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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149        发布时间:[2019-08-11]

  

  第五章

  深圳科技园

  一

  当年的深圳科技园与今天不一样。简单地说,今天的深圳科技园是个巨大而成功的科技地产项目,而当初更像一所教学或科研机构。建筑像,人文氛围更像。大约其中的骨干都是我和李卫这样的人,不是来自大学就是来自研究所吧。

  当时科技园只有北区,深南大道以南一片荒芜。很长时间,我都以为那片土地是深圳大学的储备用地。因为那片荒地与我们科技园隔着一条宽阔且高高隆起的深南大道,一南一北仿佛是两个世界,而与斜对面的深圳大学却紧紧相连,唇齿相依。

  我在一栋类似大学教学楼的建筑里办公,居住场所则直接就是大学生宿舍。办公室大而无当,因为,我的办公室是一间教室。

  第一项工作是从一大堆来信中挑选真正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科学发明或技术革新。我看资料算快的,还是用了整整三天连同晚上加班才把所有的资料过目一遍。第四天,李卫上来查看我的工作进展,见我把资料分成整整齐齐三大摞。他问什么意思,我指着最大的一摞说,这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伪科技。又指着中间的一摞说,这些发明或革新或许靠谱,但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最后,我才指着最小的一摞说,这里面可能有好项目。

  李卫没说话,看着最大的那一摞,眼睛露出惋惜,似担心有好项目被我遗漏了。

  我随意抽出一份递给他。

  李卫在翻看那份工工整整并且绘制有精美图表的厚厚一摞材料,我说:“是永动机。”并补充道,这种被欧洲科学家折腾一个世纪证明是完全走不通的路,和炼金术一样,我们就不用重复了吧?

  李卫没说话,把资料放回去,他自己另外抽取一份更厚的资料。

  是开发地心引力的。有计算公式,还有示意图。发明人的数学水平比我高,因为他提供的计算公式中包括偏微分方程,我看着费劲,也难以验证,或者说我验证不了,干脆偷懒,直接跳到最后看结论。结论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转换,最终能改变引力的方向。只要把地心引力从垂直向下变成垂直向上,或者不需要垂直向上,只需稍微改变一点引力的方向,任何物体都能自动飘浮起来或至少平移。如此,我们就能把天大的物体自动提升或移位,比如把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平移到台湾海峡。如此,不仅台湾自动回归大陆,而且印度洋的暖风夹带着雨水直接吹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夜之间会变得更加强大。

  这次我没再说话,李卫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因此我也不能唠唠叨叨,搞得一点都不像知识分子。我相信李卫博士应该具有基本的科技判断力。

  还有更加稀奇古怪和振奋人心的“发明”。我真佩服李卫,到底是美国博士,看了这些材料居然一直表情严肃。而我则不行,这三天看的时候,差点笑岔气。

  如此这番,最后,从浩瀚的资料中我们筛选出五个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项目。

  集体讨论,举手表决,最终挑选出三个项目。一是湖北民办教师发明的生物节律计算尺,二是河南工程师研发的万向插头,三是西安一家企业开发的竖拉式窗帘。李卫让我立刻联系对方,请他们来深圳具体面谈。

  考虑到他们进特区需要边防证,我们还特意出具了请南头派出所加盖公章的官方邀请函。

  二

  三位发明者陆续来了。

  湖北的民办教师其实就是农民,不仅穿着过分朴素,而且提着一布袋馒头来深圳。我看着心酸,真想帮他,但我们的合作方式是对方出发明专利,我们提供场地和宣传推广平台,至于产业化的直接费用,包括原材料、设备和人工费用,则需要双方共同承担。所谓“谈”,就是谈这部分出资比例。我们给予民办教师的项目最大的出资比例,科技园承担七成,发明人只要出三成。可民办教师一分钱都拿不出,连回去的路费都靠我们赞助,怎么“合作”?

  万向插头情况好一些,工程师起码不会让我们操心他的生活费。但他表示自己只出技术,不出资金,单纯技术入股。在今天看来,他的要求没错,但当时我们创业中心的政策是对方必须出钱。这是上面定的,我和李卫无法改变。而且,我本人也认为这个政策有道理,让发明者出钱,不是我们差钱,而是从一开始就用经济手段把大家绑在一起。否则,我们没有任何制约发明人的手段,万一项目进行到一半,对方忽然另找一家合作单位怎么办?民办教师实在没钱,另当别论,工程师有钱却一分钱不出,什么意思?如果不是对他自己的发明没有把握,就是此人为铁公鸡,不好合作。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敢继续“孵化”。所以,该项目同样没做成。

  最后,真正达成合作的是竖拉式窗帘。对方好歹是个企业,有自主开发资金,他们已经生产出样品,只是想利用我们的平台扩大生产与宣传推广,直接把新产品从内陆一下子推广到沿海来。我们双方互惠互利,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我们当即划出两间教室,一间用于机械组装,另一间用于缝纫。他们带来一名技术工人,我又跑到市场上招聘了两个学机械加工的人来。至于缝纫车间的工人,好办,懂一点裁剪并会踩缝纫机的妇女就行。

  为节省时间,双方商定,机械零件暂时仍然由对方提供,从西安托运过来,等将来供不应求需要扩大规模的时候,再考虑于深圳本地委托加工。

  第一批产品很快生产出来。

  传统的窗帘是朝两边拉的,我们“孵化”的窗帘是上下拉,像如今随处可见的商铺卷闸门。顶部窗帘盒里面有一个机关,内置弹簧,还有滑丝。窗帘拉到任何位置,只要一停,滑丝就弹起来,自动扣死,窗帘停在那里,再拉的时候,稍微一给力,滑丝打开,窗帘又继续下行。收窗帘的时候,先向下拉一下,让滑丝打开,稳住,再给一个松力,窗帘就自动卷上去了。

  我们认为东西不错,很有推广前景。李卫特别强调,我们搞产业化,眼睛不能只盯着“高科技”,还要考虑经济适用,只有经济适用的产品才可能迅速推广。我和李卫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我希望在此基础上,新产品的科技含量还是更高一点比较好。不然,一旦我们推广开来,马上就会遭人仿制,靠专利保护天天打官司不是上策,最好产品本身就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就是将来打官司,我也希望对方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人。如果一点技术含量没有,对方完全“光脚”,这官司打起来没意思,打赢了也没意义。

  李卫说,先不考虑那么多,先把竖拉窗帘的事情做好。做好第一个,我们马上腾出手来做第二个。不是还有两个储备发明吗?

  我说是,还有新收到的发明材料,沙里淘金,总会有好的。

  我对创业中心的前途充满信心,给张素梅写信更是报喜不报忧,添油加醋,把深圳描绘成天堂,比美国更加“天堂”,起码没有语言障碍和种族歧视。

  我说深圳自然气候特好,人文气候更好;说深圳科技园比北京有色院好多了,气氛宽松前景广阔;说我们高科技创业中心比有色院的实验室好一百倍,说李卫博士比王国英主任好一千倍……

  张素梅这个大傻妞,接到我的信,正好赶上英语大专班毕业,招呼都没打,带着儿子就来深圳了。

  我当然非常高兴。但她确实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连一家三口住的地方都没准备。

  李卫也很意外,似觉得我不该这个时候就让老婆孩子来。

  我想解释,却不知道怎么说。难道说是张素梅自己跑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能这样说吗?说出来谁信?

  我向李卫介绍张素梅:“这是我老婆。”

  李卫挤出一点笑容,随即有一个不容易被察觉的皱眉头。

  第二天,在一个单独场合,我向李卫表示抱歉,说张素梅真是,没打个招呼就跑来了,这不影响我的工作嘛。

  李卫说不会啊,你今天不是照常上班了嘛。

  我见李卫没有表示不高兴的样子,更加疑惑,问他昨天为什么皱眉头。

  他说是吗?我昨天皱眉头了吗?

  我说是,昨天我向你介绍我老婆的时候,你轻轻皱了一下眉头。

  他听了,居然又皱了一下眉头。

  我说你看,又皱眉头了。

  李卫说,是啊,你怎么能说“老婆”呢?

  “她是我老婆啊,”我说,“不说‘老婆’,说什么?”

  “起码应该说爱人嘛。”

  发觉李卫真有意思。他确实比我“精英”,普通话比我标准,也比我待人礼貌,但也比我更迂腐。叫“爱人”就一定比叫“老婆”文明吗?我倒觉得叫“老婆”更亲切、更准确、更实在。

  张素梅确实是我“老婆”,但不一定是我“爱人”。马克思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基础上的外国人的观点。按照我们中华文明,婚姻以门当户对最重要,但所谓“门当户对”也与时俱进。古代,看两家各有多少亩土地。近代,视双方各有多少资产。现代,则衡量男女双方的综合条件是否对等。对等了,也就平等了。平等了,婚姻也就平稳了。所谓“门当户对”和“郎才女貌”,其实也是一种总量对等。至于大户人家的千金与穷书生相爱,如果穷书生果然金榜题名,则实现“总量对等”,皆大欢喜,相当于大户千金买了潜力股。如果未能金榜题名,则结果必然是悲剧。具体到我与张素梅,我虽然学历比她高,单位比她好,但她是地道的北京姑娘,并且那么大气,一点都不忸怩做作。当时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在单位又没人缘,加上性饥渴恨不能当“强奸犯”,可不就正好对上了嘛,哪里想到什么爱情?再说,汉语原本没有“爱情”这个词。实践也证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最不牢靠,因为人是会变的。还说我自己,小时候喜欢毕燕,也可以说是“爱”毕燕,但今天的毕燕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吗?我爱小时候的毕燕,不一定爱今天的毕燕,更不敢说爱将来的毕燕。倒是张素梅,原本并不符合我的择偶条件,因为各取所需碰巧搞到一起,结婚生子,倒觉得越来越顺眼了。她身上北京女孩特有的豁达与仗义,是毕燕、杨俐和大多数南方女孩不具备的。夫妻一辈子风雨同舟,我觉得豁达与仗义比短暂而热烈的“爱”更重要、更牢靠。

  三

  我自己做主,让几个做缝纫的女工帮忙清理出一间教室,安上我们自己生产的窗帘,充当我们一家三口临时的“家”。

  家里空空荡荡的,视线不拐弯,一览无遗,只要在屋里,彼此时刻都能看见,倒也显得另一种温馨和亲切。每天我出门就到办公室,张素梅怕打扰我的工作,带着儿子在附近瞎逛。那时候科技园南北还没打通,从深南大道到科技园是一个长长的下坡,她抱着儿子走上去还有点费劲。我劝她不要上深南大道,车多不安全。她笑笑,把活动范围缩小在科技园北区之内。当时这个区域面积相当小,就邮电局门口那地方有些热闹,偶尔有卖水果的光顾。张素梅碰到六毛或六毛五一斤的橙子,就顺便带回一些,晚上等我回来用刀切开,一家三口吃得满嘴甜蜜。

  儿子两岁,话说不全,却很想说,偶尔蹦出一句能惊天动地。有天半夜他突然醒来,瞪着大眼看着我们,我和张素梅吓得不敢动。儿子问我:“你也不是小孩,干吗趴在妈妈的肚肚上?”

  再苦不能苦孩子。我们商定,她先带儿子回北京,等我赚够了五万块钱,能把儿子送进“贵族学校”了,他们再来。

  我们已经打听清楚,宝安西乡那边新建一所“贵族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寄宿,条件不错,就是价钱不菲,五万元是“门槛费”。

  我坚持让他们乘飞机回去。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张素梅半夜起来悄悄上个厕所,把儿子安顿在卧铺上,谁知刚进厕所,就听见儿子在卧铺上哇哇大哭,把一个车厢的人都闹醒了。回去的时候我绝不能让他们再遭罪。

  我把他们送到广州白云机场。儿子很开心,先跟飞机照个相,然后才登机。我望着直冲云霄的飞机,眼眶一片模糊,第一次体味离别之痛。

  我开始考虑挣钱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我在科技园的工资每月800,差不多是在北京的四倍,但即使不吃不喝,靠这点钱把儿子送进“贵族学校”也要等到猴年马月。要想提高收入,唯有让项目产生效益。效益好了我们才有提成,这是当初就说好的。要产生效益,首先必须把产品卖出去,钱收回来才行。

  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竖拉式窗帘的销售上。

  先到南头书店买来一堆营销方面的书,看了一晚上,大致明白一些销售概念,知道打广告是营销的最直接手段。

  我亲自跑到特区报广告部,带上产品,说明来意。对方很热情,对我们的产品赞不绝口,说很有前途,广告一打,营销局面必定迅速打开。我听了相当开心,仿佛看到我们的广告铺天盖地,一夜之间,深圳家家户户都用上我们竖拉式窗帘了。但是,一谈到广告费,我立刻就蔫了,因为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中巴车一路颠簸把我从罗湖晃回科技园,走了一个长长的下坡。没精打采地回到创业中心,使劲喝了一大杯水,还不敢把失落的情绪传染给下属,更不能告诉合作方。咬着牙,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

  晚上接着看营销攻略,果然又收获一些启发。决定营销从身边人做起,恨不能半夜去说服李卫,请他与我一起说服领导,要求把科技园的窗帘全部换成我们的产品。

  李卫很开窍,我一说他就通了,带我一起去见更大的领导。

  既然说东西好,我们自己怎能不用?如果我们科技园自己都不用,又怎么能让别人用?

  说服工作并不容易。不是我们说的没道理,也不是领导不支持,实在是当年的科技园与今天不能同日而语。当时太穷,没钱,怎么支持?

  李卫打起了退堂鼓,我则没有放弃。大约是我挣钱给儿子上“贵族学校”的心情特别迫切吧,强迫自己继续开动脑筋,知难而进。第一,只赚吆喝不赚钱,以成本价给科技园换窗帘;第二,可以先换窗帘,以后再给钱;第三,把旧窗帘拆下来,缝补浆洗,重新裁剪,安装到我们的新式窗帘盒,成本降到最低,价格当然也是一落千丈;第四,说服合作单位,讲解此举的广告意义和示范作用,让他们接受先安装以后再收钱并且其实不赚钱的营销方式……

  初战告捷。看着整个科技园全部用上了我们的竖拉式窗帘,我的信心增添不少,李卫的脸色也多云转晴。

  紧接着就是第二步,上门推销。

  我招聘了几个推销员。我没有搞性别歧视,也就是没有只招聘美女搞推销,而是男女搭配。我相信年轻漂亮的女性在与陌生人初次打交道的时候确实具有优势,但客户最终决定掏钱与否,是绝对不会只看推销员脸蛋的。我将心比心,把自己设想成客户。平心而论,我确实愿意与年轻漂亮的美女推销员接触,却更放心买素质高的男推销员的产品。于是,招聘女推销员的时候,我主要看脸蛋,学历可放宽;招聘男推销员,则主要看素质,很注重学历与谈吐,专门招聘那些高学历、谈吐不俗、态度谦和并做人能掌握分寸的人。

  但是,因为我们给不了高工资,所以第一批招聘并不理想。这才发现,在一个公司里,女人的脸蛋与男人的素质,与他们的薪水成正比。低工资想招聘漂亮的女推销员和高素质的男推销员,确实勉为其难。

  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讲故事。

  我决定亲自出马,给应聘者讲故事。故事的要点有两处。一是说深圳科技园是正宗的国企,是深圳特区重点企业,进了该单位,有希望落实特区户口。二是说虽然底薪不高,但是提成多多,只要能把我们的高科技产品推销出去,就能让你一夜暴富。

  我自己都有些吃惊,一个读了一座图书馆科技图书的人,居然一夜之间爆发出超强的讲故事能力。不确定这种能力我是天生就有,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突然被逼出来了。许多年之后,我读到一本专讲忽悠的书,好像叫什么《卡耐基成功学》,其中就说到人都是有潜能的,有出乎你自己意料的潜能,只要把潜能激发出来,人人都是天才,都可能做出超乎寻常的成就来。说实话,我对所谓“成功学”一向不感冒,认为它其实就是“忽悠学”。但那一次,我的行为似乎印证了它的忽悠能力。说实话,忽悠到最后,我都被自己忽悠了,以为真是这样的,以为只要应聘到科技园来做我们竖拉式窗帘的推销员,就能立刻解决特区户口,就能一夜暴富。果真如此,那么我自己也干脆不当什么总经理助理了,带头做推销员得了。

  四

  第一个被我吓到的是总经理李卫本人。

  他见我一下子招聘来这么多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没有表扬我,却非常认真又像是有感而发地对我说:“其实你比我更适合当总经理。”

  “别,”我赶紧说,“打住。您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不是谦虚,是真不希望他这么说。一方面,这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他是我的老板,这要是放在古代君臣之间,我有杀头之罪。

  但李卫显然没有把自己当皇帝,他坚持说,如果是他,凭我们现在给出的工资待遇,无论如何也招聘不来这么多漂亮的姑娘和高学历的小伙子。

  他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敢告诉他。职场如战场,还是保持点神秘比较好。告诉他,不仅自曝家丑,而且有得意之嫌。但是,不知道是被他的民主思想和真诚所感动,还是我骨子里就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尽管已经意识到不说为好,还是忍不住把自己的“诀窍”对他说了。

  “讲故事,画饼子。”我说。

  他一脸茫然,不得要领,更激发了我的表现欲望,于是把自己的整个忽悠过程仔细描述了一遍。

  李卫刚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听着听着,脸色渐渐凝重,不无担心地问:“你这相当于封官许愿,将来万一兑现不了,他们找你麻烦怎么办?”

  我再次发觉李卫的迂腐,但我不能这么说。一方面,他是我上级,我又是他招到科技园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的老板,我不能当面说自己的老板迂腐。另一方面,李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我从心里佩服他,也可以说尊敬他,我不能说他迂腐。所以,我只能老老实实跟李卫解释。说第一,我并没有把话说死,科技园确实是国营单位,他们来了,只要做出成绩,将来确实“有希望”落实深圳户口,“有可能”发财。第二,您不能小瞧女人的脸蛋与男人的学历,这批人当中藏龙卧虎,说不定真有神人,能迅速打开营销局面,到那时候,我们就真该帮他们落实户口,让他们发财。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说明我不是“忽悠”,至少是“忽悠成真”,他们凭什么找我麻烦?

  李卫被我说得直点头。不确定是他承认我说得对,还是承认我会“忽悠”。

  尽管点头,但李卫的眼神仍然将信将疑。不管那么多了,我假装看不懂,硬着头皮往前冲。

  很快,就证实了李卫的疑虑,因为这批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不傻。我说得天花乱坠,把他们忽悠到我们科技园的高科技创业中心。他们来了一看,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或大致看出了门道。这批人素质很高,没有一个人如李卫担心的那样找我麻烦,而是选择轰轰烈烈地来,静悄悄地走,走的时候连干了几天的工资都没找我结算。估计是“底薪”太低,不值得与我费口舌了吧。暂时没走的,应该是还没有寻到合适的去向,免费居住在我们这里,骑马找马。

  当时我承诺给他们的底薪非常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住宿还是提供的。不是我大气,而是因为当时科技园不景气,许多宿舍空空荡荡,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不如任他们住。我忽悠他们来推销我们的竖拉式窗帘,他们一开始被唬住了,后来明知是忽悠,并不戳穿,揣着明白装糊涂,用“反忽悠”的心态在我这里忽悠一个安全且免费的暂住地方罢了。

  这个我也清楚,但我相信凡事都有例外。这么多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聚在一起,说不定就能碰撞出奇迹来。

  果然,奇迹出来了。一个叫摩卡的美女傍上一家大客户。

  摩卡姓斯,叫斯摩卡,但我们就叫她摩卡,她也乐意大家这么叫她。

  摩卡并不是这批美女中最漂亮的,但肯定是最特别的,不仅名字特别,而且长相特别。简单地讲,她长得像外国人。具体说,有点像小时候我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阿尔巴尼亚女孩。一问,她果然来自新疆,于是我怀疑她的遗传基因中有维吾尔族人或哈萨克族人的成分。但只是怀疑,不能确认,也没心思确认,那时候我的心思全在销售上,希望我们的产品迅速销售出去,迅速回款,产生效益,然后我就能兑现提成,尽早凑足五万块钱,把儿子送进西乡那边的“贵族学校”,把老婆接到自己身边。

  摩卡傍上了一家大医院的副院长。这是一家知名的大医院。当时没有“三甲”这个说法,但确实是当时深圳最大、最正规、最有名的大医院,大到门诊和住院部分别开在两个地方。当时深圳不大,所以感觉门诊部和住院部离得很远。因此,当时如果你问医院在哪里,别人回答不了,必须分别问“留医部”或“门诊部”在哪里,当地人才能准确地为你指明方向。如果这家大医院选用了我们的竖拉式窗帘,不仅能把我们的库存一销而空,而且有极大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起码,对深圳的其他医院有明确的示范作用。

  虽然“傍上”了,但采购合同却迟迟没签,我不能凭斯摩卡的几句话就沾沾自喜,但又不便对斯摩卡表现出怀疑。幸好我突击看了许多销售方面的书籍,获悉保护销售人员积极性的重要。于是,我决定亲自拜访副院长,以证实我们的斯摩卡是不是确实“傍上”了副院长,以及该医院是不是确定要采购我们的竖拉式窗帘。如果一切顺利,最好能尽快签订采购合同。

  理由当然不能是对摩卡的成果不放心,而是说按照规程,业务进展到一定程度,必须领导出面,以示对客户的重视。如此,摩卡自然不能反对。

  摩卡说好,我去与他约一下。

  我说不必,不要搞得那么正式而让对方紧张。你平常怎么拜访客户,今天还是怎么拜访,就说我正好到市里办事,顺便跟你拜访一下。

  心里的小九九我没说。其实我就是想突然袭击,不然,怎敢肯定对方到底是不是“副院长”?

  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员工,而是社会上坏男人太多,摩卡这么漂亮这么特别的美女,难免让男人蠢蠢欲动。对方是院长或副院长也就罢了,万一对方根本不是副院长,而是一个纯粹的大忽悠,骗色,摩卡不是遭受伤害了?所以,此举我也是为保护自己的员工。

  五

  深圳科技园在南山,大医院在罗湖,中间隔着一个福田。深圳当时没地铁,连深南大道都在拓建,去一趟确实不容易。为了单位形象,也为了给摩卡一个好心情,更为了保持我自己精神饱满的状态,经与李卫商量,我破格要了出租车前往。

  确实是医院,确实是副院长,这点假不了。因为我们是事先没打招呼突然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和传呼机,摩卡不可能通风报信,所以,对方不可能造假。

  摩卡与对方很熟,表现为“极不礼貌”,见面连起码的礼节都没有。人家都说客户是上帝,推销员是孙子,但斯摩卡既没有把副院长当上帝,更没有把自己当“孙女”。她根本没有对副院长点头哈腰,丝毫没有求副院长办事的意思,而是上来就给“上帝”一拳,对方不但不生气,还挺乐意。我感叹,美女就是美女,这要是男性推销员,无论如何是不敢见面就“打”客户的。摩卡来我们科技园没几天,据说她也刚刚来深圳,怎么一下子就与副院长如此熟悉和随便了呢?

  女人真是深不可测啊。

  斯摩卡在介绍我的时候,也同样比较随意,没有介绍我是总经理助理,只说我是“我们科技园的老总”。那时候深圳还不流行这种称呼,我猛然一听,竟想到老电影中解放前的劳苦大众对国民党军人的称呼。但我很快反应过来,明白斯摩卡这是在抬举我,仿佛我是整个深圳科技园的一把手,搞得我连“助理”的名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副院长待我这位“老总”很客气,表现为没有随便,而是正正规规站起来与我握手,又双手呈上名片。我只说不好意思,路过,没带名片,下次补。

  副院长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决定趁热打铁扩大战果,立刻把话题引到我们的竖拉式窗帘上来,暗暗担心副院长听了之后大眼瞪小眼。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副院长不但知道我们的产品,而且说我们的窗帘好,很适合在医院用。

  我听了心花怒放,忍不住用眼神当场表扬一下摩卡。

  紧接着,我就关心采购合同的事情,希望今天就把合同签了。

  不是我太心急,实在是我们几乎揭不开锅了。自开张以来,收入一分钱没有,费用却在天天发生,而且日日增多,撇开我着急儿子上“贵族学校”不说,长此以往,高科技创业中心怎么维持都成问题。所以,我没时间绕弯子搞迂回战术,必须心急强吃热豆腐。

  副院长没有回避我的问题,但也没说马上签合同,只说深圳的医疗事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和人口的膨胀,医院床位严重不足,正考虑另外再建几座医院,他有可能到新医院工作。

  摩卡立刻说,去当院长。

  我也反应过来,赶紧说恭喜恭喜,今后麻烦的事少不了,还望多多关照等等。

  副院长说大家是朋友嘛,互相关照。

  我相信副院长没有吹嘘,深圳确实需要建新医院,我也相信他作为如今深圳最大医院的副院长,完全有可能到新医院担任院长。问题是,这是哪年哪月的事?起码得两年以后吧?我们能等两年吗?即便他说的全是真话,对我来说,效果也相当于假话。

  我顾不得“老总”的颜面,追问道:眼下呢?眼下你们医院不打算换新窗帘吗?

  “有打算啊,”副院长笑哈哈地看一眼斯摩卡,伸手一指窗户外说,“你看,这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新住院大楼,14层,总床位超过现有的两倍。上次我已经对摩卡说了,打算全部采用你们的新产品。”

  副院长没有说瞎话,新住院大楼已经开始打基础了,并非空中楼阁,至少比我承诺给斯摩卡他们的“深圳户口”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正因为没有忽悠,正因为住院大楼在实打实地打基础,反而让我更加失望。因为,既然还在打基础,那么眼下不可能进入窗帘采购阶段。也即是说,根本不可能与我落实采购合同。如果现在就签采购合同,无异于解放前的“指腹为婚”,可能吗?可靠吗?我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借口要去经发局汇报工作,先溜,留下斯摩卡跟副院长继续扯。

  走出医院大门,正好碰上中巴,我一招手就跳上去。

  不是我喜欢坐中巴,而是我不能在医院门口逗留太久。如果在门口慢慢等大巴,万一副院长出来看见我在等公交车,我这个“老总”脸往哪里搁?

  中巴车不直接上深南大道,而是先拐向八卦岭,在里面七转八转,把我的脑袋都转晕了,又因为中巴竞争激烈,司机遇到乘客招手就像看见亲爹,立刻急刹车,搞得走走停停,急走急停,像我这一天的心情一样忽上忽下,陡上陡下,翻江倒海。回到科技园,李卫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连回答他的气力都没有,赶紧喝水,吹电风扇。

  六

  仅仅半天,我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主要是想到业务员比我更加不易。他们中的有些人年龄与我差不多,学历甚至高过我,处境却比我更难。我跑了一趟就“脸色这么难看”,他们天天跑还怎么活?我虽然不能让儿子读“贵族学校”并实现夫妻团聚,但毕竟是“老总”,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每月还能给张素梅汇款500元。在当时,500元是“大钱”,汇款单上都要特别注明“高额汇款”,与那些漂亮的女孩和高学历的小伙子相比,我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决定对业务员好一点。眼下,我虽然不能兑现帮他们落实深圳户口的承诺,也没有权力为他们增加底薪,但我可以请他们吃饭。我亲眼看见一个业务员就着一罐可乐啃方便面对付晚餐,竟然让我联想到当年志愿军在朝鲜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尽我所能帮他们一点是一点吧。

  我有招待费,按规矩是专门招待客户的。但我忽然发现,招待自己手下的业务员也等于是招待客户,而且,比招待客户更直接。

  当然,我不可能像对待真正的客户那样请业务员上高级饭店,只能在附近的大排档点两个花甲之类的“海鲜”,再炒几个醋熘土豆丝和蒜蓉空心菜什么的,外加几瓶冰镇啤酒,男女业务员就吃得很开心很感激了。

  真心换真心,业务员不辞而别的情况果然没有了。他们就是要走,也一定与我打招呼。我也对他们的离去表示惋惜和理解,还郑重其事地向他们赔礼道歉,说等我们走出困境,欢迎他们再回来,我会记住他们的等等。说得他们没有一个抱怨我,相反,还有人热泪盈眶。于是我就发现,假如自己没能力给对方物质帮助,说几句暖人心的话也好。

  不久,斯摩卡向我辞职。

  她连工资都没要,完全可以不辞而别,却选择当面请辞。可见,我当时的“怀柔政策”确实效果明显。

  斯摩卡说我是好人,她不忍心不辞而别。

  我问斯摩卡离开科技园之后去哪里,并提醒她,医院这块好资源不要轻易放弃。她说是,还是做医院的生意,还是做营销,但不是营销我们的竖拉式窗帘,而是专门营销药品。摩卡说她很感谢我,正是我们的竖拉式窗帘,逼着她接触到了副院长。围着医院转的医药代表们见她与副院长这么熟,不由分说拉她入伙,好几家争着拉她,她想推都推不掉。

  摩卡还承认,这几天她虽然住在科技园,其实已经为医药代表工作,并且做成了一单,拿到了提成。

  我说你不必辞职,仍然住在这里,照样做你的医药推销。

  她说谢谢,不用了,太远。她已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我只能说祝贺她,欢迎她回来玩儿等等。

  斯摩卡不但不要求结算工资,还送我一条领带。那是我的第一条领带。之前我从来没打过领带,总觉得那东西勒在脖子上肯定不舒服,戴上之后才发觉感觉很好,有一种提醒人精神抖擞的微妙作用。

  领带的牌子是金利来,当时的名牌,价格相当于业务员当月的底薪。可见,摩卡的一单医药提成不菲。于是我试探着对摩卡说,工资你可以不领,但字最好帮我签一下。我打算把领出的钱给其他业务员补贴,能帮就帮兄弟姐妹一次吧。

  摩卡说好,爽快地签字。

  幸亏没人查我,如果查,会不会怀疑我贪污啊?

  但我问心无愧,我相信苍天有眼。

  摩卡走后,一位具有理学硕士学位的男业务员冒了出来。他联系上了天虹、万佳两家大型连锁超市。

  在超市里面卖窗帘?我还没听说过。但深圳是特区,没听过的事情多着呢,要敢于创新,我鼓励理学硕士努力落实。

  他的表现是我没想到的。当时硕士很稀罕,理学硕士来我们这里当窗帘推销员,我认为他是打算找个不花钱又安全的地方暂住,本应该不录用的,但想到硕士也不容易,能帮人处且帮人吧。我是抱着同情心录用了他,没想到善有善报歪打正着,他帮我们联系上这么大的长期稳定的客户。

  对方终于同意签合同了。

  我很激动,拉李卫一起去。我发觉李卫最近精神不振,也需要提气。另一方面,如果合同顺利签下来,我打算请对方的经办人吃顿饭,规格不能太低。叫上李卫,将来报销的时候方便一点。

  一切顺利。但一看合同文本,我和李卫都傻了。

  要提供进场费。就是说,我们把窗帘交给超市,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要我们先给他们钱。问题是,我们没有这笔钱啊。另外,即使产品卖掉了,钱也不能立刻给我们,要等到三个月之后才结算一次。

  我还想与对方讨价还价,甚至据理力争,李卫扯扯我,客客气气地与对方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出来之后,李卫很沮丧,说没用,人家是格式合同,对谁都一样,不可能为我们专门修改合同文本。

  “再说,”李卫说,“人家也没错,错在我们。是我们自己资金不足,没有长期经营的物质和思想准备,急功近利,那哪成?”

  我一想,也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先给入场费有什么不可以?回款滞后三个月有什么关系?但耐心是需要资金垫底的,没资金,我们根本给不了入场费,也支撑不了三个月。靠鼓舞士气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久。但考虑到业务员在身边,这些话我没说,想着等明天单独与李卫交流吧。

  七

  第二日上班,我还想着怎么找李卫交流,他就主动请我去他办公室。

  这次李卫对我格外客气。

  不是说他平常对我不客气,而是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

  首先说关门。之前我进李卫办公室汇报工作,如果要关门,都是他示意我关门,不可能李卫自己从大班台后面绕过来关门。可是这次我一进来,李卫马上起身,一面热情地招呼我坐,一边从大班台后面绕到我的背后,自己动手把门关上。然后,随手取了一罐可乐递给我。

  一大早天气凉,我不想喝可乐,希望他能给我一杯热茶,但没好意思说,就那么把可乐拿在手里。

  再说入座。之前每次谈话或汇报工作,都是李卫坐在他的大班椅上,我坐在他对面,而这次李卫关上门递给我可乐后,并没有回到大班台后面,示意我坐在矮沙发上,他自己也在另一端坐下,与我完全“平等”。

  李卫并没有与我继续昨天的话题,而是使劲儿表扬我。说他当初的选择没有错,我果然是个人才,知识面宽,工作热情高,有韧性,肯动脑筋,有理论有实践,还能亲力亲为。难得,实在难得。

  我听了迷惑,以为他想介绍我入党,可我自知条件不够,并没有提出申请,再说李卫自己好像也不是党员吧,他怎么能介绍我入党呢?又想,是不是他对我前一段的工作不满意,打算炒我?因为只有打算炒掉一个人才需要这样使劲儿当面表扬,就好比平常表现一般的人突然逝世,单位开追悼会,悼词总是要挑好话说一样。

  我马上就想到该怎样向老婆解释。之前我把科技园说得那么好,说李卫比王国英好一千倍,现在突然被炒,总不能说是科技园不好吧?更不能说是李卫不好。

  干脆什么也不解释,赶快另找一份工作,然后不说自己被炒鱿鱼,只说自己另谋高就跳槽了。理由是科技园好是好,就是挣钱太少,为了尽快让儿子读“贵族学校”,实现我们夫妻团聚,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主动跳槽。

  正想着,李卫话锋一转,说他要回美国了,美国那边出了点事,他必须回去。但具体出了什么事他没有说,我也不好问。最后,李卫说他已经向领导推荐,由我全面接手创业中心的工作。

  我果真要成“老总”了。看来,摩卡身上确实有一种魔力,她说什么都能成真。早知如此,不如让她向副院长介绍我是“总统”更好。

  按说我应该高兴,但正相反,我丝毫没有被提拔重用的喜悦,反而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当初李卫把科技园前景描绘得那么绚丽,将我从北京忽悠到深圳来,如今遇到困难,他自己一拍屁股回美国了,把我一个人丢下,这不是“出卖”吗?

  我忽然很想家,想念北京,想念老婆孩子,甚至想念有色金属研究院。有色院再差,总不会主动抛弃我。据说有色院到现在也没有停发我的工资,只要我脸皮足够厚,还随时可以回去上班。可这里,我感觉只要李卫一走,我们马上就要散伙。即使不散伙,也会让我们自负盈亏。上个月就传闻科技园打算要我们创业中心自负盈亏,幸亏李卫顶着才没有实施,现在李卫要回美国了,而我们眼下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没有盈只有亏,“自负盈亏”等于散伙。难道李卫就是因此才回美国去的?

  李卫多大的来头啊,美国麻省理工的博士,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他尚且不敢自负盈亏,我怎么行?或许,创业中心的前景确实不错,我们手上的竖拉式窗帘也真是好产品,但没有足够的资金铺垫,就不可能迅速打开营销局面,也坚持不了几天。因此在我看来,自负盈亏等于软刀子杀人,还可以节省一笔遣散费。

  或许没有这么悲观,是我自己的胆量小,太没有担当精神。如果我胆子大一点,敢于担当一点,说不定迎来一次机会。今天回过头来看,科技园应该不会看着我们高科技创业中心散伙。毕竟,搞孵化器是国家大政方针,不会说散伙就散伙的。再说,还有合作单位的合同呢,哪能说散伙就散伙?如果我当时胆子大一点,有担当一点,熬到今日,成为科技园集团副总甚至“老总”也说不定。

  小时候还幻想当“总统”呢,怎么到了壮年反而一点担当都没有了?给我当“老总”的机会都不敢接?

  一个人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机会当然重要,能力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性格。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千真万确。我这种不敢冒险缺乏担当的性格,别说当“总统”了,连个创业中心老总都做不了。

  这下我真的要跳槽了。是被迫跳槽,或者说,是不得不跳槽。我已经想好了,能找到新的工作最好,实在找不到就只好硬着头皮回北京。但决不再回有色院上班,而是按照老婆张素梅的意愿,去美国。我知道像我这种没有担当精神的人到美国也同样艰难,但即使丢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丢人也好过在大家都熟悉的地方丢人。

  忽然,我脑中产生了一个画面:我在美国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找到李卫,李卫果真是欣赏我,安排我在他手下当助手……

  我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收回信马由缰的胡思乱想,说感谢李卫博士的栽培,我一定向他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还说李卫虽然回美国了,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他是高科技创业中心的创始人。他永远都是我们的老师和老领导。最后,我堂而皇之地索要李卫在美国的联系方式,以便随时向老师和老领导讨教。

  博士也是人,也喜欢听好话。于是,李卫非常乐意地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为防止有变,还把他老婆,不,按照李卫的说法,还把他爱人的联系方式也一并写与我。

  按说要开欢送会,却怕动摇军心,只说李卫去美国出差。既然出差,当然不必“欢送”了。

  八

  我决定有序撤退。起先是含蓄,后来是直言不讳地告诉几个残余的漂亮女孩和高学历小伙子,让他们骑马找马,创业中心的宿舍住着,外面单位找着。这几个傻头傻脑的家伙,直到此时才彻底放弃对“深圳户口”的幻想,加快另谋出路的步伐。搞到最后,原本充满希望生龙活虎的深圳科技园高科技创业中心,剩下的除了我,还是我。虽然这辈子没当总统,却果然成了“寡人”。

  我想赶在上面宣布“自负盈亏”之前撤离。虚荣心让我觉得这样会体面些。

  合作单位的人不担心,他们有合同呢。李卫可以跑,我也可以走,但深圳科技园跑不了也走不了,这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请合作单位的秦工喝酒。他们是我遴选来的,既然我都打算撤了,总该给句实话,这是人之常情。

  我对秦工透露实情。没有全说,试探他的反应与态度,随时准备接受他的愤怒与声讨。谁知秦工早看得明白,还反过来安慰我,说我和李卫的离去,对他们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我不明白。

  秦工又喝了一杯酒,对我说,既然你实在,那么我也对你说实话。

  我点头,很想听听他的实话。

  秦工说,估计你们走后,上面会另外派一个负责人来。这个人不一定有李卫这样的高学历,更不一定比你能干,但他肯定有比你们硬的后台。

  我说是,我一点背景没有,估计李卫也没有。李卫只是学历显赫。

  秦工点头,继续说,新来的老总要么带来充足的启动资金,要么会带着新政策来。

  “新政策?”我问,“什么新政策?”

  “具体什么新政策我也猜不出。”秦工说,“但肯定有新政策。你不认为创业中心搞不下去是科技园给予的政策出了问题吗?”

  我一想,是,比如湖北民办教师的生物节律计算尺,投资很少,科技园完全能够承担,干吗一定要民办教师自己出资百分之三十呢?他连车票都买不起,提着一袋馒头路上吃,哪有钱出资?这就是政策问题。

  “喝酒喝酒,”秦工说,“来,干!”

  我轻轻地与他碰了一下杯,没干,只浅浅地抿了一口,算是向被我说的“比有色院好一百倍”的科技园告别。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秦工五体投地,觉得生姜确实是老的辣,在当初合作的问题上,他比我和李卫都看得透也看得开。但是,今天再回头看,我又认为秦工同样有他的局限性。当初我和李卫没能打开创业中心的局面,灰溜溜地走,主要不是科技园给予的政策不到位,而是彼时整个中国的大气候大环境没有达到科技创业的季节。任何政策,都必须有适应的气候,季节未到,气候不合适,给什么政策也结不出好果子。好比雄鸡晨鸣,未到时辰的雄鸡鸣叫就是“半夜鸡叫”,不但不能报晓,还吵得主人睡不着觉,最后必然被主人杀掉。而李卫和我,还有斯摩卡和那名理学硕士等等,都是“半夜鸡叫”的牺牲品,算是为改革开放献身吧。

  我离开科技园后,果然如秦工所料,上级另外派了一个体制内干部来,果然带来资金和新政策。但直到今天,我也没见到竖拉式窗帘推广开来。至于今日科技园的红红火火,也不是因为出了一两个能人或有后台的人物,而是整个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大气候使然。

  真不是马后炮,确实是先知先觉。但小人物,人微言轻,先知先觉又如何?能改变历史吗?

  作者简介:

  丁力,安徽马鞍山人。1980年毕业于长沙冶金专科学校重冶专业。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1985年赴建设兵团。1991年从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下海。1992—2002年在深圳、海南、武汉经商。2001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手记》《上市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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