笨花村一成不变的生活,当然,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更是彻底打破了笨花人悠闲宁静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作者正是要在这封闭与打开、动荡与静止,这变与不变中展示中国乡村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揭示乡村世界的精神构成。这是小说的重中之重,也是小说的旨归。

    中国的乡村一直是中国文人书写的对象,在他们的书写中,乡村或是善与美的载体,或是愚昧与落后的指称,有人把它视为民族的根基,灵魂的故乡,有人把它比作藏污纳垢的染缸,至于中国的农民,他们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更是被讴歌着,被同情着,被启蒙着,被鞭挞着……而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的乡土中国史。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文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是的,乡土既造就了我们民族光荣与骄傲的历史,它也赋予了我们诸多的局限和负面根性。“笨花人喜欢把笨花村的历史说得古远无边,以证明他们在这块黄土平原上的与众不同。他们尤其热衷于述说自己那捕风捉影似的身世,把那些说不清的年代统称为老年间。”这些移民的后代,为了使自己祖先开垦这块土地的光荣更有据可查,还杜撰出由那次移民而来的背手走路和脚上的小拇趾不长指甲这样一些人体特征。然而,在笨花村人这里,祖先的开拓从来只是他们自豪的谈资,他们自己要做的只是牢牢守住祖先开创的这份基业,只是在种植洋花的时候不忘再种一些笨花来记住祖宗。他们自己已经成为被种植在土地里的庄稼,即便是不得已离开了家乡和土地,那他们的灵魂也还在那片土地上游荡着。这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在这个乡土社会里,凭着口耳相传的经验,遵循着世代相袭的礼俗,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扰,每个人都可以如他的父辈那样,在土地上平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所以乡土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个农人的宿命,成为了他的根。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是这样阐述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到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笨花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乡土社会,这个冀中平原上小小的村落不仅有着美丽的乡村景致,有着韵味悠长的历史传说,有着野性活泼的民风村俗,单是向文成、大粪牛、西贝梅阁、西贝二片、大花瓣、小袄子、瞎话等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就使这个名为笨花的村庄呈现出了丰饶的构成状态。这些人本来可以按照前辈的生活轨迹有条不紊地走向自己的结局,但因为村庄向外的打开,因为时代的动荡,因为外来文化的侵入,他们的命运就因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在整部小说里,小袄子是个小人物小角色,却是最具光彩的一个,这个聪明伶俐却又无知无识的浪荡女子,表现出了乡村社会一种真实的悲剧性存在。小袄子与她的母亲大花瓣相依为命,而大花瓣是靠钻花窝棚和野男人来养活自己与女儿的,作为笨花村声名狼藉的大花瓣的独生女儿,小袄子是在村人的白眼和蔑视中长大的,她走上她母亲的道路仿佛是个必然。在作者的笔下,笨花村里没有单纯的好人和坏人,即便是大花瓣和小袄子这母女俩,作者也没有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应该说小袄子是一个聪慧的乡村少女,她的不幸来自于她的家庭和她的生长环境,是家庭和环境造成了她的悲剧人生。西贝梅阁是笨花村的另一个异类,她把上帝作为自己的不二信仰,最后拖着被疾病折磨得形销骨立的躯体殉了她的信仰。西贝梅阁和小袄子这两个笨花村少女,一个因为信仰,一个因为没有信仰,最后都在自己的花季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西贝二片和瞎话都属于平日里吊儿郎当不被村人尊重的那类人,但到了关键时刻,偏偏却是他们成了英雄。小袄子因为没有坚守的东西,她的人生太轻了,而西贝梅阁对上帝的痴迷,又使她的人生太重了,西贝二片与瞎话平日里表现出来的是他们轻,而他们的内心毕竟还有着自己坚守的东西,所以关键时刻他们都能舍生取义,实现了他们的重。大粪牛是个典型的农民,土地就是他的宗教,如果把他的人生也比喻成一只毽子,那么他这只毽子没有美丽的羽毛,只有那枚厚重的铜钱。

    向喜的儿子向文成是小说中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物。如果说向喜离开笨花村后驰骋江湖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归笨花,那么作为他儿子的向文成却身在笨花村心盛天下。他乐于接受一切新生事物,乐于参与一切文明与进步活动,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笨花村外的天下大事,甚至还在家中挂着长江上游地形图,以使自己时刻面对着一个比笨花大出千倍万倍的广阔无边的世界。貌不惊人自卑而又自尊的向文成,在学医之外,还自学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在笨花村被人敬重的有用的人。作为笨花村的智者,向文成对笨花村的影响远远大于他那个曾官至中将的父亲,他简直就是笨花村走向文明的引路人。然而,就是这个开明时尚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紧跟时代的向文成,却又有着他作为笨花人传统固执的另一面。比如他衣着打扮上的笨花传统,他不习惯穿丝袜,永远穿着布袜子,不习惯穿皮鞋,把皮鞋当水鞋穿,他不留胡子,习惯用老式剃须刀剃脸,他反对他二叔向桂的张扬,他与人为善处世中庸平和。他虽然接受了科学与文明,但他骨子里是与他的父亲相通的,传统文化凭借教化的力量早已渗透到了他的灵魂深处,他刚咿呀学语就被灌输着《三字经》、《弟子规》、上《论语》、下《论语》,儒家文化的熏陶教化使他不管如何开明,却永远不可能离经叛道。

    赵园在她的《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中认为:“广义的农民文化,即使不等同于传统文化,也是其重要部分;且因形态的稳定单纯而具体,易于标本化。” 其实,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产生于乡土中国,并由乡土中国所支撑着的,它们经由乡村知识分子的阐释与传递,便与其他民间文化相结合,成为渗透力极强的农民文化或者称为乡土文化。铁凝在《笨花》中极力渲染的就是这种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示它们对于乡土人格的意义。这种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笨花》中,既可以分析出向喜忠义孝悌仁爱中和的儒家文化,也可以判断向文成儒道兼修的守成与放达,更有钻花窝棚所传达的民俗传统以及诸多传说中所蕴涵的鬼神文化,甚至在大粪牛和瞎话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朴实的乡村哲学和文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农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不如说它是传统文化稳固的载体。是厚重而悠久的农耕文明的长期蕴积,才产生了成熟而完整的传统文化,而这种成熟而完整的传统文化是反过来要作用于乡土社会的,当我们剖开构成复杂的乡土文化就会发现,其实在乡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主体,在起着文化上的支配作用,无论是乡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礼治文化,还是安土重迁文化,它们都只是儒家文化在不同方面的体现,儒家文化已经渗透了乡土文化,在乡土社会里,传统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的教化中演变成为稳定的礼俗,礼俗是习出来的,是乡土社会中人们自觉遵守的规矩,这种规矩对乡土来说有着比法律更强大的威力。关于儒家的“礼”对人们的约束力,费孝通先生是这样阐述的:“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富而好礼’。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有时以逃脱为荣)。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己。……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 

    铁凝在《笨花》里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真实的乡土社会,展示了这个社会复杂的文化构成。在这个乡土社会里,人鬼神同在,各种文化元素并存,而作为生活在这个乡土社会这种文化氛围之中的个体,也就成为了这种复杂乡土文化的产物,因之,他们的文化人格也就被打上了这种文化赋予他们的或光彩或晦暗的印记。小说中,向喜曾遭遇的鬼魂,活犄角帮天上雷公下雹子的传说,元庆媳妇离奇的死亡,它们都构成了乡土文化的神秘,也使小说笼罩上了一层倘恍迷离的色彩。对“举头三尺有神明”和生死轮回的敬畏在乡土社会代代传递,它所造成的心理恐惧与儒家文化一起对乡土社会的人们产生着行为约束力,这一点,我们从已经成为管带的向喜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还暗暗想到“鬼们神们,在笨花村的石人石马前我可没有亏待你们呀。”这种行为中可窥一斑。除了鬼神文化,乡土文化中还有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还有道家文化,而道家文化是乡土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的一种最重要的文化构成。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儒道都表达了农民的渴望和灵感,只是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他认为道家思想里把自然有意识地理想化与中国的农业根基和小农思想有关。他说:“农民时时与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这种赞美和热爱被道家的人发挥到了极致。”而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以及一种生存状态,乡土社会的人们实际上是处于道家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的,他们与大地与庄稼与乡土上的一切有机生命和无机生命都融为一体,他们总是试图在礼俗之外率真地表达自己,淋漓尽致地释放自己的生命力。小说中,向喜的灵魂时刻与故乡的田野植物同在,“离开家乡后,最让向喜想念的好象就是家乡的野花野草”,那种象征着故乡甜蜜感觉的植物老鸹喝喜酒更让他念念不忘,并“在大江南北的旷野里常常想起它”;取灯一踏上笨花的土地就陶醉于那生机勃勃的原野,陶醉于原野上野性的空气与纯净的天空;而花窝棚中野合的男女,花地里采摘的喜悦,也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美妙的和谐。儒家文化是约束人的,而道家文化是释放人的,当儒道两种文化在乡土社会结合在一起时,乡土社会的人们便拥有了生命飞腾的轻与生命归依的重,但真正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又有几人呢?他们不是如小袄子那样由于挣脱了乡土的礼俗而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象大粪牛、西贝梅阁一般怀着某种痴念承受着生命中令人窒息的重。既拥有飞扬的生命激情,又恪守着乡土社会的礼俗,恐怕只有《笨花》中的向文成能勉强为之吧。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作为文学形象,小袄子、大粪牛、西贝梅阁以及笨花村所有的人,他们却都拥有了一种由重到轻的飞扬与由轻到重的滑落,最后成了叛徒的浪荡的小袄子也有她的美丽、聪明与善良,也曾勇敢地帮助过抗日组织,有过几次让笨花村免除日本人涂炭的贡献,在被人轻贱的境遇中,她也有着被人尊重的渴望;苦做固执的大粪牛同时也是西贝家威严的掌权者,是笨花村最具耕种智慧,最受人敬重的农人,他有他人生的安慰与骄傲;而西贝梅阁对文明的渴望,对信仰的执著,更使她的生命焕发出神圣的华彩。甚至从向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生命的飞扬与依托。向喜是作者着意展示的一个有着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乡土人格,然而,在向喜恋土重家之外,他也有着他富于人性光彩的另一面,在这一点上,他的儿子向文成与他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戎马生涯中,向喜不但欣然接受了笨花世界以外的包括保定的豆浆,南方的茶叶,灯笼红萝卜等等许多新鲜的事物,而且还接受并接纳了不同于笨花女子的另外两个女人。他与小袄子大粪牛西贝梅阁等人一样,作为文学形象达到了轻与重的结合,朴拙与华美的相融。

    乡土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由礼俗约束的,由文化支配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们从自我出发,编织出密密麻麻的伦常关系,而处于伦常关系中的每个人他们的行动都是出自一种由文化支配的欲望。笨花的孩子从出生始,就生长在这样的乡土文化环境里,耳濡目染的也是这样的文化,他们在无可选择中被文化塑造着,被文化支配着,被文化制约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教化过程中,被教化者没有选择的机会。他所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先于他而存在的。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在乡土社会,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这社会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此时文化象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因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向喜就是在这样的教化中成长起来的笨花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向喜是勾连起这部四十几万字《笨花》的一根金丝线,也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寄托着作者审美理想一个人物,儒家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的主体,在向喜身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向喜是一个走出去的笨花人,然而我们在这个走南闯北曾官至中将的旧军人身上看到的却永远是笨花村的向喜,至于他改名为向中和,字谦益,也只起到了凸显他儒家文化熏陶下传统人格的作用。他永远按照在笨花村形成的思维和准则去做人做事,他根据一个笨花村农人朴实的理解,把完成长官的指派看作拿人工钱的“干活”,遵循既然拿了人家工钱就要把活计干好的宗旨。在向龟山总攻之前,向喜受了伤,受了伤的向喜便“又想到了干活儿,他寻思既是干活儿,就有个下工的时候。他抚摩着胳膊上仍在淌血的伤口,心想,其实这会儿他完全有理由佯装重伤,叫卫生员把他抬下火线——他下工了。可转念一想,他是拿了主家的工钱的,开拔时他还拿出双饷的一半:五十块现大洋寄给弟弟向桂,叫他买头驴再买挂水车,笨花的地不能光旱着。没有双饷的工钱,家里哪会有驴和水车?想到这些,向喜才又打消了下工的念头……”(第50页)。向喜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军人,他只是一个朴实仁义的农民,是一个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富有责任心的家庭长子,一个兄长,一个父亲,他所坚守的人生信条从没因他身份的改变而改变。他永远认为只有笨花那个家才是他的家,他思念家乡的野花野草,独自回味笨花村那些模糊不清的生活细节让他感到快慰,他认定人和花草一样,“哪里的花草就是哪里的花草,哪里的人就是哪里的人,想变也变不了”,而他就是笨花人,这是永远变不了的。他曾有过的短期乡村私塾教育,使他自始至终遵循着与人为善仁爱孝悌的宗旨,奉行着做人本份不事张扬不走极端的中庸原则。《论语》、《孟子》作为向喜行伍生涯中不断温习不断阐释的经典,其实支配并支撑了他的一生。

    笨花的向家是种田的出身,虽然直到后来出了向喜这个中将也还经营着土地,但毕竟无论向喜还是向文成都是读过书并接触过外界文明的人,他们在《笨花》中应该属于乡村知识者,而与之相邻的西贝一家才是真真正正的农民,在大粪牛的治家方略与做人准则上,我们更能窥见一个农民身上儒家文化的印记。小说一开篇就写到“西贝家的院子显得严谨”,吃饭时,“西贝家的人同时出现在这狭长的‘胡同’里,坐在各自的房门口一字排开”,而且“这个次序的排列从来有条不紊。他们或蹲或坐在各自的位置,用筷子打捞着碗里的饭食。西贝家的饭食在村中属中上,碗中米、面常杂以瓜薯,却很少亏空。”“西贝家进餐一向是封闭式的,他们不在街上招摇,不似他人,习惯把饭端到街上去,蹲在当街一边聊天一边喝着那寡淡的稀粥。”“大粪牛主张活得谨慎”,而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庄稼人,“大粪牛站在当街便可以俯视全村了”。“大粪牛的眼光是高傲的,他对村人在耕作上的弊病,历来是心中有数……并不开口或批评或建议,大粪牛是一个缄默的庄稼人”。凡此种种,可见大粪牛的治家和做人无不体现着中庸内敛长幼有序的儒家思想,大粪牛没有如向喜向文成那样进过私塾读过孔孟之道,但他的精神气质决定他在驳杂的乡村文化中汲取了其中的儒家思想,并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学处世哲学。瞎话是笨花村中一个说话不着边际的人,然而,他对向喜一家的的忠诚对笨花村的维护,却又体现着传统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

    在《笨花》中,铁凝还将一种异质的基督教文化通过笨花打开的大门送入了笨花,而当这种异质文化面对笨花根深蒂固的以儒道为主的乡土文化时,便遭遇了一种尴尬。除了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向家对之表现出了宽容(但绝不是接受),就只有在向文成的熏染下开阔了眼界的西贝梅阁接受了它,成为了它的信徒,而从教徒的受洗被笨花人理解成光着身子披着白包袱皮往水里按,从他们对这个仪式“既神秘又寒碜”的认识上,可以看到一种异质文化要融入古老的乡土文化是非常艰难的,这种文化整合需要漫长的过程。

    总之,铁凝怀着对乡土社会的美好情感,以长篇小说《笨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历史中的村庄,打开了中国的乡土社会,为我们剖开了乡土社会复杂的文化构成,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在乡土中的刻满文化印记的人。中国的乡土在铁凝的《笨花》中第一次以文化的乡土出现,那些乡土社会里的农民也一改他们从前的文学史形象,第一次以令人敬重的文化人格散发出别具一格的文学魅力。

    生命中有不能承受之重,也有不能承受之轻,只有当轻与重结合到一起时,生命才真正具有了飞翔之姿,《笨花》中的乡土中国在审美的世界里为我们表演了一场美丽的飞翔。

    笨花是根,根是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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