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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云芳 来源:  本站浏览:777        发布时间:[2017-06-02]

那些年,我总觉得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和工作的S市是生命的两个端点。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里,父母总是一脸的骄傲神色,逢人就说我到了“好处”,也就是万事顺心的富贵之地。他们完全不知道从走出山沟到立足城市需要付出多少艰辛。我在不同的行业间辗转,尝尽酸甜苦辣,这些事情只能偷偷“消化”。直到后来进入一家通讯公司,我才算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我白天忙工作,晚上去附近的夜市上摆摊,只为回家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生活优渥的人,多给家里些钱。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父亲打来电话让我给他找工作。村里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已散落在不同的城市,他为了自己热爱的电工工作,一再留守,却没预料到电工岗位调整,被迫下岗。有着三十年工龄的父亲像一只被漏电打伤的燕子,在电线与陆地之间无所适从。所以,我只能答应,并且迅速把摆摊卖剩下的货物转手他人,用最好的状态迎接父亲的到来。

(2016年秋末,手术后簸玉米的父亲,与跟我去打工的日子已相距八年。)

来S市之前,父亲在山下的蘑菇厂上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只有六百块工资。为了省钱,他省吃俭用,恨不得把钱串到肋骨上。可过日子、亲戚家红白喜事哪个不得用钱?我还有个弟弟,已经结婚,弟媳不让弟弟外出打工,因为缺钱,两人常常闹矛盾……生活处处都在张嘴。再加上父亲现在没有工作,他的心里怕也要长蘑菇了。我每天在报纸和网络上细致搜索招聘启事,又四处打听,终于看到一个玻璃厂在招工,简单咨询之后,对那里充满了期待。

两天后的夜里,父亲到了S市北站。他拎着大包小包从栅栏门里出来,把大包给一旁的陌生男人,对方一再道谢。父亲这一生出门的次数不多,算上当年送我去上学,这是第二次。他兴奋地跟我描述着火车上的见闻。

走进破旧的老楼里,父亲的步调放慢了。尽管他在极力掩饰,我还是看出了那种无法掩盖的惊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家人面前隐瞒和美化自己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城市是多么美好,女儿是多么的幸运。他看到真相时心理上自然会有落差,可父亲不知道,我是换过十几个地方,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在我看来,它已经非常好了。

父亲一边坐在沙发上唠叨打车太贵,一边从口袋里掏东西。那几个苹果是我家树上结的;石头饼,是母亲为他做的干粮;还有一把核桃、一包粘糕……他把这些吃食放满桌子,让我吃。接着,又掏出自己的证件。这三张证件简直就是他人生的标尺。高中毕业证上的他,面庞消瘦、青涩,还没有岁月踩踏过的痕迹;电工证上的他因为有了自己喜爱的工作显出了自信,开始发福;二代身份证是为了出远门新办理的,他也未曾预料到,在“知天命”的年纪,还要外出打工,目光里蓄满了迷茫。

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在屋里四处检修。不一会儿工夫,台灯、热水壶……许多原本打算扔掉的东西重新派上了用场。父亲修理的不只是电器,还有我漂泊的心境,他按下那些按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像那些电器一样,注入了新能量。这个临时的居所顿时有了家的味道。

弟弟婚前在这里打工时用过的自行车还在。我家在山区,自行车是用不上的,但父亲上高中时还是学会了骑车。这个技能只可当作谈资,一旦真实施,他就心虚了。他笨拙地跨过横梁,腿哆哆嗦嗦,小心地驱动车子。我们上路了。父亲像声控的机器人,一路上全凭我的指挥。那段路不算近,走了一半,他就说,以后上班,干脆步行。又说,他以前去煤矿上班,都是走着的。我知道,那时,天不亮他就头顶着矿灯出了门,天黑透了才回来,路上要花好几个钟头。从煤矿回来的他像个黑兽,几盆水端进端出之后,他的本来面目才显露出来。有次,这只“黑兽”脸上竟然淌着血,两只黑手掌也满是鲜红,好像生吃了什么活物一般。母亲吓得尖叫,端来水为他清洗,最后确定那伤口就在鼻梁上。别人受点伤恨不得倒在煤矿上,父亲倒好,硬是没吱声。幸好那口子不太大,但一块煤屑就像琥珀里的小昆虫一样,长在了父亲的肉里,成为他窝囊的证据,让人诟病。年幼不懂事的我也曾用同样的眼光注视过他。

那家玻璃厂在几座高楼之间。穿过有些破旧的院子,是一个空旷的大厅,两个比父亲小不了多少的男人正抬着一块玻璃。我们的身影映在玻璃上边,好像是这影子过于沉重,压得他们直不起腰,那两个人缓慢地挪动着步子。父亲边走边看他们,紧走几步撵上我,悄悄说:“这活儿,我干得了。”

在大厅北边的隔板后边,我们找到办公室,一个黑胖的中年女人正在接电话,“活儿不累,你来看看吧。”这话几天前她也对我说过。她用滚圆的手指示意父亲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大木椅上。那把木椅非常简朴,与办公桌隔着一段距离,让人想到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现场。父亲很不自在,不住回过头看我。

女人接完电话说:“这活儿全凭一股子力气,搬一块玻璃三块钱,你跟谁合作,就跟谁分钱。”我问福利和权益保障的问题。她撇嘴一笑,点起一支烟,“这儿没那些讲究,大部分人一个月都能领个两三千的。”她让我们想想。

走出办公室,一胖一瘦两个工人正在墙角搬玻璃。胖工人干活前先往手掌上啐口吐沫,瘦工人不吱声。两个人蹲下去,齐声高喊“起”,只见瘦工人脸上的青筋马上暴涨。父亲忍不住想搭把手,瘦工人却摇头说“不用”。他们吃力地抬起这块巨大的玻璃,要把它送到几十米外的一辆卡车上。返回时,他们接住父亲发的烟,夹到了耳朵后边。瘦工人说:“这活不好干,玻璃易碎,碎上这么一大块,几天都白干。”父亲向他们讨教搬玻璃的诀窍,恨不得当即留下来。走出厂房后,他嘴里又说:“这活不难。”

父亲是讲体面的人,我带他去粥铺吃饭,他当时安静地吃粥吃菜,回到出租屋却感叹起来:“一份粥竟然五块!一盘菜二十多!得搬多少块玻璃!”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搬运工了,完全没想到我会反对。我不想让他像胖工人和瘦工人那樣,每天面对无数透明而沉重的玻璃并随时担心着玻璃的破碎。父亲不会反抗,身为长子,他从小听命于父母,一直是家庭利益的牺牲品,娶妻之后,大多事情也都是我母亲做主。父亲像一棵树,风霜雨雪来了,都努力接住。面对我的态度,他只反问:“不就是力气活吗?”但我一坚持,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看见路边修鞋人穿针引线,父亲说这活他能干;路过一个工地,他仰起脖子看上边忙碌的微小的身影,说这活也可以试试……他羡慕所有忙碌的人,甚至也买求职报刊,在上边勾勾画画,寻找目标。我给他钱,他总是好半天才伸手。晚饭后,他会认真地给我报账,并把剩下的钱放在显眼的地方。

在城市里没有手机怎么行?我找个旧手机给父亲用。这是他第一次拥有一部手机,新奇地按来按去。我说:“单位给报销话费,想给谁打就打吧。”他把自己的小电话本拿来翻了一遍,却一个也没拨出去。

父亲太想工作了。如果可以选择,他最想做的是电工。听说有家网吧在招电工,我们赶紧跑去问。对方一听父亲是农村人,立刻换上一副鄙夷不屑的神色,用充满疑虑与挑剔的眼神在他身上扫来扫去,活像审视一个贼。因为上任电工就是农村的,晚上把电脑偷出去卖,等他们发现,人早就没影了,所以,他们招的电工必须是城市户口。我一下来了无名火,急口辩解道:“一个农村人偷了东西,就断定所有农村人是贼?”老板出来说:“如果真心想来,就交两千块钱押金。”父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好像他真参与了偷盗似的。找份工作,还需搭上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尊严,这让我和父亲备受打击。我替他选择了离开。可找不到工作,又让他很沮丧。

在出租屋里,他是给我洗衣、做饭的父亲,出了那间小屋,他就变成了我的“孩子”。他站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窄桥上,不敢通行。他有那么多新奇的问题,等着我解答,而许多是我曾经好奇过,却从来不敢开口问别人最终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我表现出不耐烦,他也丝毫不察觉,依旧追问着“为什么”。

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的二手沙发上看我换鞋,他成为灯光里人形的黑洞。我心里猛地一揪,说:“跟我去吧,一起去聚餐。”他好像一直在等這句话,急忙站直了身子。朋友们让他点菜,他执意不肯。他说家乡话,大家听不懂,还得猜意思。起初他还不好意思,后来发现这群姑娘并无恶意,渐渐放松了。她们围着他叫“爸爸”的时候,他的脸红了好一阵。

走出饭店,有股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是春天的味道。父亲把我准备打车的手压下去,建议步行回家。那天,跟父亲一起穿过大街小巷,忽然觉得独自闯荡十年练就的硬壳瞬间被软化,破壳而出的是一个满心甜蜜的小女孩。

“爸,你该早点来。”我说。

“早来,还不是早点拖累你。”他说。

几天后,朋友娴来了电话,说她母亲工作的那家钢管厂在招人,让我父亲去看看。我特地请了假,陪父亲面试。因为路途太远,我们坐公交车去。转了趟车,到达终点站时,娴已经在路口等着。走过一条泥泞的小土路,拐弯,视野便开阔起来,娴领我们走进一个大院,只见院子中央堆满了各种形状的钢管,一旁还有些生了锈的专用器具。正前方是个大车间,一股子怪味飘出来。推开侧边的小门,看见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工人正在地炉前跳来跳去。他要把那些烧制好的钢管从火里扒拉出来,还要把一些制好的钢管坯子放进火里。这里边闷热得厉害,让人喘不过气,我们都捂紧口鼻。

娴的母亲从西南角的一扇门里走出来。她戴着口罩,只露两只眼睛,我从那两只眼睛里分辨着她与娴相貌上的联系。她大声说:“干这活挣得最多,但也最辛苦。”父亲平时怕热,吃顿饭都能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不断冒热气。娴的母亲领我们去另一个车间,进院之后一直缠绕在耳边“嗡隆隆”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几个戴着口罩的工人,每人操控一台打磨机,身边堆着两小堆不同样式的钢管。他们朝着娴的母亲点头示意,手里的活一直没停。

父亲决定做打磨工。入职手续很简单,办公室的人复印了身份证,记录了手机号,第二天就可以上班。父亲开心极了,一直在评价那些钢管。“什么都有啊!”他说。

父亲决定住在厂子里。宿舍在厂院对面,是一排矮房子,门前堆放着各种垃圾。有两间房子开着门,一家的小孩猫着身子往外看,另一家的饭香正伴着油烟飘出来。分给父亲的那间房子还比不上我家牛圈,墙砌得歪歪斜斜,一扇钉着白色塑料布的窗户也小得可怜。屋子里没有床,用砖石垒了个窄炕,上边有只露了洞的袜子。地上到处是上个住户留下的生活垃圾。父亲把我轰出去,独自在里边打扫。

邻居家的男人端着饭碗在门口站着。父亲把那堆垃圾推出来,琢磨如何处理的时候,那个男人用筷子指指前方说:“就扫那儿吧。”父亲迟疑了片刻,才让它们归入到垃圾堆。吃饭的人看着在远处跺脚震落鞋上尘土的父亲说:“你们是讲究人,不该来这里打工。”

我拿了报纸往砖炕上铺。砖缝里几只潮虫正在四处游荡,它们发现了我,急忙藏到砖底下去了。这样的地方自然免不了有各种虫子,我又不能把炕给拆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铺。原本大小合适的单人褥子和床单,竟然悬下一截子来,这炕实在是太窄了。我把窗边的砖头盖上一层报纸,放水杯什么的。父亲去外边找到几段树枝,插进墙里,用来挂包和毛巾。之后,我见识了他们所谓的厕所,那里除了遮羞的围墙什么都没有。满地粪便和皱巴巴的卫生纸、卫生巾,让我强烈的生理需求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我又跑了趟小卖部,回来递给父亲一支小手电筒,提醒他晚上去厕所时,千万小心。

临走时,我往父亲口袋里塞了五百块钱。他却抽出三张还给我,说钱多了容易丢。接着,他走出大门送我。我跨过路上的臭水坑,回过头,看见他还在原地站着。我向他晃了晃手机,他摸摸自己的口袋,点了点头。

父亲千里迢迢投奔我,我却带他去了一个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母亲知道后会有多失望?后来跟母亲通话,才知道父亲跟她讲新工作很好,他处处满意。我忽然觉得人一旦远离故土,就自动拥有了粉饰生活的本领,像父亲这么老实的人也不例外。

下班后,我一边吃他煮剩下的挂面,一边想他在做什么。在那间幽暗的屋子里,父亲吃东西时,那些微小的潮虫或许就在啃食从他指间遗落的碎渣。我记得小时候,他喜欢端了海碗在门口吃饭,他故意撒下一些细面条或者馒头屑,让小蚂蚁们有的忙乎。他喜欢看蚂蚁们互相碰着触角分享彼此的喜悦之情。

七点钟,父亲在吃饭,八点钟该做什么?睡觉太早,难道看着墙壁发呆?或是去隔壁家蹭电视看?那主人看起来应当是慷慨的,可像父亲那样不喜欢沾人便宜的人,在别人的屋子里,该是怎样地拘谨。我一次次拨他的号码,却没人接,便急忙穿了外套,拿了钱包就往外走。刚出楼门,我就站住了,父亲竟然在门口站着!

“爸!”我像好几年没见他似的。

父亲面露羞色,跟我解释:他买了碗面吃,然后去拉灯绳,灯泡闪了两下就灭了。这样的事儿难不住他。但父亲走出院门,发现通往城市的那条路比通往小卖铺那边的路更亮一些,他走出去,恰好最后一趟公交车迎面而来,就坐上车回来了。父亲省略掉了这其间的心理感受,但作为一个在异地打工的过来人,我知道,把他从一个小屋里驱赶出来的绝不可能是黑暗,而是孤独。他兴奋地说着厂子里的人和事。他的邻居很热心,教他怎么打磨,告诉他验收标准,为了让他听得懂,尽可能淡化自己的河南口音。车间里干得最好的是一个壮实的年轻人,大家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休息。后来父亲才知道他是个残疾人,十几岁的时候,出过一次车祸,命运因此被改写,他平时住在那排矮房子里,逢年过节才被接回家。

父亲像多年前的我一样,每天早晚赶公交车。我能体会那种挤在陌生人中间穿越大半个城市的感觉,想象得出孤独是怎样一直纠缠着他。但父亲想的不是这个,他开始心疼钱:一天来回得四块,一个月就是一百多。父亲打起那辆自行车的主意。有天回家,我看他在一张纸上画地图,标路线,并自言自语:“没多远。”好像这城市已经浓缩成一张纸似的。

第二天早上,他气喘吁吁地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比平时坐车早了半个小时。晚上,却迟迟不见他回来,电话又不接。我站在阳台上一遍遍往下看,后来干脆去小区门口等。父亲打來电话,低声说:“我迷路了。”语气像个犯错的孩子。他说不清自己的位置,我让他问路,电话没有挂断,我听到他在那端拦下匆匆走在夜色里的人。

父亲的目光在车流里打捞着女儿的身影。等我从出租车里出来的时候,看见他正一脸茫然地站在路灯下。父亲从来没有这么沮丧过。他不断自责,我搬出自己的糗事安慰他。我本来不会骑车子,参加工作后,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只花半天的时间练习,第二天,骑车子去上班,竟然骑上就停不下来。我同事直在后边喊“捏闸!捏闸!”,可我紧张得不知道捏闸这么简单的事该怎样操作。有次过马路,交警冲这边喊:“拿一下你证件!”我立马去翻包,交警已经越过我,走到一辆私家车旁。讲到这里,我已经乐坏了,可父亲却“呼噜噜”吃着面条,始终没抬头,也没说话。

我说打个车回去,他却坚持要载着我。我坐上去,车子扭动了几下之后,慢慢平衡。闻着他在厂子里沾染的钢管的气味,我希望自己能轻成一株草,或者生出翅膀,带着这辆车子起飞。一个在农村生活了五十年的人,闭着眼也能找到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到了陌生的城市,他失去了这样的本领。父亲不住自责,说自己笨。那辆自行车就此淘汰。我办了张公交卡,说那是单位的福利。他半信半疑,但还是像小学生一样把卡挂在了脖子上。每次看他带着这张卡老远走向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蠢蠢欲动,我必须一遍遍控制自己,否则,它们就会破堤出来。

父亲变得注重自己的仪表,不管多累,他都在那间宿舍里把自己收拾利落才回市区。在陌生的环境中,他极少跟别人有语言上的沟通。跟其他进城打工的人一样,他尽可能把乡音藏起来,不暴露自己农村人的身份。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潜伏者”,他们想尽办法掩盖着自己身体上、表情上的地域标记。

村里人进城是容易迷路的。

想找一个迷路的人是容易的,让一个迷路的人回家却不那么容易。很多迷路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他们原本以为自己会一路走下去,把路边繁花似锦的东西占为己有,然后携带回家。结果却一头撞在繁花似锦的假相上,忘了归路。

有天晚上,父亲接到电话,说我表叔要来。我们去车站却接到了五个大汉。我带他们去吃饭。在一个饭馆里,父亲把菜单递过去,让他们随便点。我理解父亲的心境,他要表示出自己的慷慨,让人觉得我们在外边混得不差。

我想找家宾馆,他们却拒绝了。那天晚上,父亲的房间被占领。烟雾和说话声填满了所有的空间,这间小屋顺着方言一下子穿越回了故乡。我出去买了些鸡爪、花生米之类的吃食,又买了两瓶简装的酒。我父亲已经戒了烟,不喝酒,也不吃肉。他把花生米的红皮一点点捻掉,听他们说话。他们讲起自己在各个城市的遭遇。起初还是令人羡慕的幸运故事,几杯酒下肚之后,开始诉苦。

“我们这些人长年在外,跟老婆孩子分居两地,跟光棍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还不如光棍!光棍好歹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那儿也不怎么样,包工头一直不发工资,我们也不敢辞职。要不都打水漂了!”

“我这么累还不都是为了我那臭小子,供个大学生太不容易了,我上次去看他,这小子拉着个闺女的手,都不敢认我。”

……

只有角落里的鱼楠不说话。

鱼楠比我大几岁,很早就辍学在家,先是放羊,后来跟大人们去挖矿。过早地参加劳动,让他看上去很苍老,更像一个中年人。他倒上一杯酒,“咕咚咚”往下咽,让人怀疑那是一杯水。他叔叔赶紧把杯子夺走。

他们对父亲说:“还是你省心,儿媳妇娶了,现在还有份工作。”父亲把几颗花生送到嘴里,一边嚼一边说:“各有各的难处。”

这时,鱼楠忽然哭丧着脸,让我买酒去。别人都阻拦,说他喝多了。鱼楠却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百元钞票来,大声说:“买酒去!”父亲把我推进了卧室,让我早睡,并且嘱咐,把门插好。

他们还是出去买了酒,在酒精的作用下,倾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全部灌进父亲的耳朵里。这是一群身体使劲往外跑,心却使劲往故乡缩的人。我想,假如父亲也会喝酒,喝醉后,他会说什么?会为什么而哭泣?是为在老家照顾老人、侍弄庄稼的妻子,还是为在婚姻矛盾里压抑的儿子?

我被他们吵得睡意全无,出门跟父亲说要去加班,他一直把我送到单位门口。

第二天早上回去的时候,父亲正忙着清扫垃圾。洗手间的门开着,里边散发着呕吐物刺鼻的气味。卧室里传出不同频率的呼噜声。客厅里因茶几和沙发都搬进了父亲的房间,显得很空旷。我那间屋子的门关着。父亲说:“我没让他们进去,怕把你床弄脏。”我从父亲手里抢过笤帚,让他赶紧去我的房间里休息会儿。再过一个小时,他还要去上班。

临近中午,表叔打来电话,向我打听去保定怎么坐车。他们这一站一站地跑是为了什么?晚上,我在父亲那里找到了答案。

鱼楠媳妇跟人跑了!对方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们以为我们同学之间肯定有联系,所以一路追过来。我开始理解鱼楠前一天晚上的举动:他一再向我打听那个小学同学的消息。他媳妇很漂亮。早年,他在村里挖矿,日子算是很富足的。可是这几年,城市的诱惑越来越大。鱼楠老实,不愿意出门。而我那位同学却不一样,他追求新鲜、刺激,几年间辗转于各大城市。他有过很多女朋友,却始终没有结婚。那一口夹杂着多地方言的普通话,不费吹灰之力,就燃起了山村少妇蠢蠢不安的心。听说,我那同学带她穷逛了几次商场、看了场电影就轻易地把她带走了。

鱼楠花光了积蓄,也没能找回媳妇。

后来,鱼楠回村里放羊去了。几个月后的某个深夜,有人敲他家的门。狗没有叫,人竟然走到门口。他以为是自己的父亲,懒洋洋走到门口,却看到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她伴着冷风一下撞过来。这个女人竟是自己的老婆。听说,他们私奔后再没看过电影,没逛过商场。许多次,他们住在火车站,甚至大桥底下,时常拿砖头当枕头。后来天冷了,她实在忍受不了,就回来了。村里不只鱼楠有这样的命运,但更多人的媳妇没有回来。传言中,她们要么跟了别的男人,要么一头扎进了灯红酒绿里,做着让长辈和族人蒙羞的工作。

我的弟媳最終也跑了。我听到父亲叹气:“条件好的那些人家的媳妇就没跑!”父亲把儿子婚姻的不顺归为自己的贫穷。弟弟他们只办了酒宴,没有领结婚证,这在老家不算新鲜。按照村俗,只要女方不松口,我家就不能提分手,否则那笔高额的彩礼就得打水漂。

父亲一心想着多挣些钱,这样就能贴补他们。希望儿媳念在长辈勤快的分上,可以回心转意。我一次次劝解他:“这件事不怨我们,是坏掉的风气和人心造成的。”父亲说:“还是因为咱家底薄。”我无言以对,只能背着他去找律师询问。

那天夜里,我梦见我们村子上空的天烂了一大块,大家满面愁容地往上看,生怕天会塌下来。父亲却在案板上不住和面,他说:“能补上。”可是怎么补?用他手里的面团吗?

父亲已经习惯了车间的生活,嘈杂的声响里,他不断打磨着那些管件。父亲也像管件一样,在这城市里经受着最大程度的打磨。

我有段时间经常加班,他回来后先不回家,而是在单位门口等我,然后陪我去买菜。有时会遇到我的同事,不等我介绍,同事就问:“这是你爸?”父亲这时会特别高兴,说:“你好,你好!”样子很滑稽。同事如果再说:“你跟你爸长得真像!”他就乐得五官移位了。

许多个夜晚,他独自在出租屋看电视,有时困得直打盹也不去床上睡,就为等我回来。那个在老家什么事儿也不做的父亲,在这里替我收拾屋子,给我洗衣服、袜子。好几次,我去吃加班餐,路过小区,看到出租屋里的灯还亮着,就叫他一起去。父亲喜欢跟我的同事、朋友们在一起。他说:“他们人真好,并不因为我们是农村人,看不起我们。”我对他说:“自己看得起自己就行。”他说:“很多时候,人不是这样的。”

我带父亲去过一次动物园。在那里,我们看到鳄鱼拖着笨重的身体一跃而起,在人们垂下的长竿下抢食物。那几个瘦弱的小鳄鱼也是如此,但它们没有命中目标。它们付出的辛苦并不少,却收获寥寥。其实,像父亲这样大批进城务工的人也是如此,不少人尝到了收获的甜头,更多的人品味着现实塞给他们的苦涩。

我见过父亲在他那间宿舍里吃面的场景。他食量大,要先吃面,再把馒头一块块掰碎,泡到面汤里。他尽量让自己的午餐预算不超过五块钱。看见父亲这样,我就如百爪挠心,悔恨自己曾经的奢侈和浪费。虽然在别人眼里,我是难得一见的节俭型姑娘。

父亲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要给我买衣服。琳琅满目的货物让他大开眼界。父亲给母亲买了件衣服,给我买了条裙子,都不超过五十块钱。他又买了几个超级大钉子,说是牛圈什么地方要用,又买了一管胶水,说是家里有件家具坏了,需要这种胶水,一直没买到。他还相中一个电锤,可因为报价太高,放下了。父亲这一代人跟年轻打工者不同,哪怕走得再远,也会据守着自己的家乡,想着家里那些需要修补的漏洞,需要收拾的器具;年轻的打工者一旦离开,想的是如何彻底与家乡决裂,在外地扎下根来,变成一个城里人。

那天,他给自己剩了一百块钱,把剩下的全部寄回了家,好像是五百块。

弟弟的婚事必须得有个了断。我已经咨询了律师,说彩礼中的大部分是可以要回来的。父亲觉得打官司这样的事不体面,为此,一拖再拖,直到麦收时节才准备回去。这期间我在异地的男友来过两次,我们定了婚期。如此一来,我就得离开S市。父亲原想,等忙完了家里的事,就带母亲来S市。他俩住在那间宿舍里,一起打磨管件。两人一个月挣三千多块,日积月累,也能有些积蓄。可这个设想终因其他突如而来的事情变成了幻想,父亲也得离开。

父亲把宿舍里的物品倒腾回来,跟厂里请辞。厂里同意他走,却没结清工资。从此,我一有空就往那里跑。娴的母亲也帮着说了不少话,却无济于事。厂里想尽办法克扣,每次都因为谈不下去而告终。父亲后来给我打过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要了,胳膊怎么也拧不过大腿。”

我一百个不服气。为了节省要账成本,我每次都骑着车子去。走过那条泥泞的小路,车胎就裹满泥浆。每次,我都低着头,心想,这段路隐藏着父亲多少脚印呢?

最无奈的时候,朋友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媒体。那天,我找出自己在报社工作时用过现已过期的工作证去了钢管厂。进门之后,那个工作人员抬了下头就忙自己的了。等我把工作证的封面亮给她看,说:“今天,我的身份不是给父亲要账的女儿,是XX报社的员工,咱们谈谈吧。”

那个人立马站起来,说去请示领导,也就是她的表哥。不一会儿,她回来,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单据,让我写上父亲的名字。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拿着那些钱出门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

那辆二八自行车,父亲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他宿舍的邻居。我看到两个男人交接、告別。父亲一直看着对方走远了才走。

我也要离开S市。这些年我的家当非常壮观,如果父亲不带走,就只能遗弃。父亲当然舍不得,他恨不得自己能有布袋和尚的神力,把它们统统打包。我们把其中一部分从邮局寄走,可剩下的依旧是座小山。可他却信心满满地说:“没问题!”临行前,我去了趟市场,把他相中的那个电锤买了下来。父亲爱不释手,却抱怨我乱花钱。

那天晚上,我送父亲进站。如果不是他频频回头,我很难从那些不断前移的蓝道道行李包中确认出哪个是他。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他们有的走在归乡的路上,有的在转往他乡的途中。我帮他把行李搬到了车厢,匆匆下车。我注视着坐在“大铁盒”里的父亲。我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彼此的心意却十分明了。一串泪珠迫不及待地从眼眶里爬出来,我不敢擦拭,努力支撑着面部的微笑。他也在极力控制,如果不是火车及时把他拉走,我就会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的那串眼泪一直积攒到半年之后我新婚的那一天。所有人满面欢笑,只有父亲在一捧开得炽烈的玫瑰、百合背后偷偷抹拭着泪水。在花朵的映衬之下,父亲的脸显得沟壑丛生。

在S市打工的经历,最终变成浪花碎在他生活的堤坝上。他时常说起我带他去超市,去某个饭店,去动物园……那是因为现实太过苦涩,他再没有得到其他的惊喜。他越是跟人炫耀我那段时间给予他的照顾,我越是心生愧疚。

我能想象父亲带着那一堆行李下火车后的情景。那个傍晚,父亲跟那些行李挤在弟弟的摩托车的后座,如一只巨大的蜗牛攀爬在盘山道上。

第三天,我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是我在S市给他办理的号码。他高声喊着我的名字,信号时断时续。还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就断线了。再打过去,先是“无法接通”,之后是“欠费”。我打家里电话,一直是占线的声音。我心里忽然被捅出个窟窿,担心得要命。我急忙托人上山去看,才知道村里的电话线路断了,父亲拿着手机爬上北边的山梁,只是想告诉我,他到家了。

后来,父亲经常用家里的电话拨那个弃用的号码,提示当然是“空号”。我问他,“你是要跟以前的自己通话吗?”有一次,他竟然打通了,对方还没有开口,父亲就赶紧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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