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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海涛 来源:  本站浏览:883        发布时间:[2015-04-21]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想
    从另一个角度看太阳,
             这是多么孩子气的事。
                    ——伊丽莎白.毕晓普《旅行问题》
 
                                               1.
 
      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看太阳”。这里的关键词是“为了”,因为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太阳。把每天都能实现的事情当成生命的目标,这正是诗人的伟大之处。
      但同样是看太阳,看的方式会一样吗?此则未必。按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说法,看鸫鸟都可以有十三种方式,何况是看太阳呢。
      比如太阳的颜色,一般我们都认为太阳是金色的,红色的,但偏有人写过“白太阳”、“绿太阳”、“黑太阳”。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写主人公葛利高里在埋葬了恋人阿克西妮亚之后,就看到了天空中旋转着一轮黑色的太阳,这个情节后来一直被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们津津乐道。
      还有太阳的状态。我们中国人习惯说“日出日落”,日出,也就是太阳升,或者太阳上山了;日落,也就是太阳落,或者太阳下山了,好像太阳没有其他状态,有之也无法言状,无须言状似的。但我知道太阳有一个最奇妙、最动人的状态,那是诗人艾青所写的——
 
             太阳向我们滚来……
 
      真是太美了!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诗的时候,骤然感到一种美的汹涌,美的扑面,美的窒息,大半天不想说话,也说不出话来。
      我后来不断向人这样推荐说——就好像你正站在大海边,就好像你正站在山峰上,穿一件黎明似的衬衫,披一条黑夜般的披风,眼看着太阳向你滚过来。
      那是1986年,我还在大学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者,无非是每天抱着一堆书,随便放到哪儿,就边看书边作笔记的人,而艾青的这句诗,我好像是在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看到的,具体出自哪首诗不提了,但书中的阐述我记得很清楚,说这首诗刚发表的时候,曾经受到闻一多先生的质疑,闻一多问:“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奔向太阳”呢?然后,编者就替艾青申辩道:先不说闻一多先生是否太苛刻,仅从艺术角度看,“我们奔向太阳”,也远不如“太阳滚向我们”有气势,因为,“太阳”是主动的,意味着历史是主动的,“太阳”从远古滚到现在,让我们和万物充满了生机……
      说实话,闻一多先生有过这种表现,很让我惊讶,也让我对这位写过《红烛》的大诗人有些失望。“我们奔向太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算不算得上诗的问题,除非再加上几个字,这样写:我们举着“红烛”奔向太阳——方可不负他一世的英名,以及才华和品位。
      还是“太阳向我们滚来”好。那一团伟大而神圣的火球,它竟然会向我们滚来,像一只足球那样,也像一头狮子那样,蹦跳地、顽皮地、乖觉地、天真可爱地、招之即来地、孤注一掷地向我们奔来,奔来做什么呢?是来和我们一起玩风筝吗?
     
                                              2.
 
       美国女诗人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也许是第一个把太阳比作狮子的人。
       毕晓普(1911-1979)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童年在加拿大外祖母家度过。她是个特别喜欢行走的人,曾数十次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欧洲、北非之间漫游和迁移,以诗集《南与北》确立了她在美国诗坛的地位。2009年春天,当我偶然读到她的诗集时,那种精确别致、清新冷艳的诗风立即引发了我的兴趣,不仅是阅读的兴趣,而且是翻译的兴趣。毕晓普一生只写了一百零一首诗作,我大约译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那首我并不太喜欢的《三月末》。
      之所以不太喜欢,是觉得这首诗写的太散文化了。三月是放风筝的季节(美国亦然,趣也),而《三月末》是写几个人在海滩上寻找断线风筝,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走着,东拉西扯,并因天冷风大而缩头缩脑,中间穿插着散乱的观察和回忆。这样的诗,即使当成散文看也是很没意思的散文,而我最后之所以决定把它译出来,可能因为当时也正赶上三月末,加之我的心绪也恰好有点散乱,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诗的结尾,毕晓普用了一个惊人的比喻——the lion sun,“太阳狮”——
 
                      .........他们可能一直在嘲笑太阳
            这头老狮子,虽然此刻太阳正在他们
            身后——这只在最后一次落潮时走过
            海滩,并留下他巨大而高贵的脚印的
            狮子,这只也许已把纸鸢掷上了天空,
            以便和他游戏的狮子。
 
      诗人设想风筝没有找到,是被太阳拿走了,留着自己玩耍。也许我译成“老狮子”是不恰当的,他实际上更像是一头小狮子,是属于“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那种贪玩的童狮,或是属于“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的那种顽劣的幼狮。总之,他拒绝责任,拒绝成长,他就那样天真烂漫,狮头狮脑,圆圆滚滚,兀自在天空中前窜后跳、跑来跑去、乐不可支地玩耍,差一点忘记了要落山回家。
       作为诗人,毕晓普以“高度客观性”的风格著称,这是美国大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对她的评价。她很少用比喻,尤其不爱用那种主观性较强、情感夸张的比喻。但这一次她用了,而且用得恰到好处,她实践了自己在另一首诗中的宣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重新打量太阳。
      这让我想起了莫奈的名画《日出.印象》,有人说印象派就是“重新发现阳光”的画派,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所谓文学的创新,艺术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太阳的重新打量,对阳光的重新发现呢?
                     
                                               3.
 
       有了“太阳狮”,我们对太阳的想象就比以前更丰富了,或者说获得了一种自由。
      “太阳中心论”无疑是伟大的真理,但就我们的心灵而言,还是前哥白尼时代的“地球中心论”更让人感到踏实和温暖,否则,按照地球围绕太阳转的道理,我们就不应该再说太阳“升起来”或“落下去”,而应该说太阳“压过来”或“闪过去”了。但是不!那样说是没有人性的,一个太阳压过来或闪过去的世界是没有人性的,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注定永远不变的是“太阳照样升起”,它可以君临大地,但同时也必须附属于大地!
       实际上,古人比我们更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口传心授,想出了“后羿射日”的神话,意在警示后人,不要把太阳看得太神圣,太了不起。《圣经》中的描述更是大有深意,说神用七天时间创造世界,最早创造的是光:“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但这光是与太阳无关的,因为直到第四天,神才创造了太阳、月亮与星辰。西谚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是因为,上帝对于世界,本身已经有了很深刻的思考。
      而更意味深长的是,根据“创世记”,不仅光先于太阳而被创造,植物,包括花草树木,也是先于太阳而生长的。我们中国文革期间有句歌词:“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与圣经的逻辑恰好相反。当然,宗教经典说的是信仰,不等于真理,我同意,但文革经典说的也是信仰,就等于真理吗?至少万物并不是只靠太阳就能生长,还要有雨露,还要有土壤,还要有人的殷勤劳作与呵护。
      还是回到光吧。毫无疑问,太阳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光源,但却并不是唯一的,即使对自然光来说也不是唯一的。美国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举过一个无可辩驳的例子,那就是闪电,闪电与太阳是无关的。而除了闪电,也许还有别的。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那种天地之间的神奇光芒,就或许和阳光并无关系;还有三月之光,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春天存在着一种光》中所描写的,似乎也未必和阳光有关系。
      阳光不是唯一的,太阳也并非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谁都知道,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思考就越感到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为什么康德不说太阳而说星空呢?这很值得探究,也许在康德看来,太阳不用思考就足以让人敬畏,还是他认为,太阳无论怎么思考都不足以让人敬畏,还是他觉得,对太阳这种独一无二、高高在上的天体,还是保持低调一点的赞美为好呢?
            
                                                4.
 
         太阳还是星空,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有个叫马克海姆(Edwin Markham)的诗人,他有一首小诗曾令我震撼,题为《第三奇观》,诗中说除了康德所说的星空和道德律之外,世界上还有一无所有的人民或穷人,他们默默的生存同样蔚为奇观,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和敬畏。我读后确实被震撼了,感动了,不仅译成汉语,还为此写了一篇短文——《伟大如康德也不能轻蔑人民》,但现在看来,多少还是感情用事了,读书不够,学理不通。康德确曾认为唯有知识才能构成人性的尊贵,但这种观点后来有所改变,根据罗曼.罗兰的《卢梭传》,促成这种改变的是在康德读了卢梭的著作之后,他开始理解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懂得尊重平民性了。这在他那句名言中已经表明,因为与太阳相比,星空就是具有平民性的,灿烂之星空,道德之律令,对人民的凝视,应该说已经寄寓在他对广袤星空的仰望之中了。
       我们可以赞美太阳,也应该赞美太阳。作为须臾离不开阳光和空气的人类,生命存在本身就决定了我们无可逃避地是太阳的赞美者。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道赞美太阳,仰望太阳,那是十分可怕的。
      尤其是当我们把伟人和领袖比作太阳的时候,比如中国的文革期间。
      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曾在1974年访问过中国,回国后当有记者问及他对中国的印象时,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符号学家”的回答很简洁,一言以蔽之:“中国是个缺乏能指的国家”。
      符号学中的“能指”是和“所指”相对应的。因此所谓缺乏“能指”,也许就是到处都是“所指”吧。就像我们随便说句什么话,就会被人理解为有所指,以至于有人说话需要特别声明:我是无所指的,但你说无所指,还是会被人理解为有所指。尤其文革期间,人们最怕的就是所指。所指复所指,所指何其多,所指披靡处,万事成蹉跎。
      巴特原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只留下了访问时记下的所有笔记。这些笔记在他逝世后被整理成书,先在法国后在美国出版,英文书名为Travels in China,可译为《中国见闻录》,读之,像我这样年纪的文革亲历者,既有亲切感,仿佛穿越回青春年代;也有羞愧感,因为,那是怎样一个贫乏而喧嚣,苍白而严酷的年代啊!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方兴未艾,人人都是理论家,个个都有学者范儿。巴特记下了那么多的话语细节,干部的、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一大套来,关于林彪和孔老二,关于倒退和复辟,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些当时不可一世的话语,竟让那个聪明绝顶的法国人毫无灵感,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几乎能窥见他那不断摇头和耸肩膀的样子,不加掩饰地表示着厌倦、无奈和无法理解。
      当然也有比较轻松的记述,比如写代表团有一次被安排在南京师范大学看演出,他写一个女孩儿出来唱歌,有偌大的民乐队伴奏,但巴特的心思却并不在演出上,而是速写了一幅“木琴下的女孩儿双脚”,虽是寥寥几笔,却传神了江南女孩儿的风情万种,可巴特又偏偏注明说:“这双脚很规矩,表明了女孩儿歌中断言的准确性”。
       那是什么断言呢?巴特记下了歌名:The Sun is Red 。
                
        5.
 
       The Sun is Red ——“太阳是红的”,我搜遍记忆,也拿不准这到底是当年的哪一首歌。  
     “东方红”肯定不对,“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也不对……噢,也许是这首吧,第一句是“天上的太阳红彤彤”,第二句是“地上的太阳是毛泽东”,对了,应该就是这首歌,虽然它被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儿唱着的时候,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刘国军没听见,但刘国军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
      刘国军学习一般,却非常喜欢写字,而且喜欢一边写一边哼着歌儿,哼什么歌儿就写什么字。出事儿那天,他正好哼的是“天上的太阳红呀么红彤彤哎”——   “红呀么”属于语气词、郎当韵,没什么大用,但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三个字的暗影处,刘国军的厄运正被酝酿。
      几天后我们才知道他写了“反标”,具体说就是把“红呀么”写成了“红他妈”,整句歌词就变成了“天上的太阳红他妈红彤彤哎”,而且字写得很大。也该他倒霉,这几个字我没看见,所有的同学都没看见,却偏偏让班长看见了,班长一直想整他,就向老师告了密,我们的班长叫李敬东。
      刘国军从此就成了批斗对象。记得那个夏天,我们曾多次批斗刘国军,班里批,学校也批,一直批到我们毕业。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只是偶尔听老家来的人说,刘国军混得很惨,好像连媳妇都没娶上,而且眼睛不知怎么也瞎了。
      太阳是红的,刘国军是瞎的。刘国军成了盲人。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也是个盲人,他说:“黑暗是我的太阳,寂静是我的月亮”,想一想,很悲愤,也很无奈,一种浩大的凄美。
      但前年夏天,突然有同学打电话,说刘国军从老家来沈阳了,想找我们聚聚。见了面才知道,国军并没有瞎,他的眼睛只是看上去有点问题,瞎黢黢的,颇似盲人。国军很文静,也没有传说中那么惨,他个子瘦高,虽然头发灰白,有些显老,但摇摇晃晃的,像是有几分仙风道骨。果然,国军说他这次到省里来,是参加什么周易研究会的年会的。问他眼睛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装瞎装惯了,因为平除了干活,还要给人家看个风水命相啥的,“你要是眼睛啥毛病没有,人家信不着啊”,不过他说,其实眼睛也确有毛病,是当年挨批斗时落下的,先是不敢看太阳,不敢看红色,后来有些年发展成色盲,再后来就成了雀懵眼,“我女人是玻璃花,我是雀懵眼哈”。原来他也成家了。他说因为当年那件事儿,他是被学校遣送回村的,从此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当兵不行,招工不行,当老师也不行,只能当老农民。身份不好,加上眼神不好,没人给媳妇啊,只能打光棍儿啊,直到五十来岁,才算找到个搭伙的女人,还带来个丫头。
      我们为他不平,说李敬东不是个东西,老师也不是个东西。
      国军摆摆手,说不怨他们,怨我自己,“谁让我瞎练字了呢?谁让我瞎唱歌了呢?谁让我不小心攻击着“红太阳”了呢?”国军的酒量好像不大,喝了几杯就有点激动的样子,他拿起酒和我碰了下杯,问:“不过你说,那太阳就只能是红色的吗?就不能是粉不溜丢的、黄不溜秋的吗?”我觉得他可能醉了,后来他很大声地说:
       现在我抬头看太阳,怎么花花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呢?
                                          
                                                6.
 
       人是可以被比作太阳的。我们看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场,罗密欧就捂着伤口说:看那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这是爱的极致,是一种美,但如果被比作太阳的是伟人和领袖,那就另当别论了,不是不可以,而是得当心,因为人的至高无上加上太阳的至高无上,会将许多美好的东西毁掉,至少会让我们变成雀懵眼。
      也许在这方面,动物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动画片《狮子王》,每当辛巴站在国王崖上,太阳总是他最意味深长的背景,但辛巴仍然很可爱。
      毕晓普的“太阳狮”可能并不想当狮子王,这也很好,他可以当风筝大师。
      去年八月,我去北京开会,遇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那是一个是由官方主办的活动,旨在加强两岸文学评论界的交流,大约有二十几位来自台湾和京沪等地的年轻学者和评论家出席。而我和其他几家刊物的主编之所以被邀请,是为了让我们选稿,主办者提前收集好两岸评论家的论文并寄发给我们,但作者是匿名的,让我们当场选取并发表评审意见。我选了五篇,其中一篇是关于诗歌的论文,作者对某位诗人的诗作《一头熊》给予了赞赏并展开评析,认为诗人把秋天的太阳比作一头熊,并进而隐喻在田野上劳作的父亲的形象,表现了突出的想象力。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但在发言中也顺便指出,觉得作者的材料准备不太够,比如,既然他分析的是“太阳熊”的意象,就不能不提到毕晓普的“太阳狮”,因为前者显然是对后者有所借鉴的,等等。
      我是即兴发言,并没考虑到作者是否在场。休息时,一个非常年轻、儒雅、秀气的年轻人找到正在外边吸烟的我,非常谦恭地鞠躬行礼,自我介绍说他叫蔡明谚,来自台湾成功大学,正在读博士。然后就不好意思地请教,说那篇评论就是他写的,而他确实不知道“太阳狮”,甚至也不知道美国女诗人毕晓普。他这样说,也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这不过是个知识点的问题,很简单,回去上网就可以查到:“毕晓普——Bishop”,我把汉字和英文都给他写在纸上,并提示Bishop在英文中还有“主教”的意思。
      几个月后,我陆续收到了五位作者重新发来的文章,而其中,蔡明谚的修改显然是更认真的,他不仅添加引证了毕晓普《三月末》一诗,对“太阳狮”的比喻作了阐释和发挥,而且还在注释中郑重地提了一笔:“此条材料由《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高海涛先生指出,特此致谢。”坦率地说,这位来自台湾的年轻学子让我不仅感动,也顿生敬意,都说台湾人讲传统文化,讲仁义廉耻,真是所言非虚,这包括生活,也包括做学问,“通灵深眷想,青鸟独飞来”,一瞬间,我觉得这条注释就像一只美丽的青鸟,伴随着中国古人的太阳传说翩翩飞过。
      文章排版时,我本想删去这条注释,因为没必要,我也不需要被感谢。但又想,作者远在台湾,不便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尊重作者的原文为好。况且,保留这条注释,可能更会凸显这位年轻人谦逊真诚的品质,他那种仿佛传承于清代“乾嘉学派”的严谨求实、彬彬有礼的风格,对于我们周围普遍存在并日益严重的矫饰虚夸的学术风气,或许也不无反省和参照意义吧。还是大批评家布鲁姆说得好,他在《伊丽莎白·毕晓普:太阳狮》一文中这样评析:诗人设想“太阳狮”把纸鸢抛上天空,以便自己玩耍,是说明太阳有比孤零零地站着更好的事情要做。
      我想同样,保留这条关于“太阳狮”注释,也是为了它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狮子在汉语中亦称狻麑,按辞典的解释,“狮”与“师”是相通的,但何以是相通的呢?却语焉不详,从语源学的角度,可能与佛教有关吧。不过要换个角度,我觉得也能说得通,那就是狮子比较可爱与好玩。苏东坡有诗曰:“天真烂漫是吾师”,天真烂漫,这本身就值得学习,本身就堪称师表啊。
      上世纪英国有一位叫鲁塞尔(Bertrand Russel)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根据他的设想和推断,宇宙间可能存在着一把瓷茶壶,它绕着太阳旋转,只是这瓷茶壶太小了,任何望远镜都观测不到。这个设想也够天真烂漫了,看来太阳这头老狮子或小狮子不仅喜欢玩风筝,当它玩累的时候,也许还喜欢喝点茶呢。而当它悠闲地喝茶,这“太阳狮”就更像风筝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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