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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473        发布时间:[2014-04-23]

 


    白 朗(1912—1994)原名刘东兰,曾用笔名弋白。女,汉族,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1931年在哈尔滨参加反日大同盟。曾任《国际协报》记者,文艺副刊主编,创办《文艺》周刊。1941年赴延安,任《解放日报》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东北日报》副刊部长兼东北文艺家协会出版部长,《东北文艺》副主编。1949年后,历任东北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一届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月夜到黎明》,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等,有《白朗文集》。


 
    在东北作家群中,我所熟悉的白朗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哈尔滨报坛走上文坛的。她才华横溢,命运多舛。尤其是她后半生的坎坷经历和饱受的种种磨难,更是令人思之痛心。

     我在1933年哈尔滨《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时,和白朗在一起同窗共事,直到当年10月被中共满洲省委派赴苏联学习,才不得不分离开,这一别就是50余年。1982年和1988年夏,我和老友萧军,几次一起去北京她就医的医院病房和她休养的家中,看望白朗。每次心情都是难言的沉重。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将我们这些当年满腔热血的青年,都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虽然,白朗已与世长辞多年了,我对白朗的记忆和深切的怀念,却是年逾一年刻骨铭心。

    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有一份比较进步的报纸《国际协报》,是张复生私人办的。张复生是山东掖县人,清朝末年屡试不第的秀才。他熟读经史,精通时务,壮年时愤世嫉俗,恨不得志,曾经伪装钦差大臣到各地私访,得到许多贪官污吏的财礼,发过一笔横财。为时不久,事情败露,避罪逃难到关东。初时在东北农村的私塾教书,后来到了哈尔滨经商,随之创办了一家报馆,出版发行《国际协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先后占领沈阳、长春、吉林,在尚未占领哈尔滨时,《国际协报》曾以《日本如此能亡我东北乎》为题,连续发表四五篇言词激烈的评论文章,号召东北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报上还及时报道了东北各地抗日斗争的的消息,鼓舞人民英勇奋斗。

    1933年4月,我一个人在《国际协报》编辑“国际公园”副刊版。由于报纸的发行量不断增加,广告量也急速增多,张复生决定把原来每日对开四版的报纸,扩增为对开八版。副刊在原来版面的基础上,再增加“妇女”、“儿童”、“卫生”、“体育”四个副刊专版,由于我忙不过来,报社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编辑主任王研石和我,负责招聘新的编采人员。

    招聘启事在报上发出后,每天都有人前来应聘。当时,白朗21岁,名叫刘莉,是众多应聘者之一。我知道白朗的爱人罗烽是党内同志,在呼兰火车站工作,直接领导我的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指示我尽最大努力把白郎吸收到报社里来。当时,王研石看好应聘的留日女青年关大为,她身材修美,仪态大方,着意聘为外勤记者。他认为白郎虽然文静、机敏,但有些矜持,难于融入社会交际圈,作记者工作有些不太如意。为了争取白朗进入报社编辑部,我向王研石一再强调,白朗年轻,富有文学天赋,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青年,坚持要聘用她为我的助理编辑。这样,王研石不得不同意我的意见。经社长张复生最后的面试,白朗和关大为都顺利过关,进入《国际协报》报社。

    在30年代的哈尔滨,女人当报社编辑,是一大社会新闻。白朗聪明智慧,温文尔雅,不仅是哈尔滨全市惟一的女编辑,也是东北的第一位女编辑。

    白郎到报社后,刚开始是负责协助我编辑每日半块版的文艺副刊《国际公园》。没有几个月,她就很快熟悉了所有编务工作。我和社长商谈后,就由她独立负责编辑妇女、儿童、卫生三个日报的周刊。她每周的编务工作都很紧张也很累,白朗从没有厌嫌和疲惫之意,每日都积极主动热情地把自己的邀稿和联系工作,一一做到实处,编稿和写稿也都很快、很细致、很认真。由于她的编务工作出色,王研石很快转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当众评价很好,但白郎对王研石却始终都不抱有好感。

    《国际协报》对于我和白朗的一生,都是终生难忘的。

    我来到《国际协报》,也有一番经历。在此之前,我在《东三省商报》做文艺副刊编辑。1932年8月,哈尔滨松花江水暴涨,冲毁了道外的堤坝,形成了一片汪洋。房屋被淹,灾民逃难,惨不忍睹。水灾过后,被淹过的地方到处是残垣断壁,大街小巷,污泥积水,满目凄凉。《国际协报》编辑斐馨园在报上发表了自己写的《鲍鱼之市》杂文,辛辣地讽刺了伪市长、汉奸鲍观澄。鲍观澄看了之后,大发雷霆,逼令《国际协报》开除裴馨园,否则就封闭报社。为此,他被迫辞职。

    在《国际协报》当编辑的陈稚虞,感到自己既要翻译外报的新闻稿件,又要编发文艺副刊稿件,有些忙不过来,就劝我离开《东三省商报》到《国际协报》来协助他编辑副刊。于是,我在当年的9月被聘入《国际协报》。

   1932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金伯阳和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吟秋认为我思想表现进步、言行诚挚可靠,又身居报社的新闻舆论和文艺副刊阵地,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定在《国际协报》社,建立一处哈尔滨地下党的秘密联系点。

    1933年1月,党组织指示我多团结社会各界的进步人士和文学青年,利用报纸多发表一些反映人民生活和现实社会状况的文章。同时,要注意隐蔽自己的政治身份,积极准备建立左联文艺团体,在哈尔滨形成一股宣传反满抗日的文学力量。

   我利用在报纸副刊发表文章的方式,为我的好友萧军、萧红、陈堤、金人、杨朔等发表了许多诗文,也常发表党内同志罗锋、舒群、金剑啸、李文光的文章。在机关、学校团结爱好文学写作的人士主要有温佩筠、任白鸥、于浣非、白涛、王关石、冯咏秋、刘昨非、陈也煜、孙虚生、李仲子、董济川、张铁弦、刘性成、张洁莲、张琅铎、韩笑斌、王淑贞等。他们写的新诗、散文、小说、随笔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读者都很喜欢看。

    现在回头来看,白朗和我一起编辑报纸副刊专版时,对当时的哈尔滨文学发展,实实在在地起到一定的促动作用


   白朗平时话语不多,心地善良,性格刚强、爽直,为人处事坦荡、明朗,是一位令人信赖和尊重的女性。

    我和白朗一起共事有半年多时间。白朗编辑稿件之余,还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文化艺术活动。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有个被称作“牵牛房”的地方,是位于哈尔滨十六道大街的一处房子。房子主人叫冯咏秋,爱好文学。他家三间房,两头间隔成两小间,中间是一间大客厅。在这间大客厅的窗外,种了很多牵牛花,开起来很好看,当时人们就把这间客厅叫作“牵牛房”。在三十年代初,这是哈尔滨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到“牵牛房”去,看见金剑啸正在给萧军、萧红和白朗、娄迪云几人导戏,剧名是《居住二楼的人》。萧军扮演剧中的杰姆,白朗扮演剧中的律师太太。当杰姆拿着手枪威胁律师太太时,萧军装出非常凶狠的样子,白朗却没有惊恐的表情,反而忍不住笑了出来,在场的人也都跟着笑起来。金剑啸认真严肃地指导,只有他一人不笑。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心里很是感动。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许多人都只顾着自己的事,谁还有心思看剧,他们却这样在认真地排剧。

    “星星剧团”用两个月时间,排了三个独幕剧。另两个剧名是《娘姨》、《一代为一代》。虽然剧排出来了,演出的场地总是找不到,剧团中的一个演员又突然被捕,大家担心受牵连,不久就忍痛解散了!

    在日常的交往中,我了解到白朗的原籍是沈阳,出生于1912年,原名叫刘东兰。她和罗锋从小青梅竹马,两家老人又是亲属。当两家搬到齐齐哈尔后,在 1929年秋白朗17岁与罗锋结了婚。罗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白朗开始不了解内情,还以为罗峰没有把心全放在家里和自己身上,心里对他有怨气和怨意。后来,了解了真相就自觉地帮助罗峰和党内的同志,印发传单、购买用品、安排住宿等。那时,她结婚不久为了党的地下工作,去典当行当过自己心爱的结婚首饰和衣物。

    1933年的春天来到了,金伯阳和党内的老吴住在瓦尔沙瓦小旅社,白天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到工厂去,晚上回来常有三五个人来看他们。这些人在一起,非常亲切,就像兄弟一般。杨朔看到他们相处的关系,感到很羡慕。他对我说:“在我的周围,见不到这样的人。”老吴是上海人,参加过三次大罢工,前额负过伤。这些同志我和杨朔都见过,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下工作的情况。

    一天上午,伯阳到报社找我。他对我说,有一位由乡下游击队来的同志要和他联系,来了很久没有联系上,需要在报纸上登一个启事,在道里九道街松江小饭馆会面。我们没有很好考虑,登了地点还登了时间,竟被日伪走狗们发觉了。我们会见后,我和游击队的同志走开了,脱离了走狗们的跟踪,金伯阳被敌人逮捕。他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被拷问了一夜。多亏他能说日语,又无任何证据,在第二天早晨就把他释放了。他带着满身的伤痛到报社告诉我要警惕,又到商市街告诉萧军和萧红要警惕。他这样关心同志,关心朋友的安全,使我们三人深受感动。

   过了几天,他要到乡下去,他担心走后我和组织会失掉联系,同我到中央大街一个公证人事务所,给我介绍了金剑啸同志。他不知道金剑啸(笔名巴来)这个人,是我已经很熟的朋友。我们彼此知道了是同志就更感到亲近。

   1933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我到苏联的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在我走后《国际协报》的所有副刊,就由白朗一人负责编辑。

   1935年秋,我在苏联的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担任侦察员回国。在哈尔滨见到关大为,她说白朗在我走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3年12月,由萧军组稿在长春《大同报》出版的“夜哨”,因发表有反满抗日思想情绪的作品,被当局勒令停刊后,白朗在1934年1月的《国际协报》上,创办了“文艺”周刊。不但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自己写的进步文艺作品,还大量发表了萧军、萧红、罗锋、陈隄、梁山丁、金剑啸等人大量的反映底层人民痛苦生活的文学作品。

   日本人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大街小巷。 1934年3月,中共满州省委遭到大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受着敌伪的严密监视,生活上感情上都承受着重负。她既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还得坚持在报社编好副刊。年轻的白朗以顽强的毅力和斗志,经历了从未遭受过的的苦难和考验。

    罗烽被判为共产党嫌疑犯,党组织设法营救,白朗四处奔走,呼海铁路200多名职工、同事的捐款,最后以重金贿赂了日本领事馆的高级人员,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不久,金人和一位同事掩护白朗夫妇登上火车,逃离了哈尔滨投奔上海,参加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

    1936年,我由东北的哈尔滨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1947年,又离开新疆来到甘肃的兰州。1949年,我在兰州大学任教时,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才知道,白朗当时在《东北日报》工作。我立刻打电报与她联系,并询问我的朋友萧军的下落。她很快回信告诉我萧军的地址和她与罗锋的近况。由此,我和不同音讯十六年的萧军才得以两地纸上谈心,倾诉别情。

 

                                  追求光明   坚持写作  

 

     1950年,由于全国高校科系大调整,我被高教部调到山东大学外文系任副主任,举家迁往青岛。在北京的萧军带着长子萧鸣到了青岛,在我的家中住40余天。我和老友萧军自从哈尔滨一别18年,各自历经磨难,得以重逢。经常倾心相谈哈尔滨的旧友,比较详尽地知道了白朗离开哈尔滨去上海之后的一段革命历程和悲惨遭遇。

     白朗和罗锋在抗日战争时,最先是在上海的艰苦条件下从事写作,以后到了武汉、重庆,参加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白朗和男同志一样,攀华山铁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峡,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一带,慰劳抗日将士。返回重庆后,白朗以日记体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记录作家访问团战斗生活的作品《我们十四个》,后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1940年初,她创作的中篇小说《老夫妻》,作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白朗还创作了一些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朗上了国民党追捕的黑名单,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让她化装成八路军办事处的家属,速撤到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艾思奇为副刊主任,同陈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一个时期,任理事。

     1942年,白朗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康生利用延安整风,制造了所谓的“抢救运动”。未曾想,冒险投身到延安的白朗竟被定为“抢救对象”,终日独自被监禁在一间小黑屋里。性格刚烈的白朗难以忍受被同志无端的怀疑,甚至予以严重的人格侮辱。在强烈的精神刺激下,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病态。幸亏党中央及时纠错,白朗接受了陪礼、道歉。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渐渐恢复了常态。 1945年她加入了党。之后,白朗和罗烽离开延安,到《东北日报》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初期,白朗在通化至朝鲜的卫生列车上,一面工作一面创作。写了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中篇小说《老夫妻》和短篇集《牺牲》、《伊鲁河畔》、《牛四地故事》、《北斗》等。

     全国解放后,她还代表蔡畅、邓颖超出席了国际妇联执委会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并奉周总理的委托,陪英国朋友费尔顿夫人去朝鲜访问。在这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出版)、《锻炼》(1957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四个女先进生产者》(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1955年,作家出版社)。《西行散记》、《斯大林——世界的光明》、《一面光荣的旗帜》、《锻炼》等散文集,创作了著名的中篇小说《为幸福的明天》。

     1956年,她出席了亚非作家代表大会以后,便拟定写一部长篇传记小说,正当她忙于搜集素材时,一场政治风暴又袭击到她头上来了。因为她同罗烽对文艺方针谈了点自己的看法,便被打成了攻击党的右派分子。他们蒙着奇冤,被赶出北京,强迫去辽宁的阜新煤矿劳动改造,以后又到了地毯厂。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气肿和气管喘息,在这沉重的劳动中加重了。疾病摧残着她,劳动折磨着她,政治压迫着她。从此,饱受苦难的白朗再次失去人的尊严,被人监视或厉声斥责。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失去了心爱的笔,也失去了作人的尊严。天天看到的是一双双监视的目光,听到的是厉声喝斥的语言。她不知自己有何罪,竟遭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过那时还有罗烽(罗烽也以同罪划成了右派)陪伴着她,宽慰着她,鼓励着她。

     其后在十年“文革”中,白朗和罗烽被关进中共辽宁省委“学习班”,挨批、挨斗、坐“喷气式”,弯腰、挂牌子……白朗的头衔是“大右派”、“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问她:“ ‘白’是反动的颜色,你为什么叫‘白朗’?”  白朗回答说:“白色纯洁,我喜欢白色。”于是她挨了毒打。

     1968年秋,白朗被赶到盘锦干校,继续接受强迫劳动和被批被斗。白天,强制做沉重的活,夜晚被突击审讯。年近六十岁的白朗,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于是,她又犯了在延安时得的精神病。

     我的情况并不比白朗的遭遇好些。自1955年在山东大学,被打成“胡风分子”后监禁5年,1962年被精简下放到农村“戴帽”思想改造,直至1978年才恢复了公民权。我得到自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萧军。

     当我走进西城区鸦儿胡同六号的院内时,先看见了萧鸣,他正挑着一担水要上楼,认出了是我,惊呼了一声:“方伯伯您来了!”就紧忙放下担子,引我上楼。我已73岁,老态龙钟,与他相别30余年竟然还能相识,不禁使我感叹他的眼力和记力之强,很像他的父亲萧军。

     我走上当年曾经多次走过的已经老化但还很坚固的木制楼梯,到了楼上,萧鸣拉开他父亲接待客人的房间门。萧军正坐在一只沙发上读报,听到门响,举目一看,认出是我,迅速放下报纸,急忙站起迎上前来。我们俩都激动得不想握手,而是互相紧紧拥抱。

     年已72岁的萧军,第一次让我看到他激动得两眼充满泪水。我也觉得一阵难忍的鼻酸,两眼湿润起来。我和萧军拥抱多时才放开双手,他扶着我一同坐在一只沙发上。他的第一句话就说:“真没有想到,我们还都能够活着见面!”然后又叹息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彼此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

     萧军与我经常昼夜长谈。我们共同回忆起在哈尔滨的“东北作家群”一些老友,先后分别后参加革命的种种际遇。在尚存的老友中,最数白朗的精神和身体备受煎熬,已经衰弱到极点。白朗自从在抚顺一病多年医治未愈。白朗同我和萧军的遭遇比起来,显然程度不同,但作为都是从三十年代哈尔滨走出的文学朋友,还是心心相连,同命相怜!

 

                             垂暮之年  北京惜别

 

     1982年夏,为祝贺萧军七十五寿辰,我再次由本溪赴京。在京期间,我和萧军到白朗入住的305医院病房,看望了刚刚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白朗。

     她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了。躺在病床上,幸好还能认出我,神志有些不清地说:“林郎(我在哈时的笔名),几十年了,你和萧军还健在,幸运!幸运啊!我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她总不停地重复说后面那句话。当时,我和萧军心里都非常难过,想到当年在哈尔滨富有才华和青春朝气的白朗,眼前竟被摧残得这样,实在目不忍睹。

     回到本溪后,我曾给白朗写信问候,许久没有得到她的回信。后来听萧军说,白朗在“文革”中,由于心灵和肉体受到严重伤害,曾发过誓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也许,这就是她不给我回信的原因吧。

     1988年夏萧军病危,我再次从辽东的本溪乘火车来到北京。6月22日,萧军病逝。在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代父母前来吊唁的白朗的女儿白莹。在那种场合,我们是不宜交谈其他话语。送走萧军,我的身心也衰弱到极点。我知道自己已值暮年,再来北京的机会也没有多少了,在离京前我独自两次探望了在家养病的白朗。

     这时,年迈的白朗病情稍有点好转,神志比较清醒。她给我一一介绍了家人,老态龙钟的罗烽已经认不清我了,白朗向他介绍了我,罗烽才如梦惊醒,仿佛隔世相见。白朗亲手赠给我一幅她的全家合影照片,还有出版不久的一部《白朗文集》。1988年7月初,是我最后一次到白朗家中道别,不巧白朗正在午睡。我与她的家人在客厅闲聊等待。不多时白朗醒来后,知道我特意来向她告别,感动不已。她把自己多年用过的一只放大镜,执意送给我作为纪念。那天,我们互道珍重后就惜惜相别了。回到本溪之后,我同她的女儿白莹、儿子傅英都有过书信往来。

     1994年2月7日,享年82岁的白朗与世长辞。我当时住在辽宁的桓仁县城,突然接到白朗病逝的讣告,由于担心自己再也经受不了与老友诀别的精神打击,没有去北京八宝山参加白朗的告别悼念活动。只是在辽东的山城寓所,我给桌上镜架里白朗的遗像旁,放上一支她生前喜欢的鲜花。

     白朗是东北作家群中,与萧红几乎同时走上文学道路的著名女作家。她一生的坎坷遭遇,值得后人深思和怀念!

     在东北作家群中,我所熟悉的白朗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哈尔滨报坛走上文坛的。她才华横溢,命运多舛。尤其是她后半生的坎坷经历和饱受的种种磨难,更是令人思之痛心。

     我在1933年哈尔滨《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时,和白朗在一起同窗共事,直到当年10月被中共满洲省委派赴苏联学习,才不得不分离开,这一别就是50余年。1982年和1988年夏,我和老友萧军,几次一起去北京她就医的医院病房和她休养的家中,看望白朗。每次心情都是难言的沉重。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将我们这些当年满腔热血的青年,都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虽然,白朗已与世长辞多年了,我对白朗的记忆和深切的怀念,却是年逾一年刻骨铭心。

 

                             应聘报坛 共事编辑

 

     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有一份比较进步的报纸《国际协报》,是张复生私人办的。张复生是山东掖县人,清朝末年屡试不第的秀才。他熟读经史,精通时务,壮年时愤世嫉俗,恨不得志,曾经伪装钦差大臣到各地私访,得到许多贪官污吏的财礼,发过一笔横财。为时不久,事情败露,避罪逃难到关东。初时在东北农村的私塾教书,后来到了哈尔滨经商,随之创办了一家报馆,出版发行《国际协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先后占领沈阳、长春、吉林,在尚未占领哈尔滨时,《国际协报》曾以《日本如此能亡我东北乎》为题,连续发表四五篇言词激烈的评论文章,号召东北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报上还及时报道了东北各地抗日斗争的的消息,鼓舞人民英勇奋斗。

     1933年4月,我一个人在《国际协报》编辑“国际公园”副刊版。由于报纸的发行量不断增加,广告量也急速增多,张复生决定把原来每日对开四版的报纸,扩增为对开八版。副刊在原来版面的基础上,再增加“妇女”、“儿童”、“卫生”、“体育”四个副刊专版,由于我忙不过来,报社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编辑主任王研石和我,负责招聘新的编采人员。

     招聘启事在报上发出后,每天都有人前来应聘。当时,白朗21岁,名叫刘莉,是众多应聘者之一。我知道白朗的爱人罗烽是党内同志,在呼兰火车站工作,直接领导我的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指示我尽最大努力把白郎吸收到报社里来。当时,王研石看好应聘的留日女青年关大为,她身材修美,仪态大方,着意聘为外勤记者。他认为白郎虽然文静、机敏,但有些矜持,难于融入社会交际圈,作记者工作有些不太如意。为了争取白朗进入报社编辑部,我向王研石一再强调,白朗年轻,富有文学天赋,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青年,坚持要聘用她为我的助理编辑。这样,王研石不得不同意我的意见。经社长张复生最后的面试,白朗和关大为都顺利过关,进入《国际协报》报社。

     在30年代的哈尔滨,女人当报社编辑,是一大社会新闻。白朗聪明智慧,温文尔雅,不仅是哈尔滨全市惟一的女编辑,也是东北的第一位女编辑。

     白郎到报社后,刚开始是负责协助我编辑每日半块版的文艺副刊《国际公园》。没有几个月,她就很快熟悉了所有编务工作。我和社长商谈后,就由她独立负责编辑妇女、儿童、卫生三个日报的周刊。她每周的编务工作都很紧张也很累,白朗从没有厌嫌和疲惫之意,每日都积极主动热情地把自己的邀稿和联系工作,一一做到实处,编稿和写稿也都很快、很细致、很认真。由于她的编务工作出色,王研石很快转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当众评价很好,但白郎对王研石却始终都不抱有好感。

     《国际协报》对于我和白朗的一生,都是终生难忘的。

     我来到《国际协报》,也有一番经历。在此之前,我在《东三省商报》做文艺副刊编辑。1932年8月,哈尔滨松花江水暴涨,冲毁了道外的堤坝,形成了一片汪洋。房屋被淹,灾民逃难,惨不忍睹。水灾过后,被淹过的地方到处是残垣断壁,大街小巷,污泥积水,满目凄凉。《国际协报》编辑斐馨园在报上发表了自己写的《鲍鱼之市》杂文,辛辣地讽刺了伪市长、汉奸鲍观澄。鲍观澄看了之后,大发雷霆,逼令《国际协报》开除裴馨园,否则就封闭报社。为此,他被迫辞职。

     在《国际协报》当编辑的陈稚虞,感到自己既要翻译外报的新闻稿件,又要编发文艺副刊稿件,有些忙不过来,就劝我离开《东三省商报》到《国际协报》来协助他编辑副刊。于是,我在当年的9月被聘入《国际协报》。

     1932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金伯阳和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吟秋认为我思想表现进步、言行诚挚可靠,又身居报社的新闻舆论和文艺副刊阵地,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定在《国际协报》社,建立一处哈尔滨地下党的秘密联系点。

     1933年1月,党组织指示我多团结社会各界的进步人士和文学青年,利用报纸多发表一些反映人民生活和现实社会状况的文章。同时,要注意隐蔽自己的政治身份,积极准备建立左联文艺团体,在哈尔滨形成一股宣传反满抗日的文学力量。

     我利用在报纸副刊发表文章的方式,为我的好友萧军、萧红、陈堤、金人、杨朔等发表了许多诗文,也常发表党内同志罗锋、舒群、金剑啸、李文光的文章。在机关、学校团结爱好文学写作的人士主要有温佩筠、任白鸥、于浣非、白涛、王关石、冯咏秋、刘昨非、陈也煜、孙虚生、李仲子、董济川、张铁弦、刘性成、张洁莲、张琅铎、韩笑斌、王淑贞等。他们写的新诗、散文、小说、随笔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读者都很喜欢看。

     现在回头来看,白朗和我一起编辑报纸副刊专版时,对当时的哈尔滨文学发展,实实在在地起到一定的促动作用。

                               投身革命  舍生忘死

 

     白朗平时话语不多,心地善良,性格刚强、爽直,为人处事坦荡、明朗,是一位令人信赖和尊重的女性。

     我和白朗一起共事有半年多时间。白朗编辑稿件之余,还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文化艺术活动。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有个被称作“牵牛房”的地方,是位于哈尔滨十六道大街的一处房子。房子主人叫冯咏秋,爱好文学。他家三间房,两头间隔成两小间,中间是一间大客厅。在这间大客厅的窗外,种了很多牵牛花,开起来很好看,当时人们就把这间客厅叫作“牵牛房”。在三十年代初,这是哈尔滨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到“牵牛房”去,看见金剑啸正在给萧军、萧红和白朗、娄迪云几人导戏,剧名是《居住二楼的人》。萧军扮演剧中的杰姆,白朗扮演剧中的律师太太。当杰姆拿着手枪威胁律师太太时,萧军装出非常凶狠的样子,白朗却没有惊恐的表情,反而忍不住笑了出来,在场的人也都跟着笑起来。金剑啸认真严肃地指导,只有他一人不笑。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心里很是感动。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许多人都只顾着自己的事,谁还有心思看剧,他们却这样在认真地排剧。

     “星星剧团”用两个月时间,排了三个独幕剧。另两个剧名是《娘姨》、《一代为一代》。虽然剧排出来了,演出的场地总是找不到,剧团中的一个演员又突然被捕,大家担心受牵连,不久就忍痛解散了!

     在日常的交往中,我了解到白朗的原籍是沈阳,出生于1912年,原名叫刘东兰。她和罗锋从小青梅竹马,两家老人又是亲属。当两家搬到齐齐哈尔后,在 1929年秋白朗17岁与罗锋结了婚。罗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白朗开始不了解内情,还以为罗峰没有把心全放在家里和自己身上,心里对他有怨气和怨意。后来,了解了真相就自觉地帮助罗峰和党内的同志,印发传单、购买用品、安排住宿等。那时,她结婚不久为了党的地下工作,去典当行当过自己心爱的结婚首饰和衣物。

     1933年的春天来到了,金伯阳和党内的老吴住在瓦尔沙瓦小旅社,白天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到工厂去,晚上回来常有三五个人来看他们。这些人在一起,非常亲切,就像兄弟一般。杨朔看到他们相处的关系,感到很羡慕。他对我说:“在我的周围,见不到这样的人。”老吴是上海人,参加过三次大罢工,前额负过伤。这些同志我和杨朔都见过,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下工作的情况。

     一天上午,伯阳到报社找我。他对我说,有一位由乡下游击队来的同志要和他联系,来了很久没有联系上,需要在报纸上登一个启事,在道里九道街松江小饭馆会面。我们没有很好考虑,登了地点还登了时间,竟被日伪走狗们发觉了。我们会见后,我和游击队的同志走开了,脱离了走狗们的跟踪,金伯阳被敌人逮捕。他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被拷问了一夜。多亏他能说日语,又无任何证据,在第二天早晨就把他释放了。他带着满身的伤痛到报社告诉我要警惕,又到商市街告诉萧军和萧红要警惕。他这样关心同志,关心朋友的安全,使我们三人深受感动。

     过了几天,他要到乡下去,他担心走后我和组织会失掉联系,同我到中央大街一个公证人事务所,给我介绍了金剑啸同志。他不知道金剑啸(笔名巴来)这个人,是我已经很熟的朋友。我们彼此知道了是同志就更感到亲近。

     1933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我到苏联的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在我走后《国际协报》的所有副刊,就由白朗一人负责编辑。

     1935年秋,我在苏联的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担任侦察员回国。在哈尔滨见到关大为,她说白朗在我走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3年12月,由萧军组稿在长春《大同报》出版的“夜哨”,因发表有反满抗日思想情绪的作品,被当局勒令停刊后,白朗在1934年1月的《国际协报》上,创办了“文艺”周刊。不但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自己写的进步文艺作品,还大量发表了萧军、萧红、罗锋、陈隄、梁山丁、金剑啸等人大量的反映底层人民痛苦生活的文学作品。

     日本人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大街小巷。 1934年3月,中共满州省委遭到大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受着敌伪的严密监视,生活上感情上都承受着重负。她既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还得坚持在报社编好副刊。年轻的白朗以顽强的毅力和斗志,经历了从未遭受过的的苦难和考验。

     罗烽被判为共产党嫌疑犯,党组织设法营救,白朗四处奔走,呼海铁路200多名职工、同事的捐款,最后以重金贿赂了日本领事馆的高级人员,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不久,金人和一位同事掩护白朗夫妇登上火车,逃离了哈尔滨投奔上海,参加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

     1936年,我由东北的哈尔滨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1947年,又离开新疆来到甘肃的兰州。1949年,我在兰州大学任教时,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才知道,白朗当时在《东北日报》工作。我立刻打电报与她联系,并询问我的朋友萧军的下落。她很快回信告诉我萧军的地址和她与罗锋的近况。由此,我和不同音讯十六年的萧军才得以两地纸上谈心,倾诉别情。

 

                                  追求光明   坚持写作  

 

     1950年,由于全国高校科系大调整,我被高教部调到山东大学外文系任副主任,举家迁往青岛。在北京的萧军带着长子萧鸣到了青岛,在我的家中住40余天。我和老友萧军自从哈尔滨一别18年,各自历经磨难,得以重逢。经常倾心相谈哈尔滨的旧友,比较详尽地知道了白朗离开哈尔滨去上海之后的一段革命历程和悲惨遭遇。

     白朗和罗锋在抗日战争时,最先是在上海的艰苦条件下从事写作,以后到了武汉、重庆,参加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白朗和男同志一样,攀华山铁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峡,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一带,慰劳抗日将士。返回重庆后,白朗以日记体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记录作家访问团战斗生活的作品《我们十四个》,后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1940年初,她创作的中篇小说《老夫妻》,作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白朗还创作了一些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朗上了国民党追捕的黑名单,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让她化装成八路军办事处的家属,速撤到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艾思奇为副刊主任,同陈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一个时期,任理事。

     1942年,白朗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康生利用延安整风,制造了所谓的“抢救运动”。未曾想,冒险投身到延安的白朗竟被定为“抢救对象”,终日独自被监禁在一间小黑屋里。性格刚烈的白朗难以忍受被同志无端的怀疑,甚至予以严重的人格侮辱。在强烈的精神刺激下,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病态。幸亏党中央及时纠错,白朗接受了陪礼、道歉。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渐渐恢复了常态。 1945年她加入了党。之后,白朗和罗烽离开延安,到《东北日报》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初期,白朗在通化至朝鲜的卫生列车上,一面工作一面创作。写了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中篇小说《老夫妻》和短篇集《牺牲》、《伊鲁河畔》、《牛四地故事》、《北斗》等。

     全国解放后,她还代表蔡畅、邓颖超出席了国际妇联执委会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并奉周总理的委托,陪英国朋友费尔顿夫人去朝鲜访问。在这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出版)、《锻炼》(1957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四个女先进生产者》(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1955年,作家出版社)。《西行散记》、《斯大林——世界的光明》、《一面光荣的旗帜》、《锻炼》等散文集,创作了著名的中篇小说《为幸福的明天》。

     1956年,她出席了亚非作家代表大会以后,便拟定写一部长篇传记小说,正当她忙于搜集素材时,一场政治风暴又袭击到她头上来了。因为她同罗烽对文艺方针谈了点自己的看法,便被打成了攻击党的右派分子。他们蒙着奇冤,被赶出北京,强迫去辽宁的阜新煤矿劳动改造,以后又到了地毯厂。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气肿和气管喘息,在这沉重的劳动中加重了。疾病摧残着她,劳动折磨着她,政治压迫着她。从此,饱受苦难的白朗再次失去人的尊严,被人监视或厉声斥责。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失去了心爱的笔,也失去了作人的尊严。天天看到的是一双双监视的目光,听到的是厉声喝斥的语言。她不知自己有何罪,竟遭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过那时还有罗烽(罗烽也以同罪划成了右派)陪伴着她,宽慰着她,鼓励着她。

     其后在十年“文革”中,白朗和罗烽被关进中共辽宁省委“学习班”,挨批、挨斗、坐“喷气式”,弯腰、挂牌子……白朗的头衔是“大右派”、“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问她:“ ‘白’是反动的颜色,你为什么叫‘白朗’?”  白朗回答说:“白色纯洁,我喜欢白色。”于是她挨了毒打。

     1968年秋,白朗被赶到盘锦干校,继续接受强迫劳动和被批被斗。白天,强制做沉重的活,夜晚被突击审讯。年近六十岁的白朗,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于是,她又犯了在延安时得的精神病。

     我的情况并不比白朗的遭遇好些。自1955年在山东大学,被打成“胡风分子”后监禁5年,1962年被精简下放到农村“戴帽”思想改造,直至1978年才恢复了公民权。我得到自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萧军。

     当我走进西城区鸦儿胡同六号的院内时,先看见了萧鸣,他正挑着一担水要上楼,认出了是我,惊呼了一声:“方伯伯您来了!”就紧忙放下担子,引我上楼。我已73岁,老态龙钟,与他相别30余年竟然还能相识,不禁使我感叹他的眼力和记力之强,很像他的父亲萧军。

     我走上当年曾经多次走过的已经老化但还很坚固的木制楼梯,到了楼上,萧鸣拉开他父亲接待客人的房间门。萧军正坐在一只沙发上读报,听到门响,举目一看,认出是我,迅速放下报纸,急忙站起迎上前来。我们俩都激动得不想握手,而是互相紧紧拥抱。

     年已72岁的萧军,第一次让我看到他激动得两眼充满泪水。我也觉得一阵难忍的鼻酸,两眼湿润起来。我和萧军拥抱多时才放开双手,他扶着我一同坐在一只沙发上。他的第一句话就说:“真没有想到,我们还都能够活着见面!”然后又叹息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彼此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

     萧军与我经常昼夜长谈。我们共同回忆起在哈尔滨的“东北作家群”一些老友,先后分别后参加革命的种种际遇。在尚存的老友中,最数白朗的精神和身体备受煎熬,已经衰弱到极点。白朗自从在抚顺一病多年医治未愈。白朗同我和萧军的遭遇比起来,显然程度不同,但作为都是从三十年代哈尔滨走出的文学朋友,还是心心相连,同命相怜!

 

                             垂暮之年  北京惜别

 

     1982年夏,为祝贺萧军七十五寿辰,我再次由本溪赴京。在京期间,我和萧军到白朗入住的305医院病房,看望了刚刚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白朗。

     她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了。躺在病床上,幸好还能认出我,神志有些不清地说:“林郎(我在哈时的笔名),几十年了,你和萧军还健在,幸运!幸运啊!我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她总不停地重复说后面那句话。当时,我和萧军心里都非常难过,想到当年在哈尔滨富有才华和青春朝气的白朗,眼前竟被摧残得这样,实在目不忍睹。

     回到本溪后,我曾给白朗写信问候,许久没有得到她的回信。后来听萧军说,白朗在“文革”中,由于心灵和肉体受到严重伤害,曾发过誓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也许,这就是她不给我回信的原因吧。

     1988年夏萧军病危,我再次从辽东的本溪乘火车来到北京。6月22日,萧军病逝。在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代父母前来吊唁的白朗的女儿白莹。在那种场合,我们是不宜交谈其他话语。送走萧军,我的身心也衰弱到极点。我知道自己已值暮年,再来北京的机会也没有多少了,在离京前我独自两次探望了在家养病的白朗。

     这时,年迈的白朗病情稍有点好转,神志比较清醒。她给我一一介绍了家人,老态龙钟的罗烽已经认不清我了,白朗向他介绍了我,罗烽才如梦惊醒,仿佛隔世相见。白朗亲手赠给我一幅她的全家合影照片,还有出版不久的一部《白朗文集》。1988年7月初,是我最后一次到白朗家中道别,不巧白朗正在午睡。我与她的家人在客厅闲聊等待。不多时白朗醒来后,知道我特意来向她告别,感动不已。她把自己多年用过的一只放大镜,执意送给我作为纪念。那天,我们互道珍重后就惜惜相别了。回到本溪之后,我同她的女儿白莹、儿子傅英都有过书信往来。

     1994年2月7日,享年82岁的白朗与世长辞。我当时住在辽宁的桓仁县城,突然接到白朗病逝的讣告,由于担心自己再也经受不了与老友诀别的精神打击,没有去北京八宝山参加白朗的告别悼念活动。只是在辽东的山城寓所,我给桌上镜架里白朗的遗像旁,放上一支她生前喜欢的鲜花。

     白朗是东北作家群中,与萧红几乎同时走上文学道路的著名女作家。她一生的坎坷遭遇,值得后人深思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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