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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宏图 来源:  本站浏览:858        发布时间:[2014-07-18]

       刘琪先生是位有感情的人,说起当年一起在呼玛县插队的战友,他都显示出一种亲情。再说起牺牲在那片大山里的战友,他又流露出悲戚之容。他说:“我们早就回来了,他们还长眠在大山里,坟头已被荒草湮没了。他们太孤独了,灵魂总在寂寞中。”
       我想,死亡本不属于青春,可他们在如花的季节死去了,或为崇高的理想献身,或夭折在意外的事故中,或被命运逼下了悬崖……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现在重提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是为了某种纪念,这种纪念的意义是不再发生。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我们才明白,人是第一宝贵的,保护青春就是保护最重要的国家财产,就是保护神圣的社会财富。因此,我还是记录下了刘琪告诉我的关于死亡的故事,尽管在前面的故事中,我已讲过几个。
       刘琪说:“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朋友在死神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他回忆:“1971年底,在金山大队插队的许元的死让知青们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宝贵。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的小石匠,十五岁的他和二哥一起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于是他们便扔下手里的工具,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的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人的子弹,被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后来还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这位老革命还是华东野战军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他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的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小五子的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牺牲了,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他们哥俩常有诗词往来,抒发雄心报国的豪情。那时,中苏边境尽管紧张,但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他从不甘人后。有一次,当地的老乡提出要和知青比赛割黄豆,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儿干得最好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的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一声不吭,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大家都说‘真是将门出虎子,小五子是好样的!’”
       悲剧发生在1971年12月26日,那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大家一起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着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一面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地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大家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着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着。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着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知青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一个知青在小五子身边帮着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小五子睁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同伴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包扎并采取了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点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着他们。半夜十二点,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赶来了。这时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着的李金锁戴上手铐。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大家才知道,李金锁擦枪时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节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小五子的哥哥和姐姐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山坡上。县委书记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哥哥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分,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就这样,李金锁被放了出来,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哥哥姐姐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他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
 开始几年,村里还经常有人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走了,也就没人去了。1978年夏天,有个朋友从上海回呼玛参加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他伤心地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
       听刘琪讲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一个白发母亲对埋在大山里的儿子的思念,让每个人都心痛。
       刘琪接着说,没想到,在他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从上海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场悲剧——
       “我们六个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六八届的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阿安不仅学习好,人也正。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因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着一伙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从林子里向道边倒运大木头,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拉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下的关系,好多计运材量。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五公斤豆油、五十公斤白面,还是合算’。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人家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人家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着礼物一起向林场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那位林场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着点儿,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他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1977年冬天,全国进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几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他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但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招生办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还有希望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小题大做,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朵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时,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他说他要回城就光明正大地回来。当年的高考在即,这应该是他返城的最好机会了。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起回队,他让我们先走。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起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那天,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纪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分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战友们对这美丽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他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海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谁也没想到,这真是他和我们的最后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因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到时候一定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打听这个干嘛?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大家就请阿安出题,让战友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于是,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们的朗诵声在大海上飞扬。
       6月3日早上六点半,刘琪睁开眼睛,对面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要吃早饭了,大家在船上上下转了几圈也没找到阿安。回到舱里,刘琪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他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待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别了,祝你们幸运!阿安78.6.3匆。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刘琪说,这封信在他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重的空气……“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像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像,能够在黄浦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黯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上海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像两边挂着一幅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把那个所长训了一顿。”
       最后刘琪告诉我,他们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几乎走得精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中的棺材里。刘琪说:“有机会你若到呼玛,到小五子的坟上看看吧!”我说:“会的,去年我还回到我下乡的山里为死去的战友上坟烧纸。”
       我想,无论葬在高山上的小五子,还是溶入大海的阿安,都是不该被忘记的。他们一个死得偶然,一个死得必然。偶然的死来临时,他很清醒,没有留下怨恨,显示出一个年轻而豁达的心胸。必然的死是他自愿的选择,因为他明辨是非看透现实,他纵身一跳激起的浪花不大,却像一把照亮天际的火把,在黑暗即将消逝的黎明前,十分耀眼。崇高的大山和广阔的大海是两个知青战友最后的选择,我和刘琪一样敬重和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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